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国史：⑪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演变（下）

在春秋时代之前，社会上大约分为这样几个阶层。最上层的是领主贵族，包括一个公室及其下的很多分支，这些人平时做“官”，战时从军。居于中层的是一般平民，即所谓“国人”。他们可能是公室极远的远亲，平时耕种井田，向领主交税，战时也从军，担负一些不重要的辅助工作。最下层的是奴隶，他们来源于战俘和罪人，其中少部分在领主身边充当仆婢，多数则在领主的庄园中工作。大规模的蓄奴业一定会采用庄园的形式，而庄园制又与井田制不符，这种奴隶庄园在古籍中的记载也极少。殷、周之际多战争，当时的蓄奴业可能较兴盛，但国家归于和平之后，奴隶的来源断绝，蓄奴业也就相应的衰落了。可以肯定的是，进入战国时代后，一般平民在人口中是占大多数的。

井田制废除之后，农民变成土地的所有者，其社会身份也跟着改变，最主要的就是“兵农合一”。按照西周的封建制度，只有领主贵族有参政权，也只有领主贵族有作战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军事制度。从周初到春秋时代中期，战车一直是中国军队的核心装备，车战是其时战争的主要形式。春秋时代的战车是用四马并列牵引的双轮车，其上搭载三名“甲士”，其中居左者名“甲首”，持弓负责攻击，其地位最尊；居中者名“御者”，负责驾车，其地位次之；居右者名“骖乘”，持戈负责在近程作战中保护车辆，其地位最低。战车、战马、战具的积累和维护的成本都非常高，只有有采邑的贵族才能负担，而驾车作战也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贵族才有条件接受相应的训练。这就意味着只有特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士兵，而每名士兵都拥有很高的装备和技术附加值，换言之当时的战争是贵族化和精英化的。战车作为一种战争工具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冲击性的兵器，因为其数量较少，所以也不能算是一个有效的火力性兵器，事实上它更像一个用来展现技巧和英雄气概的礼器。虽然战车对于无组织的步兵是有震慑性的效果，但其太容易受到地形的克制，从而影响了其战术机动性。又因为战车并不能独立的搜集补给，所以也不具有战役级别的机动性。春秋时代的戎狄都是骑马或徒步作战的，在城市周围的平野上他们不是华夏诸侯战车的对手，但在地形破碎的地区战车就丧失作用了。所以齐桓公对抗山戎只能将之挡在黄河一线，河北的邢、卫故地皆不能收复，晋文公欲伐戎狄则需要组建新的步兵部队。到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范围和规模的扩大，战车遂不再适应战场的需要。同时人口的增加使军队的兵源充足，各国国力增强亦足以担负养兵的费用，以人力为基础的大规模农民军队遂兴起了。原本只能在战场上充当役夫的平民现在变为战士，替贵族们负弩充阵。

战车、武具一般的贵族领主皆能置办，但只有国君才有力量装备和养活一整支军队，这样旧封建贵族遂失其军事基础，而国君的地位更有了武力的保障。当时的军队还是无给制的，国君为了鼓励士兵勇战就诱以禄位，同时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况的复杂又使专业的军事指挥人才成为必须，于是遂形成了一个以军功得爵的武人阶级。郡县制的推行取消了其经济基础，军功得爵又削弱了其政治特权，封建贵族阶级至此更为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