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何数次北伐都未成功，可从《隆中对》中找到答案
蜀汉的北伐事业，自刘备始，经诸葛亮、姜维延续，直至政权终结。北伐可以说是蜀汉政权的核心战略，而战略需要服从政略，因此讲到北伐事业就不得不提隆中构想。
关于隆中构想，《隆中对》是这么描述的：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几句话把该讲的都讲到了：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跨有荆益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积极防御
《隆中对》为刘备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是可行性如何呢？“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存在根本的对立，荆州问题本就是孙刘两方的核心关切，跨有荆益导致防御战线拉长，使得东吴袭取荆州成为可能，从而破坏了孙刘联盟的基础，进而引发报复性反击——夷陵之战，夷陵战败后蜀汉基本丧失了兴复汉室的可能性。因此，隆中构想具有天然的矛盾因素在里面，隆中构想的实践过程就是矛盾的激化与转化的过程。
隆中构想在军事方面的实践——北伐战争，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
刘备北伐
刘备北伐这里是指刘备取汉中的战役。当时法正劝刘备取汉中，便为刘备制定了北伐的基本策略：
攻克汉中，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可以说，刘备取汉中的北伐战役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结果上都是成功的，也符合隆中构想的路线规划，特别是对于积极防御的贯彻。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荆州事变”，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走向。在跨有荆益的指导思想下，刘备始终不肯放弃对荆州的占领，即使在失去荆州以后，仍试图发动战争夺回荆州。这是因为刘备错误地调整了隆中构想：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跨有荆益
外交政策：独立自主
国防政策：积极防御
经历了夷陵之败，刘备方才认识到隆中构想中的矛盾。事实上，“联吴抗曹”没有问题，“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也没有问题，只是实施主体不一定是蜀汉自身，也可以是孙吴一方，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的矛盾，而实现了“连吴”和“抗曹”的统一。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刘备死后，诸葛亮修好了与孙吴的关系，重新修正了隆中构想，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发动了时机最佳、最有信心的第一次北伐战争。从《前出师表》的措辞来看，此时的诸葛亮还是很乐观的：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前出师表》再次阐明了最高政治路线——兴复汉室，而且有了具体军事目标——还于旧都，这就不仅仅是积极防御了。此时的隆中构想已经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主动进攻
具体的军事策略是怎样的呢？
诸葛亮以汉中为基础，北出秦川，与隆中构想一致。只是由于荆州已失，只能单线出兵，所以不能直出秦川，而是绕道陇右，蚕食雍凉，诸葛亮称之为“平取陇右”。其实，他用的正是法正的中策。
当时魏延建议“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即所谓的“子午谷奇谋”。诸葛亮没有采纳，并非有分兵的顾虑，也并非不懂虚实奇正，他有他的考虑：他宣称由斜谷直取郿，却只派赵云等少量人马在箕谷做疑兵，而亲率主力西出祁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奇谋”。
但时紧接着发生的“街亭事件”，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势。结果是赵云箕谷疑兵被迫撤退，第一次北伐被迫终结。更为惋惜的是诸葛亮亲自否决了一直精心培养的荆州派继承人马谡，而再也没有找到完全的替代人选。这也导致诸葛亮死后，姜维仅仅继承军事方面的遗志，而无法在政治上获得广泛支持。
诸葛亮后期北伐（二~五次）
第一次北伐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诸葛亮的信心，而且面临益州土著势力的质疑和责难，于是有了《后出师表》，相比《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悲观的态度十分明显：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这种说法已经不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论调了，而是调整为了“以攻为守，治国保民”的策略，这个策略既不同于“天下有变……出于秦川”的积极防御，也不同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主动进攻，而更多是一种被动无奈之举，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此时的隆中构想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治国保民基础上的兴复汉室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联吴抗曹
国防政策：以攻为守
战争拼的是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国力，如果按部就班，打持久战，对弱的一方是不利的，而且蜀军拼尽全力才能像魏军那样看起来不费力，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机会，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姜维北伐
姜维北伐，继承了“平取陇右”的策略，同诸葛亮后四次北伐一样，是以攻为守，目的是为了挽救蜀汉政权，但是对于北伐的控制力是不一样的。虽然姜维前后十一次北伐，总体看来胜多败少，是十分不易的，但都是战术上的小胜，其规模无法与诸葛亮北伐相提并论。
而且北伐的政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诸葛亮死后，政局动荡不稳，益州土著和荆襄集团斗争日剧，朝中反对北伐的声音日盛。姜维是曹魏降将，没有力量应对这种局面，只能在军事上寻求突破。
况且，在北伐前期，姜维并未掌握全部军权，主政的蒋碗、费祎常加掣肘（当然这种说法是站在姜维的角度讲，实际上姜维的“先军”策略也有其客观局限性）。像费祎这种论调大有人在：
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治国保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此时的隆中构想演变为了：
政治纲领：治国保民
领土范围：据有巴蜀
外交政策：和平共处
国防政策：消极防御
对比发现，此时的隆中构想已经面目全非，伴随着隆中构想的不断调整，北伐事业也在胜败之间逐渐消亡。有道是：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