蒋寅|平常心看日本：日本人是工作狂吗

还是在中学时代，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短讯，说有个日本人移居德国，找了份工作，干得很起劲。没多久竟遭德国同事起诉，告他工作太卖力，无形中给同事造成压力，提高了劳动强度。这个故事在同学中传为笑谈，日本人的“工作狂”形像，从此深印在我的脑海。

刚到日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かんばれ”（努力，加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无论你在学习、工作、体育锻炼，人们都会对你说“かんばれ”，分手道别或书信的结束也会说“かんばれ”。最有趣的是祝贺新婚夫妇，也有说“かんばれ”的，不知道是什么涵意。日本人仿佛与生俱来地“かんばれ”，整个社会、全体国民就生活在“かんばれ”的氛围中。

有一首太平洋战争期间流行于日本海军中的军歌，叫《月月火水木金金》，堪为“工作狂”作个写照。日语以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表示周日至周六，“月月火水木金金”意谓每周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没有周末。想象一下日本人唱着这样的歌埋头工作的情景吧，那不是工作狂是什么？

起初我与中国来的朋友聊天，说起日本人的敬业和办事效率，好生敬佩。朋友颇有不屑，说日本人做工作不是高效率，而是高投入。日本人办事的速度决不快，程序之复杂和人事之纠缠决不亚于中国人。比方说，同样是三天决定一件事，美国人也许开了两次会，而日本人也许开了五次会，所以说日本的高速度来自高投入而不是高效率。当时我新来乍到，接触日本社会不多，无从判断他的说法是否有理。等我在日本前后生活了两年，略知日本人的工作状况，看法就逐渐改变了。不再觉得日本人是工作狂，起码不像中国人一般印象中的那样。

首先，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对工作，与其说是拼命，还不如说是要造成拼命的印象。有一个细节，在我看来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在街头施工之地，总能看到工人穿着一种很像查理·卓别林穿的大裤腿工作裤，唯一不同的是那裤腿比卓别林的裤子远要夸张地大。毫不夸张地说，里面装个婴孩绰绰有余。那么大的裤腿，工作并不见得利落，而工人们却乐意穿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晃，架式有点像相扑力士。那姿态仿佛就是在告诉你——我在工作！所以，这裤子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便利工作，还不如说是要显示一个工作的姿态。

工作的姿态，这是最重要的。

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事务室是一间大屋子，一个科分一块地方，用低低的隔板隔开。我每天离校都已天黑，路过事务室，总见各科都有人埋头工作，那必是科长在加班。早上也总是他们先到，科长嘛。大凡公司、机关莫不如此，干部总要早到晚走。也不知道是不是果真有那么多工作要每天加班，但科长需要给下属努力工作的印象。他们以身作则的姿态，对下属正是最好的激励。

工作的姿态还使工作者拥有特别的气魄。比如城里汽车一般是不按喇叭的，但工程车却例外，彷佛它在工作就有特权。而运输车通常也比轿车开得缺乏礼貌。我有一次天黑骑行在北白川路，经过一个小路口时正值绿灯，我当然迳直而过，不料小路里突然开出一辆卡车，紧贴着我的自行车急刹住，让我一惊非小。他的车头已远超出停车线，伸到人行道上来。这在轿车是决不会出现的，必然离停车线很远就减速慢停，而卡车却不在乎——只因为它在工作！

因为工作的姿态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可以不管工作的结果，而只注意工作本身。我不止一次听到中国留学生说，打工时累了只能手放慢些，决不能歇下来，日本人最看不得人工作时休息，即便你麻利将活儿干完，上司或老板也会给你再派活儿。这在中国叫作“鞭打快牛”，日本大概就叫“かんばれ”。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显然无法杜绝磨洋工。表面上干得一刻不停，实际效率却不高；或变着法儿偷懒，找借口开小差。京都大学座落在吉田山根，从京大正门到吉田神社参道的一段围墙甚是僻静，每天都有一溜轿车停在那儿。除两三辆TAXI外，几乎每辆车里都有人仰靠着打盹儿。朋友告诉我，那都是公司职员，办完事在这儿睡觉，捱到下班时间再回公司。由此我看到“工作狂”的另一面。

其实近二十年来，日本的社会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以前日本人对工作的热情的确堪称“工作狂”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福利的发展，人们对工作的狂热已日益为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所取代。年青一代普遍比老辈更看重享受，“工作狂”不再为人们所崇尚。到八十年代，人们更愿意增加的是休息和娱乐，而不是薪水。进入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紧缩，景气低迷，人们重又关注收入的增长。但增加收入的愿望已不是建立在增加劳动强度的前提上，而是建立在能力主义的观念上。

在日本那种家族式的企业形态中，职员的薪水与他的生产率没有太大的关系，薪水是按年资增长的。能力强的人可以承担重任，但不涨工资。一个年轻有为的部门主管，干死干活，薪水也比不上碌碌无为的老职员，这未免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年青一代希望打破传统的资历主义分配原则，以能力的竞争赢得相应的报酬，反对超时工作和家长制的管理作风。这种新观念给日本社会造成的冲击，是传统的终生雇佣制开始动摇，转职和“跳槽”现象日益增多，而企业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局面，也不得不减少终身聘用员工，而代之以短期合同和兼职合同聘用员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日本的雇佣制度和分配制度明显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并正在人们工作观念的变迁中显露端倪。

原载《当代工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