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乡村，有一群B站小学生

“在这样一所学校，成绩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是，滋养生命的根基，给他们情感的陪伴，让他们健康、安全、有尊严地生活。”

新老师

小顺是村里最难搞的那类孩子。

他中等个头，皮肤被高原的日照晒得黝黑，眼里有股谁也管不住的野劲儿。小顺脾气很急，遇事就抡着拳头往前冲，游戏打输了，直接把手机摔地上。在学校，他喜欢和高年级男生混，抽烟、喝酒、光着膀子飙摩托，同学见了都避着走。父亲茶剑说，能治他的办法只有打。

小顺的家，位于云南大理巍山的一个小村庄。八个月大时，父母去广东打工，把他托付给爷爷奶奶。三岁，他被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寄宿幼儿园，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几年后，小顺进入幼儿园旁边的一所乡村小学。他不爱学习，考试总拿二三十分，成绩全班倒数。

小顺独自在家里玩球

小顺的同学，大多有着跟他相同的成长路径：出身乡村，从小留守。小学毕业后，他们会升入县里一所普通的初中，命运开始分叉：有的继续升学，而更多的人，会重复他们父母的路径，早早投入打工的浪潮中。

在离巍山古城三公里外的这个小乡村，土壤贫瘠，降水稀少，再加上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行，种植业并不发达。而为了维护稀少的水源，也很少发展养殖业。打工是年轻人最常选择的出路。

小顺所在的乡村

小顺的父亲原本以为，儿子的人生也就这样了。没想到在2017年，小顺的生活迎来了转折。

这一年，秋季学期刚开学，原来的老师几乎都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新老师。他们都很年轻，讲标准的普通话，大学毕业，都有过山区支教经验。村小也有了新的名字，“哔哩哔哩美丽小学”。

和新老师一起到来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校园生活。除了上课以外，老师还会教低年级的孩子洗手洗头，给高年级的孩子讲“性教育”。学校里有了专门的社团，可以学编程、拼乐高；放假了，老师带他们去山林里徒步，弹琴、唱歌，认识每一朵花、每一棵树的名字。

孩子们还有机会去上海、北京游学，此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的公园，喜欢玩里面的大象滑滑梯。而在大城市的动物园，他们第一次见到了真的大象。

小顺的父亲发现，儿子开始有了改变，变懂事了。每周五回来，小顺会主动去帮家里洗猪圈。他戒掉了烟酒，不再和那帮小混混待在一起。有时候看见同学被欺负，还会主动制止。现在，同学们会亲切地叫他“阿顺”。

去乡村，栽一棵树

“哔哩哔哩美丽小学”的创立，是B站和“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共同进行的一次教育探索。

支援乡村教育的公益项目很多，美丽小学试图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具体来说，就是不再以帮孩子提高成绩、走出大山为唯一目的，而是给他们足够的情感陪伴，培养他们好好生活的能力。项目发起人之一康健和同事把这套理念浓缩成了一句话，“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

康健今年72岁，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去过美国留学。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授，在北大附中当过八年校长。

在北大附中这样全国顶尖的中学，有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和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什么都是最好的。康健做校长时，为了食堂消毒，在校内配备了进口的洗碗机；修新的宿舍楼，标准是四人间，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但康健的心里很不踏实。他的理想是实现教育公平，却一直待在好的地方，为本就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孩子服务，很少往最边缘、最草根的地方走。渐渐地，他心里对乡村孩子产生了一种愧疚。随着年纪渐长，这种愧疚更加沉重。

2012年，康健从北大退休，学院给他开了一场欢送会。会上，时任院长文东茅在会上问他，你退休以后准备干什么？康健脱口而出：去乡村办一所学校。

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远山正瑛到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治沙时，曾经说过：“我七老八十了，要想治沙已经不行了，但在我这个年岁，还来得及栽一棵树，那我就先栽一棵树吧”。这番话很打动康健，“也许我不能改变乡村教育的全部，但是我们去栽一棵树，给那些孩子提供一些好的生活和教育，我还是可以做的。”

小顺和弟弟在家喂鸡

退休后，康健加入了“美丽中国”，负责培训乡村支教老师。与他们接触时，许多年轻老师会谈到自己的困惑，最常见的是：在乡村的学校，支教老师只是教几门课，很难进入学校的主流，也很难从整体去影响教育的过程。

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办学校。康健的想法得到了“美丽中国“的支持，决定由康健来创办一所小学。眼前的问题是：学校该怎么办？在哪里办？

康健去过很多村小考察。他发现，乡村的孩子和城市孩子的精神面貌差距特别大。见到陌生人会很羞怯，习惯性地低着头，避开走。更让他揪心的，是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他们大多个头不高，走路时佝偻着身子，做课间操都有气无力的。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没有培养卫生意识，头上和身上都长了虱子。

学习洗头的小朋友

这些小孩大多数是留守儿童，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家庭教育。

小顺也是一样，留守在家的大多数时刻，他都是孤独的。晚上，小顺躺在学校宿舍的小床上，想起遥远的爸妈，常常忍不住哭。他掏出妈妈离家时压在枕头底下的信，上面写着“我走了，八点的车，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不要调皮，不要打架。”

于是，康健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这所学校应该是小而美的，不超过200人，一个班二三十人，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被老师关注到。老师由教育背景好、有过支教经历的人来担任。

带着“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的理念在全国各地考察了一圈后，办学地点选在了云南。因为团队在云南有很深厚的支教基础，当地教育部门听说他们有办小学的想法，非常积极地提供了几所符合条件的村小。

大山里的哔哩哔哩美丽小学

于是，位于巍山古城外3公里外的这所小学被选中了。这是一所公立小学，校园依山而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一间食堂，再加一个水泥地面的篮球场，构成了校园的全部。学校一共194个学生，分别来自新村、和平村两个行政村，大多数是彝族，其中128个住校，一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

一直关注乡村教育的B站也加入了进来，“因为我们很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很希望孩子们能在学习之外，也能接受生活上的教育”，B站公益团队的曦宝说。

于是，B站和当地教育部门、“美丽中国”达成协议，提供每年200万的资金支持，学校仍旧归教育部门主管，生源和收费政策不变。

王云鹓老师教二年级的孩子刷牙

在教师的选拔上，康健很挑剔。他要求每个应聘的人经过两到三轮的面试，写一篇题为《我心中的美丽小学》的文章。

康健认为，年轻、有情怀、背景好的老师从来都不缺，他更在乎老师是否对乡村教育有深切的认知。“很多支教老师都有一个理念叫陪伴，但我们要找的人，不是陪伴就完事儿了，而应该要懂得去改变，尽快结束乡村落后的局面。”

最终入选的老师，大多和学生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他们出生在农村，在村小上学，靠自己的努力考进重点大学，怀揣着反哺乡村的愿景，又回到乡村。这样的人，更知道乡村的孩子缺什么，也更明白自己要做的事，会对乡村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

学生放学回家前，和周昌麒击掌道别

刘泉是入选者之一。他长相斯文，说话时声音很轻。他是江西农村人，曾经在村小上学，学校五年里换了十个老师，没一个给他留下印象。幸运的是，刘泉成绩优异，考上了武汉大学。进入大学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见识和个人能力，都很难比得上城市的孩子。

后来，刘泉进入一所国际学校任教。那两年，他过得很不开心。一次在课堂上，刘泉发现有学生嚼口香糖，他想制止，但学生不听。课后学生找校领导告状，说刘泉辱骂他。而领导的处理方式是找刘泉谈话，让他和学生和解。

刘泉觉得，国际学校里的教育更像是一门生意，教师像是服务人员。于是，当他听说美丽小学成立时，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城里老师对孩子的影响，绝对不可能超过父母。但是在村里，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让他找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正在上语文课的三年级学生

刘泉当时的想法是，乡村的孩子要改变命运，不一定非得走出去，但是他们必须有得选，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来。而他要在村小里做的事，就是帮助孩子们去争取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就这样，创校之初，确定了包括刘泉在内的18个支教老师。有的老师毕业于清华中文系，喜欢读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的老师在加拿大留过学，开着摩托车从重庆骑到了巍山。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因为喜欢孩子，喜欢教育，聚在了这片高远的蓝天下。

一些尝试

2017年秋天，“哔哩哔哩美丽小学”成立了。

开学第一天，和平村村委会书记罗林军见到了这群新老师，他的第一反应是质疑：这些老师靠得住吗？都这么年轻，真的懂怎么教孩子、管学校？

要办好一所新小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个学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学校没有校长。到第二个学期，新校长康玉成才上任，他在泰国当过汉语教育志愿者，回国后加入“美丽中国”，负责云南地区的项目。

康玉成教孩子们画画

康玉成没办过学校，不知道从何下手。很多孩子不爱学习，总觉得打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学校生源一般，成绩在全镇排倒数第一。康玉成入职后的第一件事，是去镇上开会，接受领导的批评。

康玉成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就像我们去吃东西，面前摆了一盘石屏豆腐，我告诉大家，这是石屏豆腐，做它用的是石屏的水，所以特别嫩。这也算是在生活中学习。这个理念太大了，什么都能往里面装。”

因此，在学校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能对理念给出一个权威的解读，也没有形成一套与理念适配的教学体系。18位老师各有各的想法，在学校里进行了很多理想化的尝试。

38岁的周昌麒带一年级的“生活家”课程，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第一节课，教擦桌子，他必须手把手地、事无巨细地教，告诉学生怎么拧开抹布，把抹布铺开，擦完一遍后，要把毛巾洗干净。“这些孩子，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过的是很粗糙的生活，所以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基本的知识，必须要老师来教。”

还有公益组织为学校捐助了教学用具——“一公斤盒子”。每个盒子里都不同的道具，教孩子们怎么躲避地震、怎么辨别食品是否健康。

二年级的孩子们种下了许多植物

根据自己的兴趣，老师们开了十几门选修课：有老师带着学生吟诵古诗、创作小说；有老师买来了桌游玩具，带孩子玩数独游戏，培养他们的数据思维；还有老师给孩子们讲巍山当地的小吃，通过小吃来了解巍山的历史文化。

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也在那时被带进了学校，比如刘泉等老师尝试的“项目制教学”。所谓“项目制教学”，就是先制定一个项目主题，学生来完成项目的每个环节，接触不同学科的知识。

项目的主题被定为“一亩地的价值”。对这群乡村孩子来说，和生活最贴近的就是土地。但在平时的家访中，老师发现，很多孩子的生活却脱离了土地，从小没有劳动过。家里有几亩地，地里种些什么，每年能挣多少钱，都一无所知。

包括刘泉在内的8个老师，挑了从三到六年级挑了20个学生。他们在学校后头找了一块空地，数学老师领着他们去测量土地的面积，科学老师研究怎么改良土壤，清理掉多余的石头、用水果和树叶制作堆肥。刘泉则负责告诉他们，怎么根据气候条件、各种农作物的特点，制定种植规划。

在最后的成果展示环节，孩子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的说要种挣钱的烤烟和贡菜。还有人提出，可以不只是种田，在这块地上建一个农家乐庄园，或许能有更大的经济效益。

学生制作的“土地改良计划”

刘泉记得，实践进行的那几天，天气很冷，但孩子们都很热情，老师的兴致也高。项目完成以后，他们还和学生一起，在地里种下了毛豆、地瓜和向日葵。

小顺也喜欢学校的变化。上“生活家”课程时，老师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故事，他积极地站起来讲，玩游戏时战胜对方的故事，分享自己成为篮球运动员的梦想。很多平时难以启齿的事，都在课堂上找到了倾诉的出口。

但从现实角度考量，这些理想化的尝试，没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们的基础太差，两个学期过去了，学校的排名仍旧在全镇吊车尾。康玉成和周昌麒一起去开总结会，都低着头，不敢作声。

老师也很难从教学中获得成就感，常常被调皮的学生气哭。康玉成记得，有的学生会公开在学校谈恋爱，还有男孩，在期末考试时翻墙就跑，交白卷，考零分。

“一些老师会感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他们做了一年，付出很多精力，有很多尝试，但没有结果，慢慢地，就会失去坚持下去的动力。”

小顺和一年级的孩子看电影

第一个学年结束时，七位老师选择了离开，很多尝试也没能继续。选修课只开了一学期，“项目制学习”只做过一次。而那些公益机构捐赠的“一公斤盒子”，用了没几次，就和乐高玩具、桌游卡片一起，被放到了三楼的空房间，再没打开过，积上了一层厚厚的灰。

看着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走，刘泉想，“我们需要有方向，有方向之外，还要有路径，我们就按这个路径一点点走，不管它是否尽善尽美，不然我们就像一只只无头苍蝇。”

有尊严地生活

所有人都认同，学校需要改变。

2019年初，过年之前，老师们刚批改完期末考的试卷，康玉成就召集他们在学校开了个会，会议的重点，是给学校找到一条明晰的发展路径。

会上，老师们提出了十几个关键词：勤奋、责任、自律、有担当、动脑筋……它们被写在黑板上，康玉成一个一个念，老师们举手投票，但始终意见不一。最后，少数服从多数，确定了勤奋、自主、责任为学校的核心价值。

然后，康玉成在电脑上给大家展示了一个自己做的模型，一个五层的金字塔。他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康健的观点，提出了学校发展的五个层次，从下往上分别是：健康、安全、有尊严、归属、自我实现。他认为，学校现阶段最应该做的，是最基础的三项。

正在洗手的美小学生

学校创立之后，康玉成经常听康健提到“健康、安全、有尊严地生活”，他认可这三点，也在思考，这句口号该如何落实。

他想到学校的现实情况：上个学期，最多的时候，一星期有三四十人生病。到了三四月份，传染病、流感高发，全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请假。

康玉成给老师们解释，“要有生活，首先得有人，得有健康，孩子天天病怏怏的，还生活什么呢？更不要提搞学习了，用康健老师的话说，就是'从生命的根基做起’。”

过完年，新学期开始，老师们按部就班地做了起来。

当时，一个普遍困扰学生的健康问题是，头上的头虱。因为当地缺水，孩子们有时会长时间不洗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昌麒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他选择了一种最直截了当的方式：给男生剃光头，女生把头发剪短。同时，把他们的衣服、床单、被套洗一遍，用消毒水泡，在阳光底下暴晒，效果立竿见影。

正在剃头的小朋友

要让孩子们保持健康，运动必不可少。康玉成为孩子们设置了每天一小时的大课间，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运动。学校没有体育老师，老师们就轮番上阵，发挥自己的特长，有的老师跳绳，有的老师教打篮球，实在不擅长体育的，就盯着孩子们练800米。

半年过去，李伯琳有一种很明显的感受，大家做事都更有落脚点了。她总是扎一头马尾、性格活泼，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在学校上语文课，也会上“生活家”课程。

在原来的基础上，老师们对“生活家”课程进行了优化，孩子们不仅会学到生活技能，还要学习与人相处的方法、如何自我认知，以及“性教育”。当小顺和同学第一次看到PPT上展示的人体性器官时，都很害羞，有的用双手遮住眼睛，有的把脸埋在了桌子上。

在李伯琳的“性教育”课上，低年级的孩子会学习自己是怎么来的。为了让他们体会到母亲怀孕的感受，李伯琳会要求他们把书包塞到肚子里，走路、弯腰、下蹲，进行各种活动。高年级的孩子会认知自己的身体，学习身体在青春期的变化。为此，李伯琳打印了很多人体的卡通图片，让孩子们分成小组，在图片上画出进入青春期后，哪些部位会发生变化。

预防性侵，是性教育课程中重要的一环。李伯琳会花很多时间讲：哪些隐私部位是不能被看、被触碰的；性侵害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了性侵，要怎么保留证据、诉诸法律。

给孩子们讲“性教育”的李伯琳老师

而在讲这些内容的过程中，李伯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明白，哪怕你很尽力保护自己、但性侵害还是发生了，也不要认为是你的错，更不要因此丧失自信。

性教育课上完没几天，一个叫罗燕的同学找到她，说班上的张聪摸了自己的隐私部位，她把张聪叫过来，和他们俩一起强调了一遍课上提到的隐私部位相关的内容，张聪听完后，郑重地对罗燕鞠了一躬，认真地道了歉。

隔壁村自由小学的校长听说美小有性教育课程，也找到了李伯琳，请她去学校给孩子们上一堂性教育课。他说，因为学校是传统的彝族村落小学，很保守。之前有孩子生理期，自己会觉得很肮脏，内心非常自卑、害怕。于是，李伯琳去给自由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上了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时间不长，但课程结束后，每个孩子都可以说出一些自己的收获。

去远方

6月15日，李伯琳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安全课”。她播放了一段动画视频，视频里，一位小女生收到了陌生网友的私信聊天，网友不断打听她的生日、地址和照片，还发起了视频邀请。随后，画面切换，UP主罗翔开始讲解起了向生人透露个人信息的危害。

罗翔的“网络安全课”

这是B站公益部门自制的“安全课”。它起源于曦宝和刘泉的一次交流。当时，刘泉提到，现在很多学校的孩子放假回家都会玩手机，打游戏或是刷短视频，但网上很多诈骗信息，是孩子们无法分辨的，他很担心孩子们上当受骗。

于是，为孩子们制作“安全课”的想法萌生了。B站公益团队先是在全国50所学校进行了调研，征集了老师和学生们最关注的安全问题，再根据这些问题制定不同的主题，然后找相关领域的UP主，录制一段几分钟的小视频，由美丽小学的老师在课堂上播放教学。现在，安全课已经制作了两节，分别是罗翔的网络安全课、盗月社的食品安全课。

安全课在学校开展以后，很受学生的欢迎，他们每次都听得很认真，会很积极地举手、跟老师互动。曦宝想，“除了资金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学校更多力所能及的支持。”

2019年的暑假，B站资助了12个学生到上海游学，周昌麒带队。他在网上买好了公交卡，给孩子们定制了衣服、帽子，带他们去上海的各个高校、景点还有B站参观。在动物园和海洋馆，很多孩子第一次见到了狮子、老虎和鲸鱼。

渴望成为飞行员的小南

小南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在去上海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但看到一架架飞机从昆明机场腾空而起的场景后，他就立志以后要当飞行员。

从上海回来后，他开始为自己的梦想作准备，去查当飞行员有哪些要求：不能近视、个子要高。他就格外爱护眼睛，常常锻炼，平时多吃有营养的食物。现在，小南可以熟悉地认出飞机每一个部位的名词。他还很擅长画飞机，五分钟就可以画出一架。

两年过去，孩子们的精神面貌肉眼可见地改变了。当作为顾问的康健又一次来到美丽小学时，他发现孩子们脸上多了很多笑容，还有了红光。见到生人不再胆怯，而是大大方方地打招呼问好。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小顺最喜欢生活老师周昌麒，起初只是因为周老师“个头高、长得帅”，后来接触变多了，周老师常常像朋友和他一样聊天，问他每天上课的情况，在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他吃的。

这让小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成绩不好的孩子，也可以从老师那里收获足够的关注。

“我们真的在生活上，给他们创造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改变了他们很多不良的习惯，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这种变化是内生的。”

回归家庭

在康玉成看来，美小老师带来的变化不只在学校，也在学生的家庭。“因为当这些孩子毕业、离开美小，去了别的初中，最终是要回归到家庭里去的，家庭教育的影响始终都大于学校。”

2020年，康玉成被调到了镇上的中心校当副校长，哔哩哔哩美丽小学的校长换成了程哲。他从中山大学毕业，有近10年的乡村教育经验。

正在上课的程哲

小时候，程哲跟着父母在城里打工，母亲是勤劳的农村妇女，父亲喜欢打麻将，两个人经常当着程哲的面吵架。上初一那年，有次父母在家打架，他不知所措，哭着在日记里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后来老师看到，特意找了程哲的父亲谈话。从那以后，父母基本没当着程哲的面吵过架。

“我那时才意识到，原来老师是可以帮到我的，我以前对外面的力量是没有期待的。后来我选择这份职业，也是因为老师可以改变一个家庭。”

美小的老师和每个家长都建立了联系。那些外出的打工的家长，也会收到老师拍的照片、视频。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老师集体家访，十几辆电动车浩浩荡荡地，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以前，有学生家长会因为孩子打架来学校闹事，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很尊敬老师。原本不看好这群新老师的罗林军，也对他们有了改观，“他们来我们这里，是真的想沉下心来做事的。”

小顺的父亲有很直观的感受。以前，本地老师在的时候，他几乎没跟老师联系过。美小老师来了以后，会经常和他打电话。通过老师，他和小顺的内心更贴近了。

茶剑来接小顺回家

他第一次知道，以前开玩笑跟小顺说的那句“你是捡来的孩子”，在小顺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于是，他和妻子很郑重地向小顺道了歉。

老师也提过很多次，要求他们回来照顾小顺。直到小顺四年级在学校打架，他们才决定，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照顾。于是，父亲给小顺办了转学，带他去了广东。

不过，离开美小的小顺，在广东待得并不开心，一直都想回来。那间学校太大了，一个年级7个班，一个班40多个孩子，讲的都是他听不懂的粤语。开学第一天早上，小顺没穿校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校服都买不起，真穷”。傍晚放学，他骑着自行车，在城中村的小巷子里来回转了好多遍，找不出哪栋是自己家。

后来因为疫情，一家人回了云南，小顺也转回了美小。小顺父亲听了老师的劝告，留在了孩子们身边。

这是小顺父亲和孩子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每周五去接孩子，变成了茶剑最期待的事，一到周五早上，他就会变得精神饱满，然后掐着点，到学校门口，把孩子接回来以后，就兴致勃勃地做饭，给他们杀一只鸡吃，晚上和两个孩子睡一张床。到了周日，两个孩子回了学校，他晚上会失眠，很想孩子。

一年过去，转眼到了小顺的毕业典礼。初夏的云贵高原，紫外线很强，云一朵贴一朵，低低地浮在空中。小顺和同学们换上了老师定制的班服套装，白色的底，图案是在海浪里跳跃的红鲤鱼。

六年级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的第一个环节，是孩子和父母交换信件。小顺的父亲写了一封，虽然很短，但是写了三四个小时，从早上写到中午，很多字他不会写，就用手机的语音转文字功能，先对着手机说出自己想写的话，等它被转成文字之后，再对着那些字，一个一个地抄到纸上。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这是爸爸第一次给你写心里话。你小学马上毕业了，进入初中了，爸爸希望你能改一改你那不服输的脾气，还有那冲动的性格。因为进入初中，你不再是儿童，而是小青年了。爸爸希望你到初中要好好学习，不要惹事。虽然你现在学习成绩不好，但只要你努力，爸爸相信你会慢慢进步，不要像爸爸，只会盘田种地。”

小顺看完以后，腼腆地笑了，说，“希望爸爸可以一直留下来”。

茶剑写给小顺的信

校长，你开心吗？

当上校长以后，程哲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太年轻了，没有校长的管理经验，对于将来要做什么，他有些不知道如何下手。

学校的很多问题，也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成绩的问题、教师流动的问题。

四年过去，尽管学校的成绩跟其他小学的平均分在缩小，但排名依旧很靠后。当地一些其他的同行会议论，为什么美小享受了这么多的资源，成绩却始终上不去？

有老师也因此开始思考，不只重成绩的教育对这些孩子来说，会不会有些奢侈和超前？他们担心孩子从美小毕业，进入初中以后，会无法适应初中的教学和管理。“如果重来一次，我认为我们应该先用前两年的时间，把学生的成绩提上来，再去给孩子们更多的东西。”

更让程哲头疼的是，每个学期结束，都会有几个老师离开。他和康玉成常常讨论这个话题，从长远来看，要把支教老师都留在贫困地区很困难，要把学校更好地办下去，最好的办法是招一批本地老师，让他们慢慢接受学校的理念，再去影响当地其他的老师和学校。

程哲给孩子们发奖状

程哲常常回忆起一个画面：刚当校长不久时，有一天在食堂吃饭，他问旁边的学生，“你最近过得开心吗？”

学生一边吃饭，一边看了他一眼，说，“最近还好，老师你当校长开心吗？”

程哲顿了顿，“我还没想过这个事情。”

这时，旁边一个小男生直接插话说，“老师当校长肯定累了，以前老师当教学主任的时候就很辛苦，现在做了校长，事情更多，所以更累了。”

这番对话让他感到欣慰。程哲认为，这说明孩子在跟老师的日常相处中，是自由而松弛的。无论是面对校长，还是别的角色，他们只要想到了什么，就会有说出来的勇气。这是只有美小的学生才有的品质。

他想，还是得按学校以前定下的理念，从孩子身上做起。现在美小的孩子，物质条件好了，生活技能也掌握了，但一些情感、心理的教育，还是稀缺的。

比如六年级的女孩小云，父亲是景区的售票员，母亲在家养猪。她感觉自己无法跟父母交流，有时她和同学有矛盾，想找父母安慰，得到的却总是责备。渐渐地，她不再和父母讲心事，只愿意写在日记里，和老师倾诉，性格也越来越内向，很少说话。

在和同事的交流中，程哲接触到社会情感学的理念，它能教会孩子们怎么进行情绪的管理、怎么和人交往、怎么做出负责任的决策。程哲觉得很合适，计划把它融入到“生活家”的课程中来。

下课时的孩子们

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在思考以后到底该做什么。有的人想继续做一些很基础的事，比如带孩子们运动、提高体质：二年级的班主任张巧婷，教孩子们跳绳，在学校里组了一支花绳队，每个傍晚、周末都在一起练习；还有的人，想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去年新来的王云鹓老师，在看过一次巍山当地的彝族打歌表演后，觉得可以让学校的孩子们也学一学，不仅能多一门手艺，还能把当地的文化传承下来。

这场在乡村小学的教育实验进行到第四年，每个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不可能每个孩子都通过考试走出大山。更多的人可能会留在这里，或是像父母一样去外地打工。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孩子们无论到哪里，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尽管它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效果。

今年6月，UP主“IC实验室”来学校参观。在校园后山的泥地里，他看到了一棵小树。那是一棵校树，学校挂牌那天种下的，因为土地贫瘠，降水也少，这棵树的长势很慢，几年过去，仍旧很矮小。

见到这棵树的那一刻，他有一些感慨，“这就是乡村教育的意义。即使再贫瘠的土壤，只要有人播种和呵护，总有一天，会长出树木。”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小顺、罗燕、张聪、小南、小云均为化名）

作者  |  青绵鸟

编辑  |  小胡

摄影  |  陈劲

运营  |  阿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