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绝望与觉悟的隐喻—杜甫一组咏枯病树诗论析

一

英国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序言中曾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左右才行”，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一文曾引述其说，将五个条件概括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1]。前四个条件都是毫无疑义、不言而喻的，只有第五个条件比较复杂，无论是关于蜕变的定义还是具体例证的指认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奥登强调的是伟大作家的创作一生都会经历若干转折，甚至直到晚年都不曾定型。

以此衡量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奥登的说法。杜甫的诗歌创作明显经历了多次蜕变，这些蜕变构成了杜诗的阶段性，从而产生从胡适《白话文学史》的三期说到裴斐《杜诗分期研究》的八期说等各种杜诗分期，而且它们划定的阶段性对于杜甫创作历程来说是不等价的——某个阶段被视为诗人风格的形成期，某个阶段被视为诗人思想或风格蜕变的重大转折时期，某个阶段被视为主导风格或技巧的成熟时期。关于杜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成熟时期，在宋代就已形成一致的看法，那就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2]。而对于杜甫诗歌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则尚有分歧看法。自建国以来，前辈学者多依据三《吏》三《别》这两组描写战乱现实的诗作，将乾元二年（759）视为杜甫诗歌创作产生飞跃的一年，如冯至说：“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和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3]朱东润也认为：“759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的其他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就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4]先师程千帆先生则将《饮中八仙歌》视为杜甫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表征，认为杜甫在旅居长安后期已直觉到王朝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不太美妙，逐渐从沉湎中清醒过来，虽然一时还难以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做出深刻的判断，但错愕、怅惋之余，以客观之笔描绘了特定时代中的一群貌似不受世俗羁绊而实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之中”的饮者形象[5]，其背后实际上蕴含了诗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终于从迷茫走向觉醒，成为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近年谷曙光、俞凡《天宝六载：杜诗嬗变的关节点》一文又通过细密的考论，将天宝六载（747）杜甫应制举失败作为他诗风嬗变的关节点，分析了杜甫早期和本年后一段时期作品的差异[6]，从而更清晰地勾勒出杜诗的阶段性特征。天宝六载应制举失利对杜甫心理的重创前人都已注意到，而对于杜甫更重要的一个心态转折点——乾元二年（759）结束秦蜀驿程抵成都后对自身境遇、社会现实和王朝命运的冷静省思，却尚未受到重视。谷曙光、俞凡两位的论文促使我将多年来思考相关问题的一些想法加以整理，并重新思考其中包含的重要问题。

二

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杜甫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时间。尽管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肯定是杜甫毕生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但他思想上最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出现于乾元二年（759）抵达成都后的一段休憩时间。从安史乱起之年入仕、乱中被羁长安、奔赴凤翔行在、长安收复后授左拾遗、旋贬华州、辞官入陇到乾元二年十月居同谷，十二月赴成都，数年间诗人在战乱流离和秦蜀颠沛之程中经历了人生中最深重的磨难，他的创作也终于进入老境的成熟时期。前人论述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都重视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个人颠沛经历的记录；而评价杜诗的老境，则往往着眼于艺术的炉火纯青，而较少注意他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裴斐认为栖息草堂的两年半是杜甫长期颠沛流离中活得最轻松的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新风格的形成时期”。具体说来就是，“从题材上看，有关社会时事的纪实性作品消失（偶有议论却非纪实），而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的抒情性作品大增；诗人所抒之情，也不再是以忧国伤时和自叹哀苦为主，而是以闲适与疏放为主。从风格上看，基本色调已由浓转淡，不是沉着痛快而是优游不迫”[7]。在我看来，杜甫秦蜀旅程的诗作，相比题材的扩展和类型的丰富来，诗中弥漫的多重心理感受如垂老无成的迟暮感，孤独无伴的寂寥感，前程未卜的悽惶感，灰心任命的绝望感乃至“将老斯游最”的窃幸，同样是值得重视的。这些感受集中地显示出理想、自信和豪迈之气的黯然销歇，表明诗人正经历着一个心理上的更年期[8]。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审视杜甫的诗歌写作，上元二年（761）所作的一组以树木准确地说是枯病的树木为题材的咏物之作《病柏》、《枯椶》、《病桔》、《枯楠》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杜甫抵达成都后，在友人的资助下营建浣花溪新居，一时间写作了多首向友人求索花木的诗篇，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栽》等等，由衷地流露出对植物的喜爱，甚至在《柟树为风雨所拔叹》中他仍表示“沧波老树性所爱”，足见他对花木有着非同寻常的爱好。但奇怪的是，《病柏》、《枯椶》、《病桔》、《枯楠》这一组作品旨趣全然不同。它们不是对植物题材的记叙性书写，而是典型的托物言志的咏物之作，所吟咏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奇异之处，即全都是枯病之身。

树木以枯病的形象进入文学，始于汉代枚乘《七发》中对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的描写。这里的桐树虽只是因琴材而涉及，但它在后世诗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非但在诗中用为典故，还与《世说新语》所载桓温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殷仲文语“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共同成为后代作品中制导作者艺术思维的意象。由庾信《枯树赋》到卢照邻《病梨树赋》，形成一个将生活在空虚心境或病痛中的自我同化于枯树意象，从而寄托悲哀之情的表现传统[9]。而到杜甫这里，病树意象又发生多重分蘖，隐喻意指由直接象征自己老病的境遇而向王朝的社会、政治问题弥散开来。

中国诗歌中的咏物特别是咏植物，从屈原《橘颂》开始已奠定其鲜明的托喻特性。从陶渊明诗中的菊到郑板桥笔下的竹，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托物明志的传统。但通常这些物都是主体的象征、个人襟怀的隐喻，而杜甫这四首枯树病树诗的寓言方式却发生了转变，由托喻主体情志转向隐喻社会现实。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已注意到这一变化，特别指出这四首病树诗“皆兴当时事”：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椶》、《枯柟》四诗，皆兴当时事。《病柏》当为明皇作，与《杜鹃行》同意。《枯椶》比民之残困，则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当为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劳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10]

古代论者对这组诗的隐喻品格都无异辞，当代研究者也肯定它们“实属借题发感慨”[11]，或“在对平凡事物的吟咏中寓有深沉的寄托”[12]，分歧只在于其所托寓或感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看来，前人的解说都拘于一时一地之事，满足于对诗中托喻意旨的简单提示，而未触及诗中对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省思。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包含着诗人对个人、社会、王朝前所未有的深刻思索，涉及个人前途黯淡、民生凋敝、君主失德乃至王朝没落诸多重大主题，这些思索导致杜甫晚年思想的若干重要变化，也使这组作品成为他晚期创作中最具思想深度的开拓。通过文本的精细阅读，并联系杜甫前后思想的变化，我们就能深入地体会这一点。

三

从《病柏》、《病橘》、《枯椶》、《枯柟》四章涉及的内容来看，这组作品的主题并不是无心漫与、自然形成的，其中明显贯穿着逐步深化的思想脉络。让我们重新来细读一下这组作品，先看《枯柟》一首：

楩柟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上枝摩苍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拆，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

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本篇当为房琯之徒作，虽难以坐实，但诗中以枯柟与水榆相对照的主旨还是很清楚的，正如朱鹤龄所说：“以枯柟比大材不见用，老死丘壑，识者悲之。以水榆比小材居重任，且不知自畏，识者危之，盖为用人者发。”[13]大材不遇空老，小材侥幸尸位，历来是末世的征兆，并非当今所独有。杜甫对此重有伤者，不但有感于在上者用人不善，更大的悲哀其实是无才可用。昔日怀抱济世大志的人都已垂垂而老，一如诗中着力刻画的“惨惨无生意”的高柟，“巨围雷霆拆，万孔虫蚁萃”，早已心力交瘁，不堪重任。这与其说是为房琯辈遭朝廷摈弃的大僚而伤悼，还不如说是为其老朽无能而失望，房琯之迂腐不足任事，不但影响朝廷战局，也断绝了杜甫的仕宦前途。虽然杜甫未必为此而懊悔，但房琯的失败毕竟让他看清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辈文儒，虽饱读诗书而无补于世的现实处境，“无复霄汉志”的断语实在更适宜自述而不是喻人。明乎此，诗中所述就不只是个人的意气消沉，同时也是对自身前途的绝望了。作为对立面出现的水榆，资质荏弱而不自知，更是只能让他对王朝的前途充满隐忧。

再来看《枯椶》一首，诗写道：

蜀门多椶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沈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啄，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

如果说《枯柟》是索物托志，以枯柟和水榆隐喻两种人才及其现实命运，那么本诗就是前人所谓的赋而兼比，由椶榈遭割剥之酷联想到课军费最重的江汉之人，从而构成直咏其事的赋和“有同枯椶木”的明喻关系。清代杜诗学者梁运昌将本诗主题概括为“悯诛求也”，并析其结构为“'蜀门’八句从枯椶直起，'伤时’八句以民家托喻，啾啾四句仍收到枯椶作结”，大体中肯，但随后又说“杜诗直道当时，不复用比兴体，此类是也”[14]，有点自相矛盾。此诗的核心正在于江汉人和枯椶形成的同构对比关系，描述枯椶的“刻剥”一词正像兴膳宏指出的与施用于人的“剥削”同义。处于王朝巨大的军需开支重压下的众生，即使年成丰稔也被刻剥殆尽，又何况欠登之岁呢？其形同枯椶、无法自保的结局不言而喻。面对这绝望无助的群体，诗人杜甫实在想不出任何宽慰、祝福的话语，最终只能付以无奈的哀叹：“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这充满同情的伤悼，从另一面看也是个冷静的判决，是杜甫对民生前途的深刻绝望。

相比《枯柟》的怀才不遇、《枯椶》的因材而遭刻剥，《病橘》则是无才而见遗的一类际遇：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蚀，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惜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本篇“始言'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劳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似未得要领，不如清人梁运昌“悯贡献”之说近是。梁云：“首二句提；'惜哉’十句，前六句实病，后四句树病；'尝闻’八句，讽时当艰难，贡献宜稍减；'忆昔’四句，借荔枝比拟作结。”[15]寥寥数语好像已把立意、章法讲得很清楚了，但仔细品味，悯贡献只道出现象表面，而诗的重心其实是在揭示制度之恶。起首十二句写橘小而酸涩，不足进贡，似有哀其不幸之意；接着八句说时当艰虞，君王正应减膳，橘病不足贡恰似天意如此，又微见不幸之幸。但这并不是旨趣所在，诗的重心乃在后一句，担心君王好此之甚将罪及有司。事实上这种贡献与时世是否清明确实无关，天宝间号称盛世，可“一骑红尘妃子笑”不同样劳民伤财，留给人们长久的痛苦记忆么？在这个举天下之地产物力以奉一人口腹的制度下，想要避免类似的现象是绝无可能的。末尾“忆昔”四句引述天宝进荔枝故事，并不是用作比拟，而是引为佐证，说明某些现象之恶，与世道的盛衰无关，只能归结于君主制和君主德行的厚薄。因此，杜甫将乱世减贡而“吾愁罪有司”与天宝盛时进荔枝之劳民相提并论，只能说明他对君主的仁慈已不再抱有希望，对君主制度的存在合理性已近乎幻灭。诗中虽然没有挑明这一点，但读者自能意会。

四

《病柏》是几首诗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旨趣最深隐的一首，历来解说颇有分歧。诗云：

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鸮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

相比前面的枯柟、枯椶、病橘，《病柏》很明显地不再将对象描绘成单一的值得自伤、同情或窃幸的角色，诗中的病柏呈现出崇高、庄严、正直、虚矫、衰败、凋零等多重色彩，同时诗人的态度也显示出从崇敬、赞美、惊讶到惋惜、愤懑、失望的变化。这给历来的解释带来一些有分歧的见解，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是伤正人摧折说，主张者为王嗣奭《杜臆》，认为：“此章有托而发。'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一木之微，崇重至此。'丹凤’、'鸱鸮’，喻正人摧折，则善类伤心，而小人快意。”[16]仇兆鳌《杜诗详注》也持这样的看法，说：“《病柏》，伤直节之见摧者。”[17]

二是自况说，主张者有浦起龙《读杜心解》，断言：“《病柏》，比也。志士失路，用以自况焉。”[18]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译注《杜诗》取此义，说：“想是如《古柏行》暗比自己之境遇乎？”[19]

三是伤房琯说，主张者为李东阳，杨伦《杜诗镜铨》引称其说云：“此伤房次律之词。中兴名相，中外所仰，一旦竟为贺兰进明所坏也。房为融之子，再世秉钧，故曰出非不得地。”[20]梁运昌也不赞同叶梦得《枯柟》喻房琯之说，认为“此章壮志就衰，良工难遇，颓丧已极，是为自喻。是时房公无恙，虽云出守，安知不即召用？何遽将彼说得摧颓废弃如此？故知石林之说未允也”，故而他的看法同于李东阳，以为“《病柏》篇其'主当风云’、'故老再拜’，位望尊崇，是为喻房”[21]。

四是邪正颠倒说，清初黄生持此说。郭曾炘认为历来评论家中只有黄氏独见其大，体会到此诗的感慨尤为深远：“国家当危亡之际，回溯承平，昔何其盛，今何其衰，纥干冻雀之叹，厓山块肉之悲，大命已倾，回天无已。忠臣志士至此，亦惟归咎于苍苍者而已。而其故实，由于群邪用事，正士束手，患气之积，非伊朝夕。”[22]兴膳宏特别注意到诗中丹凤与鸱鸮的对比，认为：“丧失巢居的凤凰将雏悲鸣回翔，而恶鸟鸱鸮却泰然自得地占据树干中，养育幼雏。这一对照写出了当时社会善恶价值的颠倒，由此引出结尾四句作者对病树形象寄予的感慨。”[23]

这些评说无论主自况、伤房琯或伤正人摧折、邪正颠倒，都将喻义引向某类人物。兴膳宏隐约意识到前代注家将此诗寄托的对象锁定于特定的个人是不合适的，从而推断“杜甫于这巨大的柏树寄托了很大的理想”，应该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又举出杜甫吟咏自己敬爱不已的诸葛孔明，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古柏行》），“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歌十绝句》其九）等描绘柏树的诗句，以为藉此可略窥杜甫理想的形象，就仍未摆脱隐喻个人形象的窠臼。

在我看来，《病柏》所以会产生上述解读的歧异，正在于它所描绘的喻体对应着一个较抽象的本体，从而导致后人见仁见智的解读。诗人笔下的病柏，生于崇冈，拥有高尚的地位；枝叶繁茂，具有荫庇万物的能力；沉静有龙盘虎踞之姿，奋起则见风云际会；神明而正直，赢得万众归心……作为实体，除了一个强盛的王朝，谁还能有这样的尊荣和盛况呢？或许有人会说，这不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的隐喻吗？如此解读不能说毫无理由，但问题是“岂知千年根”到“养子穿穴内”的叙述很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有命（千年根）有运（得地）的生物空间，这样的生物空间显然非王朝莫属。只不过忽然间天命出现了变数（中路颜色坏），气运显露了危机（日夜柯叶改），正直（丹凤）摈斥在外，邪佞（鸱鸮）盘踞于朝中，这就让闲居成都、远远地观望天下的杜甫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接受这荒谬的现实，其实这种惊讶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明知故问。总而言之，诗人静思沧桑世变的终极之理，却发现《易》所谓否极泰来、《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这些至理玄言都大而无当，全不足依据！诗的结句表明，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大唐王朝，在杜甫眼中已似明日黄花，能否再兴实在有很大的疑问，而日渐衰落却是明白可见的趋势。

如果说天宝六载应制举的挫折让杜甫第一次较为真切地看到了大唐盛世政治腐败的现实——奸臣弄权罔上，士人进身无路，因而对自身前途产生某种程度的幻灭，那么十四年后，饱经战乱流离和行旅颠沛之苦的老诗人，可以说已基本丧失对王朝复兴的所有美好憧憬。基于这样的理解，《病柏》的重要意义就不只在于揭露了天宝以来正人见摈、奸佞进用的黑暗现实，以及反思动乱的因由，而更在于“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的隐喻暗示了朝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恶劣趋势及唐王朝不可逆转的衰落命运，也就是后人注意到的“借病柏以喻国家当多难之秋，遂难以任之天命也”[24]。联系《咏怀二首》“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一联来看，《北征》结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昂扬信念，忽焉已流失其坚定性。这绝不是偶然的颓丧和失望，乃是越来越强烈的绝望感的凝结。将《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与《病橘》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对读，再咀嚼一下《枯楠》中“绝意于功名，故无复霄汉之志”的绝望[25]，我们不难体会到杜甫心理上正经历的从国计民生到个人命运的全面的幻灭感，从而理解《枯柟》四首作为杜甫晚年刻意经营之作所具有的清晰可辨的有机性和整体感，重新认识这组咏枯病树诗在杜甫晚年作品中的特殊价值。

五

众所周知，用组诗形式集中表达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系列思考，是杜甫晚年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而联章体的组诗尤为醒目，论者都注意到这些联章体组诗各首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整体的有机性。《枯柟》四首形式上虽不是组诗，但历来都认为系同时创作，根据就是它们的内容和主题有着明显的相关性。清代杜诗注家浦起龙曾将这四首诗分为两类，“《病柏》、《枯柟》是一类，《病橘》、《枯椶》是一类”[26]。兴膳宏先生赞同其说，认为“前者伤对优秀人材所寄予的理想受挫，后者寄托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同情，建立在两者之上的一大共同点是对世道的批判”[27]。这么说自然很有道理，但通过以上的解绎我们也看到，四首诗中实际贯穿着一条由个体推及社会的绝望的黑线：《枯柟》是对个人乃至所属群体的前途所感到的绝望，《枯椶》是对民生凋敝的现实的绝望，《病橘》是对君主制及其所决定的君主德行的绝望，《病柏》更是对大唐王朝无可挽回的衰落命运的绝望。这些绝望同时也是觉悟：意识到个人前途和生命意义不能依托于王朝政治和经国大业，国计民生不能指望于国步泰平和时世清明，君主的品性和德行不能信赖于王朝制度，唐王朝的前途更不能坚信天命神授和太宗所创基业的宏伟。四首咏树诗中蕴含的这些有关个人境遇、众生命运、君主德行乃至王朝前景的重要主题，折射出杜甫晚年思想的重要变化，透露了他最终释放政治抱负而专注于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换言之，由对社会、人生的绝望中升华的一系列觉悟，引发了杜甫对人生意义及其实现方式乃至现实可能性的进一步思考，由此对诗歌的生命意义产生新的认识，并将所有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文章千古事”中，在蜀道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取得了毕生最重要的成就。尽管家声和门风早就让他意识到“诗是吾家事”，但只有对现实的幻灭才促使他真正将全身心投身于诗歌。这一人生转折的契机，就发生在秦蜀驿程的终点，隐藏在《枯柟》等四首咏树诗中，而这组诗也就成为破解杜甫晚年精神和艺术奥秘的密码。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成都草堂时期是杜甫热衷于论诗的开始，“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以及论诗绝句之祖《戏为六绝句》都作于这段时期[28]，显示出杜甫对自身文学活动和诗歌历史的深入反思。联系《枯柟》等四首咏树诗中对人生和社会的冷峻思索来看，不难理解其间的内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枯柟》四首可以说是深入理解杜甫晚年的思想历程，认识其创作到老境出现升华和飞跃的一个入口。

（原载《文史哲》2020年第4期）

编辑/排版  向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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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余光中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4页。

[2]黄庭坚《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3]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4]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5]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程千帆全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6]谷曙光、俞凡《天宝六载：杜诗嬗变的关节点》（上、下），《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5期。

[7]裴斐《杜诗分期研究》，《裴斐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8]我曾在《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一文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9]参看兴膳宏《枯木上开放的诗——诗歌意象谱系一考》，《中国文学报》第41册，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90年4月版，中译见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209页。

[10]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册第2694-2695页。

[11]裴斐《杜诗分期研究》，《裴斐文集》第5卷，第410页。

[12]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3]朱鹤龄辑注《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

[14]梁运昌《杜园说杜》，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63-164页。

[15]梁运昌《杜园说杜》，第163页。

[1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852页。

[1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第2册第851页。

[18]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册第92页。

[19]铃木虎雄译注《杜诗》第四册，岩波文库本。

[20]杨伦《杜诗镜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21]梁运昌《杜园说杜》，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64-165页。

[22]郭曾炘《读杜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23]兴膳宏《枯木上开放的诗——诗歌意象谱系一考》，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第203页。

[24]佚名《杜诗言志》例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25]佚名《杜诗言志》例言，第119页。

[26]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三，第1册第94页。

[27]兴膳宏《枯木上开放的诗——诗歌意象谱系一考》，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第207页。

[28]裴斐《杜诗分期研究》，《裴斐文集》第5卷，第419-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