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刘琳:常璩晚年发愤著书 开地方志之先河 ‖ 李柯薪 杜新怡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刘琳:常璩晚年发愤著书

开地方志之先河

李柯薪 杜新怡

记言修史是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微言大义,也不记录皇帝命诰,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李世民曾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

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之手。

常璩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他撰写的《华阳国志》共12卷,记录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地理与古史和400多个人物还有历史传说。他为当代展现了千年前巴蜀大地的繁荣昌盛。千年后,四川大学原历史系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刘琳追寻常璩的足迹,展开对《华阳国志》的研究与解读,让一份宝贵的历史得以流传。

刘琳教授

易与难,终在殊途同归

竹林村坐落在四川大学一隅,显得格外静谧。自号竹翁的耄耋老人刘琳就住在这里。一本流传千古的地方志,让这位本是贵州人的老者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这本书正是《华阳国志》。千年前,蜀地有一位史官常璩。他在晚年倾尽心血,完成了这本体例宏大的地方志。他出生于东晋士族大家,家境优越,自幼饱读诗书。成汉年间,常璩奉皇命写史,这激发了他对西南地区人文地理的兴趣。晚年时发愤著书,翻查史料、实地走访,写出第一部集地理、历史、人物于一体的《华阳国志》,历时6年之久。

这本书吸收当时史、表、传、记等多种文体特色,将蜀地的人物、地理、政治、历史做了详尽描写。《华阳国志》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且体例完备的地方志。它的问世影响了后世地方志的写作。刘琳称它为“地方志之王”。

可这样一本极富历史价值的志书,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版本混杂、释义不清,给当代人进一步研读造成了巨大困难。刘琳教授当年“临危受命”,为《华阳国志》做校注,其研究之路颇为曲折。

首先,刘琳在四川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主教古代汉语,后来研究清朝的乾嘉学派。来自贵州的他,刚开始对四川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有兴趣研究西南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琳受出版社之邀为《华阳国志》做校注,这时他才开始注意到常璩,这一年是1974年。

历史在此刻发生碰撞,从此刘琳跟着常璩的脚步,正式踏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时他选择从头开始,专心研究常璩和他的《华阳国志》。

其次,当时的社会环境艰难,研究经费捉襟见肘,这些都是刘琳研究路上的拦路虎。当时四川大学资源有限,很多资料都无法获得,为查阅资料、寻找考据,刘琳住过北京的地下室、外地的小旅馆,而这些只为去趟当地的图书馆。

最后一折就是《华阳国志》的现存版本繁杂、鱼龙混珠,这给刘琳的校注工作带来不小难度。面对重重困难,刘琳却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千年前的常璩做到了记录历史,后人也应当拼尽全力还原这份宝贵的财富。在困难之际,四川大学为刘琳提供了200元经费。在这笔钱的支持下,刘琳查阅了上千本文献,1980年,《华阳国志校注》有了初稿。

常璩故里,成都崇州街子古镇
对真实的追求,始终如一

从天下统一到八王之乱,常璩都经历过。时局动荡的年代,文坛气氛也十分低迷。到了东晋王朝,已是老年的常璩来到首都建康,渴望找到一席之地。可是东晋朝廷很不看好他蜀地人的身份,让原本一腔热血的常璩大受打击。

一气之下他决意不再入仕做官,也不写高文大册,更不做靡靡之篇。他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

东晋王朝钟爱中原人士,而轻视蜀地士族。蜀地本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梁州,并非蛮荒之地,有璀璨的巴蜀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常璩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

在写作过程中,常璩翻阅古书,引据司马相如、扬雄、谯周、习凿齿、干宝等人的作品。也曾前往多地进行调研考察,真实记录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经济发展,还有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

《华阳国志》中对西南地区各方面的记载描写具体而全面,甚至一改当时写史纪实的风气。常璩没有像《世说新语》臧否人物,也不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常璩字斟句酌地描述、亲力亲为地考据,终于完成了这本珍贵的地方志书。

《华阳国志》共有12卷,可以大致分为3个部分:第1至4卷,主要讲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第5至9卷,记述蜀地的政权变迁;第10、11两卷,标榜蜀地人物,其中写到400多人;最后以《自序》为一卷,又加入所写人物的目录。

“这是一个文人的气节!”刘琳教授如此评价常璩。刘琳欣赏常璩对真实的追求,“这个过程很像是刑侦探案,凡事要讲究根据”。

对《华阳国志》的深耕让刘琳的研究还拓展到其他领域,在四川少数民族史、道教史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

一书成篇,已造福千年

“《华阳国志》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开创了地方志的先河,是一项创举。

作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可谓是在方志领域独占鳌头。地方志在先秦时就已经萌芽,汉光武帝时初具雏形,后来有了《巴蜀图经》,但在历史的浪淘下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在常璩生活的年代,这方面的资料是空白的。无论是《世说新语》《史记》还是《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只是或单说人物,或单说历史。

在这些资料的参考下,《华阳国志》的出现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刘琳说,《华阳国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方志体裁,真正意义上将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三大板块合而为一,其中还附带风俗、民族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还是刘琳教授的《华阳国志校注》,它们对于研究四川人文历史,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过去都意义重大。

刘琳教授如今已81岁高龄,但说起那段岁月,依然精神抖擞。正如他家门前的那几棵小树,20多年时间,早已参天笔直,想必以后的很多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会依然长青,伫立在地方志的研究之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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