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顶常年积雪，太阳一照，白茫茫、亮晶晶。群峰矗立，好像无数把利剑直刺蓝天。
在大牦牛山上，通讯局长宋侃夫召集会议，分析形势，传达了总部的决定：为了保存力量，部队分成三部行动，各部都以打游击为主。龚兴贵被领导从电台调出来，要他率领一部分电台人员和机务人员参加游击大队。龚兴贵像千千万万红军指战员一样，以忠诚革命之心点燃执著追求的火把，使自己的红军之路闪烁出壮丽的灵光。游击大队二三百人，大多数是年老体弱的机关人员，枪支很少，弹药缺乏，一派听天由命的凄凉。开始，他们想逐步向东南方向突围，可是希冀得到的却是冷酷的事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得折回头向西走。他们东躲西藏，始终没有摆脱敌人。几经周折，队伍减员很大。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大队领导召集大家说：“我们大队已经断粮断草，无法维持。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个星期，大家都得饿死。为了冲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现在决定：缩小目标，化整为零，自寻出路。大队缩小队，小队化小组，小组也可以分成个人，只要能达到突围的目的，单独行动也行！”大家也认为，与其困死饿死在祁连山，还不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找红军大部队。龚兴贵和报务员刘生标还有另外四个人愿意一起行动。大队领导表示赞成，并对他们说：“你们共六个人，一方面军三个，四方面军三个，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到达陕甘，找到党找到红军！”他们凄然含泪，向领导表示：“不到陕甘，决不罢休！誓死找到红军！”3月，祁连山中寒风仍在灰色天宇推磨般地号叫，四野冰天冻地，八面寒气逼人。他们身上穿着破衣，脚上拖着烂鞋，开始艰难起步，翻过一座座大山，涉过一道道深沟。脚冻肿了，手冻裂了，双眼在风沙吹打和阳光刺射下，又红又肿像两个桃子。他们艰苦行军，赶到喇嘛寺，又从喇嘛寺经榆树湾向梨园沟前进，到了梨园沟天刚亮。龚兴贵和刘生标爬到山顶观察敌情，发现梨园沟驻有敌人。他们避开村庄向山坡上的小丛林走去，在丛林里一直等到黄昏，才从村子的后山沿着小河摸了出去。幽暗的暮色照在脸上，每个人的脸容在瞬间绽放出些许光华。他们想，这回可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了。他们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然后放大胆子慢慢走，可是刚刚踏上一条小路，就遇到了敌人。敌人连喊两声，不知是谁慌了手脚，携带的脸盆“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枪声立刻响成一片，他们慌忙四下跑开。龚兴贵摔了一跤，就势趴倒在地。敌人连续不断地扫射，子弹把树叶打得直往下掉。龚兴贵爬起来，看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摸索着向约定地点走去。他来到干河沟，听前面有人跑动，便蹲下细看，原来是刘生标。两人下山，绕过村子，避开哨兵，一口气走了几十里，终于出了山口。北边是沙漠，沙在脚下沙沙作响，每走一步都得费力地拔出脚来。他俩过度疲劳，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走着，一坐下就睡着了。夜寒袭来，龚兴贵打了个冷战，睁开了眼，刘生标也被冻醒了。两人紧缩身子，双腿一蜷又睡了过去。太阳已经老高了。龚兴贵四下瞅瞅，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背后有一个小村子。两人怕被人发现，便面朝天背朝沙，挪到一个沙丘后面，用手把沙子扒开，躲了进去。太阳悬在头上，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没命地喷着火。两人汗流浃背，嘴和鼻子像在冒火，实在受不住了，就把身下的沙子扒开一个大坑躺进去，再用下边凉沙把身子埋起来，可是太阳一晒，沙子又热了。到了中午，汗水干了，嘴唇裂了，嘴巴张也张不开，张开了又合不上，只能半张半合着喘粗气。龚兴贵渴得没有办法，取下小瓷碗接自己的尿喝。哪知道小便是苦的，喝不下去。他抓了一把沙子放到碗里沉淀，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吞下去。午后，连小便也没有了。两人翻过身子脸朝下，把嘴伸到沙子里吸湿气，吸一会儿再换一个地方，沙子呛得他们直咳嗽。太阳终于偏西了。村边有一个水池，两人拼命爬过去，一头扎到水里，不喘气地喝，真甜哪！他俩决定到倪家营子过去的房东家要点吃的，了解情况。到了屯边，只见屯子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墙上有人问干什么的，他俩站在墙脚下和老乡拉扯起来。一会儿，从墙头上用绳子吊下来一罐稀饭，两人就蹲在墙下猛吃起来。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拉着两人的手直喊对不起。“明知是你们也不能开门。保甲有规定，哪家留了外地人，全屯遭殃。”年轻人回家拿来衣服和鞋子叫他俩换上，再三叮嘱，一定要沿着沙漠走，朝着北极星的方向走。第二天他俩到了黑河边。启明星还没有出来，但东边的山却比西边的山显得清晰一点，在天和地的连接处有一条淡淡的曙色。“站住！”不知从哪儿跳出两个人来，举着棍子说：“你们是从南面过来的吧？一定是红军，是共产党！”说着，就把龚兴贵贴身藏着的几块大洋和20元法币全拿了去，还扒掉他俩的衣服，打了每人两个耳光。两人全身只剩裤头，只好赶快过河，找村子求百姓。他俩不顾冰水刺骨下水过河，上岸被一个送粪的老乡喊住。“这些东西不是人，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快跟我到家去！”进村后，一位老大娘流着泪把他俩拉到家里，让上炕暖和。有的老乡送来姜汤，有的送来热饭，有的送来衣服。两人双手捧着这些东西，心里涌出感动，眼里流着泪水。时间飞快地流逝，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到了武威城西南的一个村口。两个马家骑兵手按腰问的驳壳枪，说他俩是“老共产”，先把衣服脱光搜身，又把他俩带到村子里说要活埋。围观的人群里走出一位老人，穿黑长袍，套马褂儿，留小胡子，叼长烟袋，扬扬手对两个骑兵说：“干吗跟逃难人过不去呢？你们当兵出门在外，就能不遇着遭难的事？救条人命值千金，积积德吧！”两个骑兵不吭声了。老人把他俩带进小院，叫靠墙坐下，说：“放心吧！那两个兵是催粮的，那个班长是我的外甥，都得听我的。”老人留他俩住了两天，管吃管喝。他俩再三向老人感谢，辞别上路。龚兴贵嘴唇像干裂的土地，两眼晕眩，四肢无力，倒在破庙里，一连六七天高烧不退。刘生标每天到村里讨饭给他吃。他心里难过，成咸的泪水流进嘴角，紧紧抓着生标的手叫生标走。生标坚决不走，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脸颊滚落。有位老人来说：“要是能出汗退烧，就有救！”老人从40里外买了中药汤和一块冰糖给龚兴贵吃。当天晚上，他出了汗，头脑清醒多了。老人每天来看两趟，给他送饭送药。他看着探望他的老乡们，连声道谢，布满忧郁的脸上有了一点光彩。清晨，刘生标走出破庙，准备去要饭。龚兴贵想同生标一起去，便支撑着站起来，可是眼冒金花，又摔倒在地。生标把他扶起来，两个人相互看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掉泪。生标一边往外走，一边转回头看他。他躺在地上望着生标，心里涌起一阵难耐的酸楚。龚兴贵爬到破庙门口，晒着太阳，等候生标的归来。然而中午过了，到了下午，仍不见生标的身影。他目不转睛盯着生标走去的路，盼望着能看到生标一摇一晃走来的样子，但是，周围阒无人影。这时，真是哭没人知，喊没人听，他的心都要碎了。龚兴贵不敢久待，带着纷乱的离愁，按两人商量的计划向兰州方向走去。他离开破庙，一步一回头，眼睛里蒙着一层晶莹的泪光，总希望能看到生标。这几个月，要不是生标，自己哪能活到今天？他孑身一人，走一走，歇一歇，实在走不动了就爬。陕北，是他心中的启明星，他下定决心，爬也要爬到陕北。他情绪不好，加之又累又饿，病又犯了。他拄着木棍，一步三寸地往前挪，挪一阵又趴下，双手扒着地向前爬，爬着爬着就昏迷过去了。他吃在路上，睡在路旁，醒了就爬。龚兴贵爬到兰州东面华家岭山下的公路上，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国民党兵押着很多人，有穿便衣的，有披国民党军装的。他正想避开，忽听有人喊：“老龚！”他扭头一看，正是他们电台的同志，有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黄子坤、陈祖林等。大家一下子跑过来把他围住，问长问短。这个给他一件衣服，那个给他一双鞋，还有一位女同志抱着他被狗咬烂的腿直流泪。刘玉庭把他拉到队伍中说：“你这样是要死在路上的，还是先跟着我们走，以后再说以后的吧！”六盘山过去后，押解队秘密党支部让龚兴贵先走，了解一下前面的情况，因为他走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他在前面打听到，向北不远就有红军，当夜就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党支部立即决定，过了平凉四十里铺找机会逃跑。大家给龚兴贵凑了点钱和干粮，他恋恋不舍地和大家告别。龚兴贵过了泾河，就往大路上跑去，迎面的暖风充满着生机。有几个人迎面向他招着手跑来，“同志，从西面来的吗？我们是红军侦察员。”龚兴贵的心扑通一下像从空中掉了下来，两腿软了，眼泪滚了下来。他扑到侦察员身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龚兴贵在援西军司令部驻地意外地遇到刘生标。两人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洒满了面颊。刘生标告诉他，那天迷了路，没能找到他。
此刻，落日的余晖正以它金子般的灿烂与辉煌，尽情斜映在泾河岸边。
“你带着游击队，阻击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使主力脱离敌人的尾追。完成任务后，你们各自分散回延安！”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对耿万福说。
耿万福是红五军财务科科长，在他的请求下，总部又派来郑维俱、刘义两人协助他工作。游击队由200人组成。总部交给他们地图1份，旧枪40条，子弹120发。子弹，一杆枪仅有三发，根本就不能作战，用于吸引敌人仍嫌太少。一些沉重的东西，背着行动不便，只好忍痛扔入山谷之中。他们把200人分成三个支队行动，规定行动原则是要尽可能地吸引敌人，缠住敌人，保证主力安全西进。每一支游击队迈出的都是西路军历史沉重而苦涩的一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祁连群峰一样傲然挺立，难以磨灭。“砰！砰！”祁连山中不时响起震荡山谷的枪声。声音在空旷的山野显得那样深远，那样悠长。马家骑兵蜂拥地奔向枪响的地方，却不见红军的踪迹。为了便于活动，各支队又化整为零，五六人为一组，坚持与敌人周旋。耿万福同郑维俱、刘义等人在一个行动小组。积雪覆盖山峦，寒风飞卷雪片，枯干的灌木枝在凄风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山石突兀尖利，行走十分艰难。耿万福脚上穿着新布鞋，可没几天工夫，鞋底磨穿了，锋利的石头划破脚掌，冰凉的积雪钻进伤口。穿草鞋的人就更不好受了。大家迈着沉重的双脚，步履异常艰难地行走。祁连山中，杳无人烟，飞禽走兽也难寻找。吃喝困难，唯一的一头大青骡子也只好杀的吃了。如果不是上级发给的约一斤洋参、一斤藏红花，他们可能早就饿死在积雪之中了。有位战士在山下偶然遇到一位老乡，买了一斤小米。大家饥肠辘辘，如获至宝。一斤小米，两人一顿就能吃光。可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这点粮食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地用。睡觉也是件愁事。晚上，他们爬到山的高处，躺在厚厚的积雪上，盖上破碎的线毯，身子冻得打战，谁也不能入睡，眯上一会儿眼，便是睡眠了。饱受饥饿与寒冷的游击小组，与敌人周旋更是不易。敌人骑着膘肥体壮的健马快步如飞，他们拖着沉重如铅的双腿艰难行走．随时都会被发现被追击。他们常常是在离敌人百米远的地方开枪，敌人一旦被吸引过来，便马上跑开，即使这样也难免与敌遭遇。一次，他们正在风雪深处蹀躞行进，突然在转弯处目出一队马家骑兵。后撤已经来不及了，有人主张迎上去打，可耿万福知道，凭几条破枪、几发子弹与敌人硬拼，等于白白送死。路的一侧是直立的峭壁，另一侧是陡斜的山坡，坡上尽是枯干的灌木丛。敌人越来越近，没有别的选择，耿万福命令大家顺坡滑下。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和手都划出一道道血红的伤痕，本来就很破烂的衣服被灌木丛划得尽是口子，沾满泥雪，黏黏糊糊。一到山底．谁也顾不上喘口气，便顺着山沟向另一座山跑去。后边响起急促的枪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马不能下陡坡，只是放些乱枪。那一夜，没有月亮，夜色沉沉。大家饥寒疲惫，累得瘫成一团，拾来些干树枝生起篝火。生明火是违反纪律的，但看到同志们冻得累得那个样子，耿万福心一软，默许了。篝火升起来了，摇曳在苍茫的夜色中。树干和残庄都在火光中倒成围墙般深不可测的影子，好纷乱，又好阴森。远处跑来一个人，大家都有些紧张。那人跑到跟前，原来是另一游击小组的一名小鬼，也就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小鬼坐在他们身旁，一边往篝火里添干树枝，一边小声说：“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不如到那边去！”风暴般的愤怒充斥了每一个人的心，老曾噌地拔出驳壳枪。小鬼吓得脸都白了，支支吾吾地说：“别，别这样，我也是为你们好呀！”耿万福上前制止住老曾：“别开枪，会引来敌人的，再说他还是个孩子！”耿万福估计敌人是小鬼引来的，心里好不气恼，但又不容细辨，马上喊：“散开跑，出山见！”耿万福一出山便被马家军抓住，同许多被俘的游击队员一起，被押到敌人司令部的大门外，周围是荷枪实弹的马家兵。马家军的一个大官背着手站在大家面前，说：“我今年快五十了，还没有儿子，绝不干那伤天害理之事。你们谁是当官的站出来，谁是文书和机枪手？我绝不会亏待的。”半天没人动一下，几个马家军官走到大家中间“挑选”，郑维俱、刘义被“挑”了出来。一个马家军官走到耿万福跟前，上下打量一番问：“你是干什么的？”马家军官将信将疑，从大门内叫来一位红军，要当场对证。那位战友刚一走出大门，耿万福便抢先嚷道：“我是缝纫工人，不信问他们！”出来的同志马上随声附和。他们被分成干部、士兵两个队伍，耿万福被带到战士这边。耿万福的衣服被扒光，大衣被马家军一个排长抢去，换给他一件“皮袄”，破旧得只有一个光皮板，油光光的似乎穿了两三辈了。耿万福不久被押解到永登“补充团”，在饱受折磨之后从“补充团”逃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