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业永固的基本道理：慎始如终，则无败事
——《***》中的大智慧（霸图）篇
【导读】
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清，王朝更迭频仍，天下分合无常，不少学者在观看往昔历代王朝的盛衰史诗时，都想从中汲取经验宝训，以便为后世施治提供鉴戒。由是，谈到如何保证“基业永固”这个问题时，有人推崇《牧民》、《七法》、《南面》中的精华，其言尽为“术”类；有人喜欢《主道》、《内业》、《白心》中的格言，所论皆是“道”本。
重术而轻道者，以权谋御下，而功业短促；秉道而弃术者，以义理化人，而欠诸常情。所以有作为的君主，常常是二者兼用，道主术辅，乃得“河清海晏，时和岁丰”。
【***原典】
论曰：干宝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尧舜年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得天下。隋时之义大矣哉。”范晔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其所以致削弱祸败者，盖渐有由矣。三代以娶色取祸，赢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虽亦有数，然大抵得之者，皆固得贤豪，为人去利除害；其失之者，莫不固任用群小，奢汰无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远佞人，去僻恶。’有旨哉！”
[昔秦王见周之失统丧权于诸侯，遂自恃任人，不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成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灭秦。高祖既定天下，念项王从函谷入，而已由武关到，惟修关梁，强守御，内充实三军，外多发长戍。及王翁之夺取，乃不犯关梁，而坐得其处。王翁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及其失之，又不从大臣生焉。更始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人悦声，则自安乐，不纳谏臣。赤眉围于外，近臣又反于城，遂以破败。由是观之，夫患害非一，何可胜为防备哉！贾谊曰：“夫事有招祸，法有起奸，唯置贤良，然后无患矣！”]
【译文】
干宝曾经说过：“古代帝王的兴起，要等待天命的安排，这期间如果有更替变化，也并非人的力量所能左右。尧舜的时候把帝位传给内定的继承人，是为了体现文明民主的讲求道德的政治；汉魏的时候把帝位传给外姓的继承人，是为了顺应时势；商周时期的变革，是顺应上天和百姓的要求；汉高祖和汉光武帝时期的讨伐战争，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功勋和业绩。这些人都是因为自身的崇高品德符合上天的要求而同时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道义真是光明传大啊！”范晔说：“自古以来丧失祖宗开创基业的皇帝，之所以遭到灭亡命运打击是有原因的：夏、商和周三个朝代，都因为过过份宠爱后宫的妃嫔而逐渐丧失做皇帝的道德才导致祸患的发生；秦朝因为对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而被不堪忍受压迫的百姓消灭；西汉因为外戚的势力增长而遭到灭亡；东汉因为宦官的独断专权而无法摆脱国家倾覆的命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古代的史官已经研究讨论了好长时间了。从秦朝到隋朝，考察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除了天命的因素之外，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大多数得到天下的帝王都是因为得到德才兼备的人的辅助，为人民争取利益免除涡害；而那些丧失帝王位置的人，都因为任用大量的小人管理国家，再加上自己的不注意修养品德。孔子说：‘因为注意自身修养，约束探制自己的行为而丧失了天下人对他的拥戴的君主很少。’又说：‘远离没有德行的小人，发现并抛弃自身的许多不好的品格。’这话说得有味道啊！
[以前秦朝皇帝看到周朝最终被自己分封的诸侯灭掉，因而不再分封诸候。然而没想到竟然会被身为普通百姓的陈胜、刘邦和项羽等人推翻了统治；汉高祖刘邦想到项羽曾经能轻易地从函谷关进军关中，自己是从武关入秦，最终灭亡秦朝因而取得政权后拼命地加强对险要的关隘的把守，并不断扩充军队，可是没想到汉朝最终被王莽不废一枪一卒的窃取了政权；王莽想到自己是因为当了把持朝中政权的重要大臣才得到了篡夺政权的机会，因此登基后不断削除大臣们的权力，然而没想到他并没有因为朝中大臣专权才最终失掉了帝位；更始帝刘玄看到王莽因为遭到百姓的唾弃才丢掉了天下，于是篡位后处心积虑地想出了一些从表面上看能让百姓高兴的措施，并因此不采纳谏官的劝解，自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能安定天下，却没想到落得个赤眉军包围自己，近臣亲信背叛自己，从而丧失政权的下场。因此说来，祸患的种类很多，怎么可能消极地防备呢？还是贾谊说的对：“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招来祸患，再好的统治措施和方法也难免会被奸猾的人钻空子，只有真诚地任用德才兼备的人，然后才能避免难以预料的打击。”]
【史海沉钩】
本章是《***》的第十七章，作者***对十余名开国帝王的得失以及他们所建王朝的兴衰过程做了回顾，为了避免冗长繁杂，【***原典】部分仅对该篇的重要结论加以截取。关于王朝兴衰的内在原因，《晋武革命论》中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然而***却提出另外一种见解：“自秦汉迄于周隋，观其兴亡，虽亦有数，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贤豪，为人兴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无度。”将王朝兴亡归结于用人问题和领导人的生活作风，虽然也不是全面而深刻的解释，但比之于“宿命论”之类的言语，还是略胜一筹。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就认为，要基业长青，一定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用人得当；二是克己制欲。前者尤重！所谓用人得当，即领导者所任用之人必须是公忠体国，不谋私利，执行力强。假如任用的都是假公济私、阿谀奉承、能力平庸之辈，那么制度框架设计得再是完美，领导者的决策再是英明，也无法落实，到了最后，决策高层亦将陷入“耳塞目障”的境地。例如，唐玄宗初期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名相，他自己也修身饬行，节省其用，由此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开元之治”。然而，到了其后半生，唐玄宗身边的亲信全都换成了阴险狡诈的小人，他本人也开始自我放纵，沉溺女色，国家的基础因而日益动摇，最终引得安禄山、史思明、田承嗣、朱滔等诸多阴谋家蠢蠢欲动，轮番发难。这段历史实在值得我们掩卷长思！
年少有为的唐玄宗为何痛失权柄？
晚年的武则天沉湎享乐，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鲜问政治。大小事务，系由二张决断。张易之与张昌宗二人倚仗女皇的宠信，专权跋扈，朝廷百官都畏之如虎，甚至连武则天的子侄们都争相给张易之执鞭辔，叫他五郎而不敢直呼其名。《新唐书》载曰：“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摴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正是二张兄弟“贵震天下”、“目空一切”的真实写照。
其后，二张兄弟更加气焰嚣张，竟大兴冤狱，将太子李显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婿和一个外孙通通逼死。以李显、太平公主为首的王室子孙不堪其辱，决意发动大事。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纷纷响应，将二张格杀，并责令女皇禅位。由是，李氏正统得以复位。
但李显为人仁弱无断，登位九五后不从“五王”（即发动神龙政变的五位功臣）“除恶务尽”之言，致使武氏遗后勾结国母（韦后）“内行相事，反易国政”，武氏家族中人及其羽党仍当权用事，“为天下所患”。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挺身而出，拨乱反正的。在景龙四年（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唐玄宗）和姑姑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苑总监钟绍京等，密谋策划，欲先发制人。有人建议，把发动政变的事先向相王报告，李隆基胸有成竹地说：“我是为了拯救社稷，为君主、父亲救急，成功了福祉归于宗庙与社稷，失败了我因忠孝而死，不连累相王。怎可以报告，让相王担心呢！现在报告，相王若赞成，就是害他参与了危险的起事；若他不赞成，我计谋就泄露了。”于是，决定背着相王，立即行动。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申时，李仙凫、葛福顺、陈玄礼等军官纷纷提兵来到，表示愿为玄宗效命。当夜，葛福顺突袭羽林营，诛杀韦后党羽韦跨、韦播、高嵩，策反了羽林军，并攻入玄德门，李仙凫亦引兵攻入白兽门，于三更会师于凌烟阁。韦后见大势已去，逃入飞骑营，反被斩首。这时，李隆基才将唐隆之变的经过报告其父相王李旦。相王抱着李隆基哭泣著说：“宗庙社稷的灾祸是你平定的，神明与百姓也都仰赖你的力量了。”当日，李隆基被改封为平王，兼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迫使李重茂禅让，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睿宗与大臣议立太子。按嫡长子继承制度，长子宋王李成器应为太子，但李成器坚决辞让说：“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平王有功于国，自己决不居平王之上。”参与消灭韦党的功臣也多主张立李隆基为太子。睿宗顺水推舟，遂立李隆基为太子。
但太平公主恃著拥立睿宗有功，经常干预政事。她又感到太子李隆基精明能干，妨碍自己参政，总想另易太子。李隆基当然不愿任人摆伂，亦想除掉太平公主。双方都在暗蓄实力，图谋决战。先天二年（713年），李隆基亲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多人，先杀左、右羽林大将军常元楷、李慈，又擒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散骑常侍贾膺福及中书舍人李猷，接着杀了宰相岑羲、萧至忠；尚书右仆射窦怀贞乱中自裁而死。太平公主见党羽死尽，不得已而于家中自缢。至此，大唐的权柄被牢牢的掌握在了李隆基手中。
事实证明，李隆基不仅在“政治斗争”上是个行家里手，治理起国家来也毫不逊色！笔者仅从六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选贤任能，奋发图强
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凝聚人心，能否有决断力和执行力，很重要一点就在于能否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到重要岗位。在这方面，李隆基眼光精准，能够根据时代需求来选拔贤才。他前期所挑选的诸位宰相，大体不差。
譬如“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於佐时”的宋璟；“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的张说；“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的张九龄，都是一时俊杰。
李隆基即位初期还十分重视法家的“赏罚分审，白黑著明”，他深知“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所以，李隆基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了解百姓疾苦和胸隐甲兵。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二，从谏如流，闻过则喜
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要唐玄宗答应他十件事后才愿意接受宰相职位，并且出言辛辣、犀利，直击弊政。
姚崇说：“武后垂拱以来，以酷法治天下。我希望施政以仁恕为先，可以么？朝廷兵败于青海，却没有因此而悔悟，接受教训，我希望不邀幸于边功，行吗？近来巧谄伪善者触犯法网，都因是宠臣而免惩；我希望严行执法从近臣做起，可以吗？武后临朝时，朝廷发言宣令的重任出自宦官之口，我希望宦官不要参与政事，可以吗？近来豪族同里对上送礼行贿，公卿将相也这样干；我请求除国家租赋以外，一概禁绝，可以吗？外戚贵主窃居要职更替主政，朝廷秩序杂乱；我希望皇亲国戚不要任台省级要职，可以吗？前朝亵近狎玩大臣，有损君臣之间严正关系；我希望陛下接近臣下待之以礼，行吗？过去，燕钦融、韦月将因忠谏而被惩，从而直言忠臣都灰心沮丧；我希望让所有臣子都有批逆鳞之权，犯忌直谏，可以吗？武后修筑福先寺，上皇兴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耗费巨资百万；我请求停止道观佛寺的修建，可以吗？汉朝因任用外戚禄、莽、阎、梁而乱天下，而今朝廷更为严重；我希望强调这点以为鉴戒，作为后代王朝法则，可以吗？”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连珠炮弹”，唐玄宗不仅没有发出“会杀此田舍汉”的气话，反而对答说：“朕能行之！”雅量高德，于斯可见。
三，裁汰冗官，整顿吏治
武则天和唐中宗以来，公主、贵戚卖官鬻爵，加上大量不经过吏部的‘斜封官’，以及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致使冗官充斥，百姓负担加重，官僚集团也急剧膨胀。玄宗即位以后，裁汰冗官，清除奸滥，停废闲散官署，精简机构。严格进行官吏选举，强调授官应以功、以才。经过整顿和完善，开元二年（714年）“大革奸滥，十去其九”，改变了冗官充斥、人浮于事的不良局面，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还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唐玄宗重视州县地方官员的人选。为纠正以往在官吏任用上重京官而轻地方官的风气，常将中央官员中年龄大、才学疏浅的放地方为官，而刺史、都督中有政绩者就选拔到京中任官。唐玄宗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促进了吏治的改良和官员素质，“这样中央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有利于加强对地方的治理，也使中央所做出的决策更能贴近百姓，贴近实际”，也是前期政治清明的一个体现。
四，以农为本，关注民生
玄宗即位以后，就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经济。如下令拆除王侯权贵之家的碓硙，兴修水利，遣御史督促州县官大力捕捉蝗虫，大兴屯田，整顿均田制，缓和占田不均的情况。
五，重建营州，和亲两藩
玄宗时期边事多故，为稳定两蕃与唐关系，保障东北防御，唐王朝努力将两蕃纳入羁縻体制下。较之唐初， 玄宗时期的羁縻政策直接导致蕃族势力逐渐在幽州节度下壮大起来，并且影响幽州地方势力的发展。同时，两蕃的归顺暂时缓解了幽州对两蕃防御的危机，唐王朝也恢复对两蕃的羁縻体制，并开始设置押蕃落使加强镇抚。为了进一步促进与两蕃的关系，唐王朝开与两蕃奚和契丹和亲之例， 唐王朝对两蕃坚持不懈的怀柔政策，扶助蕃族首领发展亲唐势力，也逐渐促进了蕃族势力在唐羁縻体制下的发展。为唐朝内部稳定统治提供了较安定的外部环境。
六，实践孝悌，教化四方
在取得帝位后， 唐玄宗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稳固统治、修复亲情关系，得以逐步将自己树立为行孝事亲的典范，借此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可。唐玄宗将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是实现国家政治秩序和谐、政权长治久安的明智选择，也必将取得良好的效果。“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这是他实践的最好理念。
不仅如此，唐玄宗的功德，还涉及漕运和科技文化事业。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从事漕运改革，既增加了运量又节省了运费；同时，又采纳牛仙客的建议，将沿边诸州“和籴”旧法在西北地区广泛推行，使关中积粟与日俱增。唐玄宗还命令僧一行主持改变历法，在开元十五年，僧一行的《大衍历》完成，使人们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地球的运行规律，得出了比较正确的“节气”概念，有利于人们对农时的掌握和利用。同时，唐玄宗还批准一行和梁令赞合作， 造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仪。这种仪器， 既能表示天体的运转，又能指示时间。此外，唐玄宗又下令设丽正书院（ 后改为集贤殿书院） ，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从事研究著述，对于国家的秘书图籍，派出专门的官员加以校理、保管、修撰，并且派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
从开元末年起，玄宗在长期升平殷富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忘记了“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的铭训。在政治上，他以为天下无复可懮，便深居禁中，怠问政事。自开元二十二年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十九年之久，宦官高力士亦日见重用；在对待周边各族方面，玄宗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发生了用度不足的问题，故而又任用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括；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中央集权被消弱；在个人生活上，他专以声色为娱，天宝二载后宠幸杨贵妃，放纵杨氏姐妹穷奢极欲，浊乱朝政，而李林甫死后杨贵妃从祖兄杨国忠又成了专权的朝臣。玄宗在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治上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野心家的蒙蔽，终于在天宝十四载酿成了安史之乱。
李隆基避难入蜀时，兵士们在太子李亨的暗中支持下，发动哗变。玄宗于是不得不“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而后自身遭受软禁，权势尽失。宝应元年（762年）病逝，终年78岁，葬于泰陵。
宋祁、欧阳修等人在综观唐玄宗的一生后，百感杂陈，既怜且叹：“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二人所说“败以女子”之论，固不足取，然而“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等言，可谓“鼎尝一脔”！
《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夏也常常提及：“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身处上位的人，怎能不朝夕孜孜，以此为戒呢？！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