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家称霸巴蜀！
罗伯昭欣赏珍藏的古钱（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罗伯昭，
20世纪企业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同时，他还是一名钱币收藏家。
1957年，他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前身）。
1962年，他又将珍藏的
另一批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
罗伯昭的女儿罗炯一直记得
父亲在捐献前对儿女们所说的话：
“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
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
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
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今天，我们就走近这位钱币收藏大家，一同来回顾他数十年的收藏传奇！
桐油生意起家 拒发国难财
1899年8月19日，罗伯昭出生在重庆。他的父亲罗应文开办绸布庄，因经营不善，布庄不久就倒闭了。罗父放弃自主经营，转而而投身重庆聚兴诚钱庄当了账房先生。
罗家兄妹5人，罗伯昭排行老大，底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他自幼聪明，读书用功，14岁时到上海读书，先入民立中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1921年毕业后返回重庆，正值父亲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设聚兴诚贸易部，罗伯昭便进入该部任职。
战国齐国安阳之法化刀币 罗伯昭旧藏
四川万县一带盛产桐油，当地桐油质优价廉，罗伯昭常在山区奔走，收购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投宿又脏又臭的鸡毛小店，很是辛苦。数年后，由于业务熟悉而又聪明能干，他很受上司重用，陆续担任襄理、经理等职，月薪可以拿到一百多银元。
1929年，聚兴诚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辞去职务，自组信昌号，代生利洋行收购山货、桐油等，从中收取佣金。生利洋行的美商范格，原籍德国，移民美国后，开始到中国做桐油生意。桐油在工业上用途很广，运到美国销售，获利甚丰。范格赏识罗的才干，1930年与之合作经营。范格出资大部分资金，负责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国内采购，业务迅速发展。
为了使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油船停靠，罗伯昭选址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桐油加工厂。数年间，赚了不少钱，成为富商。
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至汉口。据罗伯昭女儿罗炯记忆，那时她家住汉口四维小路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印象中父亲“穿的是西装，皮鞋很亮，坐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可见，当时罗伯昭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
1938年夏，时局紧张，罗伯昭全家逃难回重庆，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又从城里搬到郊区歌乐山上，生利洋行被迫停业。当时，范格夫妇在上海，劝说罗伯昭移居上海。1940年春，罗伯昭辗转抵沪，范格夫妇已为他代买下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
到上海后，罗伯昭因战争原因和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去发国难财，一直没有从事商业活动。有人曾动员他出去经商办企业，都被断然拒绝，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生活，过苦日子。罗伯昭曾对儿女们说：“那时没有任何收入，吃掉了一栋楼（变卖房产所花的钱）。”但罗伯昭一点也不后悔。
安福路7号罗伯昭旧居
抗战胜利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还兼做药材。范格在美国代他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再加上家里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所以罗家当时在上海颇有气派。
从小收藏古币 爱不释手
元 大通元宝 罗伯昭旧藏
罗伯昭纵横商场，可以说非常成功，但其影响却远不如他在中国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影响大，且他从小就有古钱币收藏的意识。
清末，市面上流通的多数是内方外圆的小平钱，一般小孩得到小钱后，不是立即去买零食，就是扔在一边，绝不会多看几眼。幼年的罗伯昭却不然，父母给的零花钱，他总要仔细端详，反复观看，寻找它的特点，认为好的，就收藏起来。
有一次，不经意间，他得到了一枚背有八卦图的小平钱，觉得很稀奇，爱不释手，可不慎遗失，使他恍恍惚惚好几天，直到失而复得，才笑逐颜开，恢复常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钱币，对钱币上的信息也都颇有研究。
一般孩童都是按照字帖来练习毛笔字的，罗伯昭也不例外，但他更多的是对着钱币上的字体练。他发现诸多制钱虽大小不同，厚薄不一，轻重有别，书法各异，但上面都有一个繁体的“宝”字，且“宝”字的写法多种多样。罗伯昭出于好奇，将品相好、字体美、宝字有特殊写法的钱保存起来，临摹了一篇全是繁体“宝”字的大楷，竟无一完全相同者，国文老师阅后问：“你喜欢古币？”他连连点头。
北宋 宣和通宝 罗伯昭旧藏
老师说：“我国钱文化历史悠久，学问高深，我是古币爱好者，深知集币需有一定条件，你长大后可把集币作为自己的爱好，但目前莫费过多时间和精力，以免耽误学业。”老师的话，罗伯昭一直铭刻在心。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习，节假日都在图书馆中度过，终成学业，获得了学士学位。
用大洋买小平钱 轰动一时
明 崇祯通宝 罗伯昭旧藏
进入聚兴诚贸易部以后，罗伯昭恢复收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行走于山区。一次，他发现某茶馆门前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内中有值得收集的古币，周围好奇的人见他伫足观钱，便围上前，看看人，又看看钱，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一直无人问津。老者没想到今天有人问价，便不慌不忙地讲：“货卖行家，看来你是个行家，也是个爱家，只要你喜欢，给多少钱都没关系。”
面对慷慨大方，颇有修养的老者，罗伯昭二话没说拿出八块银元，问：“这些钱够不够？”老者接过钱平心静气地说道：“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到原处，继续喝茶。用大洋买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大为不解，觉得钱都应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白花花的银元，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岂非一桩怪事？随后这件事竟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广为流传。
罗伯昭先生1951年4月参加赴朝慰问团，在北朝鲜得到一枚壹元纸币，背面有他的题字
之后，每次到各地办事，罗伯昭总要去访问泉界知名人士，了解当地的古玩市场，每当得到珍稀古币，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鲜、美味佳肴更有滋味。
每到一地 必寻珍稀古币
战国 齐返邦长法化 罗伯昭旧藏
在四川期间，他得到了四川画家、收藏家毛永庚协助，收购了成都藏泉家杨介仁的全部收藏。
1925年春暖花开之际，江南大收藏家和泉学家戴葆庭到重庆访问泉界，会见罗伯昭先生，畅谈我国钱币文化历史和国内发展趋势，展示了其携带的一批奇珍藏品，得到了罗伯昭的热情款待与称道。挚友相见分外欣喜，为了表示对罗伯昭的敬意，戴葆庭特转让了鎏金“天策府宝”、“乾封泉宝”两枚奇珍。
清 咸丰元宝 罗伯昭旧藏
当时，各地泉友慕名而来，罗伯昭都盛情接待，购得张文彬“大朝通宝”（银钱）、“天圣元宝”（折二铁范）。购陈仲壁：“招纳信宝”（银质）、秦权钱“第十八”、“天圣通宝”（铁母）、“乾封泉宝”（背“天府”）等等。
重庆的古玩店老板没有不认识罗伯昭的，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古币，悄悄放下，专等罗去时拿出来亮宝，能赚更多钱。“新币十一铢”是罗伯昭用五千大洋买的。有时他用几根金条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特别是买到众泉友皆无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
1930年代末，罗伯昭已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与南方上海的张叔驯、北方天津的方药雨并驾齐驱，被誉为“巴蜀罗”。这也是“南张北方巴蜀罗”的来由。
有人为罗伯昭统计过，他花在购买钱币上的资费在两千万以上。尽管如此，罗伯昭认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买到手。以免失良机，后悔无尽头。”
严谨治学 对古币知识了如指掌
建国通宝
罗伯昭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他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若从书上弄不清楚，他便会找泉友虚心求教，直至研究透彻为止。
罗伯昭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线装书，有时满足不了研究需要，他还会去书摊淘书，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研究古钱币，以至对我国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都了如指掌。
“咸丰通宝”背“宝福当一百”一枚 罗伯昭旧藏
当年，有钱贩子将从没有人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的“建国通宝”带到了上海，钱币界人士都认为是赝品。罗伯昭当时没在上海，但他仅凭拓片就断言这是个好东西，一定要追回来。于是派人拿着十两黄金到北方，将宝贝买了回来。
罗伯昭不光有实践经验，还有著述才能。在《泉币》杂志32期中，先后撰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101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
银质西王赏功 上海博物馆藏 罗伯昭旧藏
值得一提的是，《沐园四十泉拓》一书是其唯一一本发行的专集，是罗伯昭于1939年为庆贺自己四十岁生日遴选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在书中，罗伯昭对所收录的钱币，或辍以绝句，或加以考证，文字清丽简约，展现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卓见。
不同于其他钱币藏家，罗伯昭还是一位钱币研究的组织者。1940年初，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泉币学社”，该社是解放前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名人最多、办得最好的民间钱币组织。
每次例会，都要先确定每周例会的研究题目，分头作好准备，围绕议题，各抒己见。每次例会都有记录备查，会上展示的作品，均认真制作拓本妥善保存，诸如此类的具体工作，全由罗伯昭办理。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亏空，罗伯昭拿出40万元弥补，才使该刊善始善终。
文革历磨难 收藏捐国家
民国时期鱼子纹地“连生贵子”背“连仲三元”银质吉语花钱一枚 罗伯昭旧藏
1957年，罗伯昭将珍藏的“新币十一铢”等15247枚钱币毅然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1962年，他又将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更令人动容的是，罗伯昭看到古钱商手中有一枚“庄泉四十”，正是上海博物馆缺品，他就不惜高价买进，无偿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捐献的钱币大多举世罕见，属大珍品、大名誉品，对研究中国钱币铸造与流通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
北宋元符重宝 罗伯昭旧藏
尽管罗伯昭对国家一片赤诚，却依旧没有逃过磨难。文革中，罗家几次被抄，罗伯昭受尽屈辱，但他毫无怨言，并表示“这是受考验”。1976年，罗伯昭去世，葬于无锡。
“文革”以后，国家把抄走的一些文物发还给罗家。罗伯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也没有影响罗家的捐献行为。1979年，罗家四个子女商量后决定将父亲收藏的钱币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从中挑选了140件，其余捐献给了四川博物馆，“家里没有剩下一枚钱币，我们没有觉得可惜，我们知道这是父亲的愿望。”罗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