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基础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属于认知范畴。各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文化认知在社会规则上的体现。

上层建筑是在同一时期文化基础即文化认知的集中体现，文化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上层建筑是文化基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上的更高表现，文化是构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社会分工赖以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优劣促进或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关系的优劣则更多的体现在权力阶层或者管理阶层的认识层面。当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势力占据主导的时候，变革则是社会的必然。一个残暴的封建王朝总是会导致风起云涌的暴力起义。而新的王朝必然要革除先前的残暴政策才可能长久，否则同样会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残暴的项羽无法替代残暴的秦始皇，一个本质没有发生改变的集团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在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进而引发了各地的农民和贵族起义。项羽和刘邦就是其中的代表，但项羽残暴的个性使得其最终丧失民意，最后只能自刎乌江。而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正是认识到秦始皇施政的缺陷，一改先秦暴政，关注民生、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废除苛法，才有了汉王朝近400多年的延续。同时承袭了秦朝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如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真正结束了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

不同地域和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程度的差异，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具备了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在相同时期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也存在优劣。这种优劣在国与国之间体现的非常明显。卓越的军事能力、先进的政治体制都成为国家发达的先决条件。

文化认知的改善促进着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这是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具备了完善的文化体系。尤其是道家“道法自然”顺势而为的思想切合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使得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多年的繁荣与强盛。任何一个强盛时期，总有一些士大夫在统治者面前喋喋不休的宣扬民生的思想，使得社会上层建筑具备自我修复的方法和手段。

但自宋以来，重文轻武的思想，使得宋朝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国家却屡受侵略。而程朱理学的泛滥，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使得儒家学说逐渐沦落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使得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能力开始受到限制。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体系偏离了其理性的轨道，正是这种文化认知的错误开启了中国文化的衰落，忽略个人的发展，忽略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造成的社会落后。至满清屡受外敌侵略而衰败也只是这种错误文化认知集中爆发。其皇权统治思想的认知是构建自宋以来统治阶级政治架构的基础。可以说程朱理学的崛起开启了中国文化没落的序幕。这种落后的认知使得上层建筑变得越来越腐朽，甚至越来越反动。其上层建筑的开明和开放程度甚至远远低于春秋战国、汉唐时期。

尤其是满清的统治，更是使中国文化彻底衰落。奴才文化达到中国最鼎盛的时期，而且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深受其害。这种错误的认知正是导致中国上层建筑各种制度缺陷屡被诟病的深层原因。它甚至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西方文艺复兴的根本是破除神权，提倡人权。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而旧有的神权统治，显然已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体制上都对社会提出了变革的需求。正是文化认知上的提升开启了上层建筑的改造，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萌芽。文艺复兴催生资本主义在社会管理中粉墨登场，其根本的动力源于破除神权后释放了个人和群体的劳动力和创造力。同时为保障个人和群体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持续释放就需要一套适合其发展的上层建筑来维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

东西方的民间交流最早要追溯到殷商时期，而丝绸之路的形成，匈奴、柔然、鲜卑的西迁，成吉思汗的西征，对整个欧洲文化影响深远。诞生于公元前约480年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智慧的摇篮。”，足见在春秋战国之前，东西方已经有很深的文化交流。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文化是催生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直被认为是缔造新中国的基石。但追溯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有其生存的土壤。其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理论源泉本就来源于中国。中国历来是一个唯物论的国家，而中国历经两千多年无神论的文化浸润才有了欧洲破除神权的文艺复兴。而道家的辩证思想更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都已经非常完善。而民本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始终是治国之道的根本，它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不谋而合，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就是关注民生，关注大众的文化。

可以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文化的回归。“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是对民本主义全新的体现，也是其缔造中国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

任何时代，认知的提升都不同程度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使得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汉朝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唐朝的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开启了贞观之治唐朝盛世；宋初，太祖赵匡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宋太宗 “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 ；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使得宋朝经济空前繁荣。

文艺复兴破除神权，解放思想，极大的解放了欧洲的生产力，从而开启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主要在人手的延伸，也即是对工具的利用，无论是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对机器的大量使用，都是人类工具利用的结果。工具的先进性基本是人类经济先进性的标志。

科技的发达，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的工具应用更有了空前的发展，也催生了现代经济的空前繁荣。

正是人类认知程度的提升，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也充分说明经济基础是文化基础的集中体现，更是构建上层建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