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何数次北伐都未成功,可从《隆中对》中找到答案
蜀汉的北伐事业,自刘备始,经诸葛亮、姜维延续,直至政权终结。北伐可以说是蜀汉政权的核心战略,而战略需要服从政略,因此讲到北伐事业就不得不提隆中构想。

关于隆中构想,《隆中对》是这么描述的: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几句话把该讲的都讲到了: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跨有荆益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积极防御
《隆中对》为刘备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是可行性如何呢?“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存在根本的对立,荆州问题本就是孙刘两方的核心关切,跨有荆益导致防御战线拉长,使得东吴袭取荆州成为可能,从而破坏了孙刘联盟的基础,进而引发报复性反击——夷陵之战,夷陵战败后蜀汉基本丧失了兴复汉室的可能性。因此,隆中构想具有天然的矛盾因素在里面,隆中构想的实践过程就是矛盾的激化与转化的过程。
隆中构想在军事方面的实践——北伐战争,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

刘备北伐
刘备北伐这里是指刘备取汉中的战役。当时法正劝刘备取汉中,便为刘备制定了北伐的基本策略:
攻克汉中,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可以说,刘备取汉中的北伐战役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结果上都是成功的,也符合隆中构想的路线规划,特别是对于积极防御的贯彻。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荆州事变”,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走向。在跨有荆益的指导思想下,刘备始终不肯放弃对荆州的占领,即使在失去荆州以后,仍试图发动战争夺回荆州。这是因为刘备错误地调整了隆中构想: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跨有荆益
外交政策:独立自主
国防政策:积极防御
经历了夷陵之败,刘备方才认识到隆中构想中的矛盾。事实上,“联吴抗曹”没有问题,“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也没有问题,只是实施主体不一定是蜀汉自身,也可以是孙吴一方,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的矛盾,而实现了“连吴”和“抗曹”的统一。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刘备死后,诸葛亮修好了与孙吴的关系,重新修正了隆中构想,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发动了时机最佳、最有信心的第一次北伐战争。从《前出师表》的措辞来看,此时的诸葛亮还是很乐观的: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前出师表》再次阐明了最高政治路线——兴复汉室,而且有了具体军事目标——还于旧都,这就不仅仅是积极防御了。此时的隆中构想已经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主动进攻
具体的军事策略是怎样的呢?
诸葛亮以汉中为基础,北出秦川,与隆中构想一致。只是由于荆州已失,只能单线出兵,所以不能直出秦川,而是绕道陇右,蚕食雍凉,诸葛亮称之为“平取陇右”。其实,他用的正是法正的中策。
当时魏延建议“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即所谓的“子午谷奇谋”。诸葛亮没有采纳,并非有分兵的顾虑,也并非不懂虚实奇正,他有他的考虑:他宣称由斜谷直取郿,却只派赵云等少量人马在箕谷做疑兵,而亲率主力西出祁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奇谋”。
但时紧接着发生的“街亭事件”,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势。结果是赵云箕谷疑兵被迫撤退,第一次北伐被迫终结。更为惋惜的是诸葛亮亲自否决了一直精心培养的荆州派继承人马谡,而再也没有找到完全的替代人选。这也导致诸葛亮死后,姜维仅仅继承军事方面的遗志,而无法在政治上获得广泛支持。

诸葛亮后期北伐(二~五次)
第一次北伐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诸葛亮的信心,而且面临益州土著势力的质疑和责难,于是有了《后出师表》,相比《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悲观的态度十分明显: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这种说法已经不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论调了,而是调整为了“以攻为守,治国保民”的策略,这个策略既不同于“天下有变……出于秦川”的积极防御,也不同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主动进攻,而更多是一种被动无奈之举,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此时的隆中构想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治国保民基础上的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以攻为守
战争拼的是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国力,如果按部就班,打持久战,对弱的一方是不利的,而且蜀军拼尽全力才能像魏军那样看起来不费力,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机会,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姜维北伐
姜维北伐,继承了“平取陇右”的策略,同诸葛亮后四次北伐一样,是以攻为守,目的是为了挽救蜀汉政权,但是对于北伐的控制力是不一样的。虽然姜维前后十一次北伐,总体看来胜多败少,是十分不易的,但都是战术上的小胜,其规模无法与诸葛亮北伐相提并论。
而且北伐的政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诸葛亮死后,政局动荡不稳,益州土著和荆襄集团斗争日剧,朝中反对北伐的声音日盛。姜维是曹魏降将,没有力量应对这种局面,只能在军事上寻求突破。
况且,在北伐前期,姜维并未掌握全部军权,主政的蒋碗、费祎常加掣肘(当然这种说法是站在姜维的角度讲,实际上姜维的“先军”策略也有其客观局限性)。像费祎这种论调大有人在:
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治国保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此时的隆中构想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治国保民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和平共处
国防政策:消极防御
对比发现,此时的隆中构想已经面目全非,伴随着隆中构想的不断调整,北伐事业也在胜败之间逐渐消亡。有道是: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