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钟南山流泪的视频火了，他在视频中给武汉人鼓劲：武汉能挺过去，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他没说错，这座城一直有英雄的气质。比如你想过没有，为何辛亥革命会发生在这里？
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没错，我们都知道武昌首义是由于湖北新军的起义。湖北新军和以往的军队相比，是教育程度偏高，所以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但是清政府不仅仅有湖北新军一支新式军队，北洋新军比湖北新军建立更早，同样有大量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参加，接受革命思想的为何不是北洋新军？武汉三镇，特别是在近代人口一直占绝对多数的汉口人，一直以来都对清政府没有好感（原因我们后面讲）。虽然汉口人很感谢张之洞修了张公堤，但随着张之洞的去世，汉口人对清政府的忠诚也已经消失殆尽。19世纪后半叶以来，汉口一直是各种反清组织的隐蔽地和领导中心，哥老会在1891年就在汉口搞过起义，革命党在1911年不过是步其后尘。湖北新军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而然也“天生反骨”。
不仅如此，武昌首义后，汉口市民也马上站出来响应革命党，一起造清王朝的反。当时，汉口的防火和治安其实是由每个街道自发组建的“保安会”负责。全市的“保安会”人数多达数千人，他们有统一的制服，装备有德国毛瑟枪，子弹数万发。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时常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他们几乎是立刻选择了立场，和革命军一起进攻清政府。
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农村和内陆对于革命还没有多少热情，最早起来的是广州，上海，武汉这样的通商城市的市民，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最为关心，信息也最为灵通，在武汉打响第一枪，是偶然也是必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武汉这座城市还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我们从近代的汉口谈起。
“面对不幸恬然接受”
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话说，“汉口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极端危险”。这里的温度变化往往非常猛烈，在短暂的春季后，夏季气候闷热，流行病常常趁虚而至，冬季常有霜冻和大雪，一年四季还都有大风和暴雨。不仅如此，19世纪的汉口其实是个被包围在长江，汉水，玉带河，后湖等水系包围之间的狭小沙洲。由于地势地平，于是常年遭受水患，在别的城市或许“水漫金山”已经够可怕了，但对汉口人却不算什么，严重的水灾每年都遭遇几次，汉口人常常是一年有三个月以上泡在水里的。
1869年夏季，《字林西报》登载了一则汉口大水的报道：汉口当地人居住的地区，几乎全部都淹没了。成千上万的穷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房屋，撤退到稍微安全一些的汉江大堤上，或爬到城墙上。如今，即使这样的地方，也快要淹没了.......街上的水有5至10英尺深，恶臭逼人，无法忍受。并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房屋，虽然屋子里的水深达数尺，一些汉口居民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屋子，他们坚持住在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和堆起来的桌椅上。
这还不算什么，最强大的是在这种环境下，汉口人居然不会中断生活和娱乐！“他们半裸着谈笑风生，赌博抽烟，喝茶行乐，对他来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当时在汉口的外国传教士杨格非对此惊叹不已。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认为，几乎每个来到19世纪汉口的外国人都会提到，本地人民有一种“面对不幸恬然接受的态度”。
水火无情
频繁水灾固然头疼，但火灾却更为无情，19世纪中期的汉口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大清统一志》：“居民满溢”）最保守的估计是有150万人口，排名全球前四。
19世纪的汉口是木制的。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用廉价木材草席和竹子搭建房屋，房屋间的街道非常狭窄。汉口还拥有许多货栈和店铺，存放了大量的火油，菜油，酒，柳条和藤条边的各种竹木制品。而防火措施基本可以忽略不记。1747年汉口唯一的防火措施是沿着街道放置的300个水桶。1877年，一名俄国商人打算给自己建在汉口的砖茶厂上财产保险，却找不到保险公司愿意为他承保。因为保险公司评估后，认为工厂周边空间过于狭窄，一旦起火无法幸免.
在一年内汉口能发生200起以上的大型火灾，而达到“灭城”级别的大火灾在19世纪曾经发生六次。如1849年的汉口大火，由武昌开始烧起，竟然跨过了长江------因为长江上停靠着数千艘货船拥挤不堪，大火蔓延到江上停靠的船上，再越江烧掉大半个汉口。但每一次，汉口总能迅速重建起来，“芳草萋萋鹦鹉洲”，诗人在黄鹤楼上远眺的鹦鹉洲在19世纪是全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可以为城市重建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来源。汉口的环境如此恶劣，又住了这么多人，按理说清王朝应该对城市管理更用心。但让人无语的是，这座人口可以排进世界前四的“世界级都市”，在清政府的心目中是排不上号的，重要性排在武昌省城和汉阳县城以下。法律上来说，汉口不是城市，而是汉阳县城管辖下的“-城外市集”。汉口是座“非典型中国城市”。城隍庙，文庙，钟楼， 鼓楼，县衙......这些古代城市的标配汉口统统没有。所以今日汉口几乎找不到任何近代以前的古迹。
让清王朝在汉口失却人心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2年夏天，太平军十万兵锋从南方步步逼近。湖北巡抚决定收缩兵力重点防守武昌和汉阳，对汉口则不设防。因为汉口没有城墙无险可守，可能还存了想用汉口的商业财富去填太平军胃口的想法。在之后四年里，汉口像一个无抵抗能力的婴儿，在太平军和清军之间数易其手，最后一次被攻占时汉口街区还遭到清军炮船的猛烈轰击，人口一度下降了六成。毫无疑问，作为牺牲品和被抛弃者的汉口人不会原谅这一切。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的1862年，汉口人决定自己修建保卫汉口的城墙----总长度和武昌省城差不多，设有护城河和15座炮台，费用高达25万两白银，全部由本地商人捐款和挨家挨户的募捐而得。就连城墙上的民团守卫，也都是本地人提供钱粮人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所作所为，埋下了他灭亡的种子。还是说回汉口，由于不断经历水灾火灾，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一个冬天就会有几千人死于霍乱）。19世纪汉口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只是由于汉口不断的吸纳大量外来移民，所以人口才能保持增长。
“货到汉口活”
那么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汉口城市环境如此糟糕，那为何还会有人争先恐后的前往汉口呢？
从明代后期开始，江南地区城市化发展，本地更多的种植经济作物，而所需的米粮则由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提供。绝大部分粮食通过水路汇集到汉口，再换船易主顺江而下。粮食的交易和运输需要大量人力和交通工具，而人力和交通的汇集又产生了新的商机。于是带动了食盐，油料，茶叶，中药，皮毛棉花，等各种商品贸易的兴盛。汉口在19世纪中期是全国粮食贸易中心，在棉花，茶叶，竹制品，煤.......等一系列商品方面都取得了垄断性的优势，如果你是当时的商人，你会发现无论你带什么商品来，都能在汉口找到销路，俗话说“货到汉口活”。所以一点不奇怪，汉口有巨大的就业空间。掌柜，账房，伙计...再到船工，搬运工，码头工，仓库管理员，保安.....甚至小偷,流氓，妓女.....各种人都能从汉口找到工作机会。
汉口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据估计19世纪中期本地出生的居民甚至不到10%，他们多做小本生意或者是手艺人。构成汉口商业高端力量的商人主要来自外来的四大商帮：
四，主导金融业（钱庄）及长江中下游贸易的宁波-绍兴商帮
除了这四大集团外，还有一些次一级的商帮，如浙江钱塘，镇江，咸宁等。
这些人在汉口世代居住，其中不少家族留在汉口的支系成为今日的汉口人。汉口的很多老字号其实都是这些外来商人创办，却成为汉口历史的一部分，如汪玉霞食品店是乾隆年间由来自徽州的商人创办，叶开泰药店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创始人也是徽州人。而人数更多的中下阶层，则多来自汉口附近地区，如黄陂，孝感，咸宁等周边地区，时至今日，在2020年春节武汉人口返乡图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人口流动痕迹。
这些外来商人和移民在汉口寻找商机和就业，也在本地找老婆盖房子，几代下来，不管口音还是生活习惯，都已经和本地人没什么区别。虽然有些还和浙江或者广东那边的亲戚保持联系，但自我定位更多是汉口人，比如会给自己取名叫“徐临汉”“汪会汉”，“孙楚池”等等。很多商人资助水利工程或者耗费巨资建造免费的孤儿院，善堂，学校，消防队等。在汉口遭遇战争或者洪灾时很多商人也没有逃回家乡，而是组建城市团练，修筑城墙，开办粥厂，善堂，甚至有些人为这座城市献出生命。因为这是他们的城市，既然官府力量缺位，那么他们就是城市的主人。而当灾难来临，无论是儒雅的徽商，温和的宁波人，还是西方人眼里性格暴躁的黄陂孝感人，会纷纷挺身而出保卫城市，正如100多年后，在史无前例的封城大隔离中，为了自救也为了救人，当年新移民的子孙们开着私家车，把自己的民宿捐助出来，鼎力支援医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