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四月笔记
四月笔记
四月笔记
我现在不太敢谈论“词之死亡”这样高端的话题。原因在于不管是某些被人指控的“假词”、“旧词”，还是被人称为用俗用滥了的“熟词”，在我今天的认识里，它们仍然是我们语言系统中存在的部分。它们所能够生成的语言意义，仍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绕不过去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必须把平等、活力、自由，看作每一个存在之词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内在的质量。它们都处在共同的语言存在的相等高地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语言等级制的被评判对象。而关键的是，在面对它们时，我们必须以什么样的认识去理解它们，并让其服务于我们自身生成的，符合现代性立场的文本建造。在这一点上，我仍然相信的是来自诗歌写作者的洞察力和对词性的敏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洞察力和词性的敏感能力带来的是技艺性的给予词以崭新的位置。在语言的生成法则里，我只相信关系。我坚信，是词与词的关系决定了词的命运……
放弃对普遍赞赏的期待，我将之看作走向更深入写作的第一步。这也是说，最高原则意义上的写作，从绝对的价值观来看，其实是拒绝普遍阅读的。它只把写作指向对人类意识的奥秘的探察。这就犹如登山一样，像珠姆朗玛这样的山峰，真正能够登临它的人，永远只是少之又少的少数。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你把诗写成了香山，或者莲花山，成日万千人登临，热闹是热闹，但无趣是肯定的。
有人谈到没有安史之乱，杜甫最多就是一个二流诗人。这样的说法初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仔细想想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历史的假设很多时候具有想当然的色彩，想多了总不免得出一些表面上看有点意思，但其实自以为是的说法。不要说没有安史之乱，杜甫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杜甫，没有安史之乱，中国还不会是现在的中国了呢。所以，很多时候历史不能假设，尤其是面对已经成为伟大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是历史过程中的人物，有人成就了伟大，有人却仍然什么也没有获得（这一点李白的诗歌存在可以旁证一下）。原因在于假设是太容易的事情。譬如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楚国的消亡，就不会有屈原的伟大。没有南宋的偏安，也不会有辛弃疾那些壮怀激烈的伟大词章呢。但这有什么意思？楚国的确消亡了，屈原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都是在历史的发生中认识和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人不可能身处在没有发生的事件中。而就是身处在已经发生的现实中，具体的应对不同，最终造就的人生亦会不同。杜甫成为伟大的诗人，有安史之乱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应对这一混乱的过程中所保持住的对诗歌的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语来惊人死不休”所起到的作用是重要的。
这些年我这一代诗人中的一些人，开始重新谈论传统与自身写作的关系。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人到了晚年开始怀旧，而是写作经验的增长，让人意识到自己使用的语言的文化基因实际上与传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一关系中所具有的优劣态势，以及一直以来以为通过反叛可以消解掉文化传统中糟粕的部分，最终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带来的再次分辩，将对写作本身产生影响。可以这样说吧，当这些问题得到了厘清，写作的方向感会更加明晰。
文学交流中有没有对等原则在发生作用？在我看来应该是存在着的。就像我们哪怕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自己的阶级地位大体相同的人打交道。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在交往中彼此共同的话题能够引起共鸣的地方多一些。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情况实际上与社会交往的其他领域是一样的，认识大体相同的彼此，在对话中容易一些。因此，不管是在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中，还是日常中与身边的人进行文学交往，要想得到回应，当然最可能的情况是，碰上能够对等交流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如果不能实现，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没有交流可能性的。因此，在文明系统不一致的情况下，过分强调交流的必要性，有时候只能被看作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实际上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当代诗人很难被确认为优秀诗人的原因。对此，耿耿于怀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过多的谈论这样的问题，只会被看作自卑带来了心理的扭曲。
江南文化的全部精华与糟糕的东西，在苏州园林中都能找到。由此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会出现像《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那些文人雅事，以及由南宋诗人写出的漪丽、浓艳、哀婉、颓废的词。只是如果今天的诗人要写出与之契合的诗篇，首先要做到的是，尽量消解工业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还有对事物认识方法的改变。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将很难让人看到写出的东西生发出传统的江南意韵。当然，不写出也没有关系。一个时代有一个的意蕴。我比较反对那种非要把自己与传统生硬地缝合在一起的行为。我觉得，需要寻找的是，就江南的传统而言，有什么是和今天的生活一致的东西。如果有谁能够找到这种一致，并有效地将之与自己的写作衔接在一起，从而让人感到与时代所渗溢出的精神相吻合，只有这样，谈江南的传统才会有正当的资本。
有人这些年一直萦萦于心地谈论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其实就交流而言，他已经是中国当代诗人出现在国际诗歌活动现场最多的了。为什么他仍然反复谈论这一问题呢？有时候让人不禁想到，他是不是越是参加这类活动，越是发现交流的认同并不存在。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可能非常复杂。我个人认为，关心一下这类问题可以，但没有必要总是谈论。而且更没有必要的是，因为自己参加的活动多了，就觉得对外国诗歌的状况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其实就写作本身而言，一个精通汉语的土包子，或者说一个精通汉语的土包子对现实中国发生的一切进行了更深入思考，可能对汉语写作本身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毕竟，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自身写作的汉语与语言环境上，成天去琢磨与其他语言的关系是否有意思，写作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会是很大的。当然，从好的方面想，也不排除由此获得另外的诗歌的异质性进入……
诗歌必须是思辩后的产品。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只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思辩包含的内容。在我看来，它既是对人生处境的认识，也是对语言意义的认识。更进一步说，人生处境包括了个人处境与国家处境，语言意义亦包括了语言现实和语言历史。我不太相信没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人写出的作品。因为只有搞清楚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写作有明确的定位，从而在方向上指向清晰。而在写作中，自我定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一个连定位都没有搞清楚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写出什么有意思的作品呢。
粗鄙与优雅在作品中的量化，其实是属于勘探学、控制学、和统计学的事情。这一点二十世纪做得恰到好处的作家应该是乔伊斯。正是他巧妙的处理，使《尤利西斯》成为一部混合性的文学经典。阅读这样的书，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具有古希腊、罗马文体的庄严，有时候又呈现出市井俚语的粗俗。正是这两种，或许还有更多种文体的综合，构成了《尤利西斯》堪称伟大的庞杂。实际上，二十世纪以降，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杂于一”的抱负。像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都是如此。由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从此以后，文体在实质上发生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转换。审美，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对什么是文体之美的辩识与确认。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文学新方法对写作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它要求写作必须具备综合修养，而非仅仅了解一点如何写诗的技艺。同时它对阅读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拒斥性的。它带来的具有接受学意义的结果是对读者进行严格的选择，而非读者可以想当然地选择对它的阅读。
我反对这样一些写作：当他们用诗歌谈论一段历史，谈论一幅画，谈论一个人时，变成了对这些对象的文字说明。尽管在这样的说明中掺进了一些感想似的对对象的认识，但都是基于对象，并在对象笼罩的意义范围内去做出的理解性解释。在我看来，哪怕这样的工作做得再细致、再精确，体现出来的仍不过是写作者的单纯的修养（有时候可能是卖弄，卖弄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文史知识）。所以很多时候，这样的谈论恰恰暴露出来的是写作者自我炫耀的心理。就个人对写作意义的认识而言，我是永远不会去写这类文字的。也不觉得阅读者能够真正地对这样的文字感兴趣。
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诗时，会明显感到这些诗在写作时，作者是有确定的针对对象的。而且这种对象的设定，不是像古代有的诗那样，以“和诗”为目的，而是存在着“叫劲”心理。而由于有“叫劲”心理，有些诗让人感到其中的戾气。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当然，我也看到在处理得体的情况下，“叫劲”也能生产出非常有趣的作品。这里问题就来了，“叫劲”并不是不可以，但怎么设计“叫劲”，以什么样的态度“叫劲”，“叫劲”是为了什么，便成为写这类诗必须考虑清楚的事情。我个人以为，最好的“叫劲”应该是这样的，即在技艺的意义上为自己设定一个比较的对象，通过写作来落实比较。总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从技艺的层面上与高手的“叫劲”，能够为写作带来具有进取意义的品质。
对我这里，诗歌实际上是一种拒绝。
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对当代诗人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批评，最终从根子上找到一个诗人写作的观念性支撑，以及对由此带来的诗歌文本细致地解析，这些年一直是我希望看到的中国诗歌批评家的工作。遗憾的是，虽然有人这样做了，但得到的收获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相反，我读到的大多数文章仅仅具有阅读感受的水平。在这里，我并非对批评家们瞧不起，而是感觉他们的批评初衷不明确，或者说有一些一开始方法就错了。他们总是希望对诗人保持一点善意，因此写文章时基本上采取的是就着诗人的作品发言，努力去寻找其中的闪光点。并尽量努力寻找到可以赞美的地方。我不确定这种善心能不能被作为批评对象的诗人体会到。但造成的效果却是使得一些诗人被这类文章搞晕了头，以为自己的作品真如批评家说的那么有趣。我觉得，这其实是害了写诗的人。因为尽管中国当代诗人中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确清楚自己的写作是基于什么样的诗歌观念发展的，也知道自己写作的方向性建立在怎样的观念基点上，在写作中也努力并有效地执行着自己的想法。但有很大一部分诗的写作者的写作并非建立在自觉与自醒的基础上，写也仅仅靠着一时的任性和所谓的灵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人需要的是有批评家帮助他们有效地分析自身写作的点点滴滴。只有这样批评才会变成帮助，不然的话真是有害无益。
我们必须相信语言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每一种诗体的诞生都有自身的理由。这一理由与社会进程，人类对自身语言表达能力和方式的认识，以及语言与人类情感的关系的认识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很多诗体的诞生，实际上是与写作者身处的社会情势相关的，是在社会情势的催动下产生的。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如果没有当时的社会状况带来的诗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可能诗歌的“叙事性”、“及物性”、“个人写作”，就不会成为问题促进中国当代诗人深入地去思考。也不会有重心放在对周遭环境带来的个人处境、生存现状的描写的写作变化。所以，任何事情的产生都不是简单的。辩证的看待当代诗歌的变化，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原则。譬如到了今天，对传统的再次关注，如果仅仅将之看作一种基于个人的文学认识带来的举动，肯定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诗歌既是孤独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友谊的产物。孤独能带来意识的深入，认识问题时的丰满；而友谊则能带来语言的温馨。这一点历史给了我们很多例证。譬如说没有“西邸八友”，就可能没有对“四韵八声”的讨论，没有“江西诗派”，也就可能没有宋代众多诗人具有方向性的写作。这里面其实让人明确了这样一种事实，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诗歌既需要个人的放弃，也需要集体的参与。而怎么选择是需要依历史的情势而做出的。当然，也可能就天才而言，孤独与友谊都不是问题。他们的写作只依据在命运的景况中做出的自我选择。一切均来自于独立的个人判断。从而使他们的写作呈现出超越性的表现。不过，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处在孤独中的诗人，大多数是强力诗人，也可以看到他们属于更牛逼的诗，而在友谊之中发展诗歌写作的诗人，团体的意义基本上大于个体。
必须承认有些作品的个别性是与写作者个人生活经验，尤其是特殊的处境相关的。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经验本身给与了写作者写作的特殊性，还是由才华带来了对这种特殊性的理解。我个人的认识是，经验的 重要性是明确的。这一点可以举策兰为例。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二战带来的精神创伤，尤其是父母死亡带来的精神创伤，策兰肯定难以写出像《死亡赋格》这样的作品。至于后来我们看到的，他诗歌语言中的变形、尖锐、题材的碎片化，都应该与他的经验相关。有时候我们反复强调形式的生成具有的文体学意义味，但在某些情况下，文体的生成可能并非由对文体的寻找而获得的，它仅仅是一种经验后的不自觉形成。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经验的直接性带来的文体变革。
生活中，我们大体上能够从一个人面对出现在眼前的事件时的发言，判断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其实用在一个人对于诗歌作品的态度时也是适用的。原因不在别的，阅读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仅基于感受力的事情，而是对阅读者的知识储备、文学修养、审美能力的全面检查。这里面存在着的种种细致的要求，最终会决定一个人在具体的诗歌作品面前的态度。所以很多时候在我看来，阅读并非是一种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而是对于自我的检视，这里面有一个我称之为“对应”的原则在发生作用，即阅读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对阅读者的检验，检验阅读者的理解力处在什么样的层级上。基于此，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将一首很差的诗说成了不起的作品或者把一首了不起的诗说成差诗时，那么可以就此肯定地说，这个人缺少诗歌阅读的基本能力，也缺少阅读训练。当然，也许情况有例外，有时候建立在固执的诗学认知上的阅读，也会出现指鹿为马的情况。这种事，在当代诗歌的阅读中并不少见。
就诗歌阅读的性别而言，似乎女性读者要多一些，这点从参加诗歌活动的性别比例就可以看出来。但实际上对作品判断产生影响的则大多数是男性。这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考究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女性读者更感性一些，她们对作品好坏的判断更多地基于作品对情感的涉及程度，或者说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的浓淡程度，而不太在乎一首诗在所谓的艺术性上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表现。这样一来，尽管一些作品实际从质量上讲，并不是上乘的，但是却可能获得更多的青睐。这种现象虽然并不能影响诗歌史的确定，但会造成一些写作者的自我判断失误，好像他们的作品由于读者群的人数多，就天然地成为了好作品。不过，如果我们强调真正的阅读来自于那些更加理智的男性读者，肯定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会遭到来自女性的批评。但事实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关于作品批评的更有力的意见是来自于男性的（当然不是说没有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思考的是，在同样被称为阅读的情况下，不同性别的读者到底在读什么呢？或者说，如果阅读不被更为感性的表现出来，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支配着它呢？这里面耐人寻味的东西似乎很多。值得我们思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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