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跃堂 | 得印
花洲文学
得印
文|滕跃堂
得印在我们庄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倒不是得印有多高的威望，有多么的精明，而是因为他疯疯癫癫，整天胡喊乱骂，搅得一村人不得安生。记得我小时候不懂事闹人时，母亲烦了，对我嚷道：“再哭，得印过来，让他把你抱走算了。”我的哭声立马戛然而止，睁大惊恐的眼睛四处张望，生怕疯子得印从背后窜出，让我猝不及防。
记忆中的得印头发整天乱蓬蓬的，一年四季敞着怀。夏天就披一件汗衫，已看不清什么颜色，汗渍和泥土弄得全身都是，走近扑鼻一股酸臭味。冬天穿一件不知用多少年的破棉袄，用一根麻绳系腰，鼻子下面常挂着粘稠的鼻涕。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似的，未见其人，先听到他的骂声和喊叫声，听起来杂乱无章，却中气十足，吓得人们赶紧远远地躲开。
得印不是先天疯呆，他是被人殴打致疯的。疯狂的年代，酿出悲催的苦果。那一年，得印两口子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他儿子早早辍学，在小队放放牛，割割草，也能挣点工分。那时农村都是凭工分领口粮，一家人的日子艰难但也过得去。坏事就坏在他家熊孩子身上。有一天，他放完牛闲着无事，顺手拿起手里的镰刀，把队部正中张贴的一张毛主席画像给割烂了。
在那个年代这还得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生产队领导调查来调查去，目标锁定得印的儿子，有人亲眼看见他拿着一把镰刀从队部出来。于是队长立即派人把那个孩子抓了起来，得印听说后从地里匆匆赶回，护犊心切，他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声称自己对小队领导不满，指示儿子干的坏事。孩子少不更事，队长正愁无法向大队交代，就势放了孩子，把得印五花大绑押送大队部，汇报说得印是反革命分子，竟敢反党，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们心中的光辉形象，十恶不赦，罪大恶极，应当严惩。
一时间，我们大队乌云密布，阶级斗争被提上日程，全大队停工停产，把社员们集中在一起举行盛大的批斗会。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的得印带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被基干民兵持枪押上主席台。批斗声和打骂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向“反革命分子”得印吐唾液，极尽侮辱之能事，关黑屋，吊高梁，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让得印一下子崩溃了，活生生一个壮劳力被折磨成错乱和癫狂的结合体。大队部的关押室里得印手舞足蹈，胡言乱语，屎尿糊满全身，活脱脱一个疯子形象。这样一来，再也没有把他关押下去的必要了，大队领导发了慈悲，得印才得以回家。得印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得印的惨状，抱头哭成一团，围观的群众也发出一声声叹息。
得印疯了，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如今的社会，思想开放，言论自由。这事放到现在，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事情恰恰发生了，就像当年歌手迟志强一样，就因为谈了个多角恋爱，正好赶上严打，被认定为流氓分子投入监狱，本来辉煌的前程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那首《铁窗泪》让多少人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呀。现如今，年轻人谈个十次、八次恋爱都正常，人们离个婚跟玩儿一样，世风日下呀。试想，当年的迟志强要是生活在当下，可能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这些悲剧都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是非功过谁能说得清呢？
得印疯了以后，整天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一个人交流，一个人生活。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也不见生病，高兴了手舞足蹈，生气了骂骂咧咧。得印的浅唱低吟，机械地重复嘶吼，也是生命的宣泄，更是一个没有思维之人与命运的抗争。虽然生活状态低至尘埃，也要宣示自己的存在。有时，村里公鸡还没打鸣，得印就开始骂街了，大清早声音传得远，呜呜咽咽，时而铿锵，时而激昂，吵得人们心烦意乱。有时夏天的中午，劳累的村民刚躺下睡着，就被得印的叫声吵醒，想生气却没处撒火，只得摇摇头再睡。有时几天听不到得印的声音，大家倒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伴着得印的叫骂声长大的。
长大后，我一路求学，再以后离开老家参加工作，得印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常年不在老家生活，得印哪年去世我也不很清楚，只是在不经意间还会想起他来。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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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滕跃堂，70后，网名一叶知秋。原籍新野，现工作和生活在邓州市，市作协会员，农村英语教师。业余喜欢阅读，自1998年起陆陆续续在报刊，杂志发表多篇随笔和感想，并在多家网媒微平台发表网文多篇。《刁河文苑》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