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读书的理由

在我老家有一位长辈，按照现在的话说，他应该属于国学爱好者。他很喜欢搬弄古代的知识，但身处小城市，又生活在那个年代，没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自然搞的是“野狐禅”的路子，把《论语》《孟子》《周公解梦》和地方戏混在一起。

在我小时候，他曾拿着树枝在地上一边画字一边给我讲解，“城外为廓，廓外为郊，郊外为牧”，说得非常郑重，好像在告诉我一个极大的秘密。他也读过《周易》，没事还给人算命。有一次我在庙会上赫然见他摆着摊子。但是他只读过几本解读《周易》的小册子，也不会虚虚实实、说话听音，自然算不过旁边的瞎子。

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寒假回家碰到他，他兴奋地拉着我这个“学问人”问长问短，还说要出个上联考考我。上联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致就是“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之类的东西。我想了半天对不出来，只好说我不会，在学校也不学这些东西。他既失望又惊诧，意思是你连这都不会，还上什么大学。

周围的人大多觉得他是个怪人，我也觉得是。但仔细想来，他的这些想法其实很有传统依据。

在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把知识当成一种类似巫术的东西，而且非常相信文字本身的魔力。这并不奇怪，就知识的起源来说，它最早确实起源于巫师。这些巫师站在酋长旁边，利用巫术的知识来操控社会。

乡野村民最崇拜的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诸葛亮了，他的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接近古代巫师。鲁迅说《三国演义》中“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以为是败笔，其实正因为他“近妖”，才更贴近普通百姓对大知识分子的遐想。这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小说《白鹿原》，里面的朱先生也是这个路子。

当然，文字本身也是有魔力的。李太白醉草的吓蛮书可以吓跑傲慢的挑衅者，韩退之的祭鳄文可以赶走水里的大鳄鱼。古代的文化精英对这些故事多是笑而存之，但是底层百姓，尤其是底层知识分子，对此是很愿意相信的。而且他们很执拗地认为，一个人能写出好文字，自然会治理国家。

过去百姓对才子最常见的肯定就是会对对联、会写诗，而会对对联就一定能安邦定国。李隆基不用李太白做宰相，是昏君无眼。李隆基要是告诉他们，李白这样的糊涂人是做不好宰相的，他们也一定不会相信。

他们这么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崇拜知识，但并不知道知识有什么用。人们对自己崇拜而又不懂的东西，就容易有这种感觉。这就像我们现在看《最强大脑》，大部分观众并不太理解科学上真正的强大思维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水下盲拧魔方很难，所以容易把这种脑力杂技当成“最强大脑”。这其实跟古代老百姓崇拜会对对联的才子有点像。

现代文明对知识有一个“祛魅”的过程。知识不再是一种能呼风唤雨的巫术，文字也没有了天地崩溃后依然有一副对联在宇宙间飘荡的魔力。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知识呢？当然，大家都是现实的，专业知识能帮人谋生，能造电话、飞机，我们承认它们有用。但是其他类型的知识呢？知乎上有个专题：“哪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读书有用？”网友们想来想去，主要还是集中在能认生字上。比如有人知道“祎”字读“yī”，还能背出“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结果，“大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基本上还是我老家那个长辈的思路，说起来也真是可怜。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人非常重视文化知识，但文化谱系里缺少一种“爱智”的传统。文化精英强调文化知识的功用性，普罗大众则信仰它的神秘性。

对于前者，知识像是一种教化的工具;对于后者，知识像是一种神秘的巫术。经过现代文明的“祛魅”之后，教化和巫术一起坍塌，大家就有点无所适从了。

当然，坍塌并不是消失。现代家长对国学的热情里就有这两种传统的残留。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国学是神秘的，又是有教化功能的，所以就送孩子去国学班。但他们没有想过，抽离了国学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秩序，文本自身早就失去了教化的力量。

那么，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

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我有点遗憾地说，读书恐怕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读书无非是一种交流。

书籍就像一个个漂流瓶，作者把他的感受、经验、思考放到这个瓶子里，然后你把它打捞起来，满足你旺盛的好奇心、贪婪的求知欲，驱散你特有的孤独感。

它们也许能让你在现实中做决定时更聪明一些，也许不能。读书能否让你变得更聪明，往往取决于你其他的一些特质。我见过很多聪明的读书人，也见过不少愚蠢、偏执的读书人，还见过不少如果少读点书也许会更好的人。

读书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有可能活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但如果你对此不在乎，那也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