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赵成杰编著《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出版
书 名：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
丛书名：中国西南地区金石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
作 者：赵成杰 编著
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时 间：2021年4月
ISBN: 978-7-5643-8000-7
字 数：85万字
页 码：550页
装 帧：精装
开 本：210*285mm
定 价：980.00元
作者简介
赵成杰，1987年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就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尚书》学及金石学研究，著有《今文尚书周书异文研究及汇编》《＜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等专著两部，已在《文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岭南学报》（香港）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各一项。
内
容
简
介
本书辑录了公元1949年以前出现在云南境内的石刻文献，按照石刻纪年先后为序排列，著录石刻凡 9,070条。目录信息包括：碑名、撰者、书者、刻工、材质、字体、年代、尺寸、立碑地点、资料出处等，碑目参考了云南省已出版的各类石刻目录及地方志、文物志等文献资料，共计461 种，其中地方志文献258种，石刻合集125种，文物志、文史资料75种，谱牒类文献3种。附赠电子版《云南石刻信息表》，便于碑名、人名检索。
目录
序/林超民
前 言
凡 例
汉
三国
晋
南朝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民国
时间不详
附 录：云南石刻刻工一览
参考文献
后 记
凡 例
一、本书收录范围为1949年前出现在云南境内的石刻。由于云南省内行政区划变迁的复杂，石刻所在地以今之所在为准。石刻前有星号（*）表示石刻在历史上归属于云南境内，但现今归于他省，凡9，070种。碑刻信息要素包括：碑名、撰者、书者、刻工、材质、字体、年代、尺寸、立碑地点、资料出处等，凡碑刻信息要素不详之处，一律略过不载。
二、按碑刻的产生朝代进行划分：汉、三国、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朝代下按年号排序。具体时间不详者，但能确定年号的，置于年号末尾；具体时间不详者，不能确定年号的，但能确定朝代的，置于朝代末尾；具体时间不详者，既不能确定年号又不能确定朝代者，一律归入“时间不详”。
三、石刻的排序，或按立碑时间，或按重刻时间，遵从原书录入。时间不详的石刻多见于地方志文献，其排序按照拼音顺序排列。
四、关于石刻信息的来源问题，“著录于”表示见于地方志等文献；“见于”表示见于某新编石刻汇编。
五、凡缺漏或不明的字用“□”表示，缺几字用几个“□”表示。
六、为统一格式，将石刻信息中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通行简体字，没有通行简体字的保留原文。人名中常见的异体字未做规范，如傅为詝、金文徵、袁嘉榖等。
七、关于石刻的规格，由于各书记载的不同，或长宽、或长宽厚、或仅有高，悉从原书录入。
八、关于石刻的残佚，或标以“残碑”，或标以“残片”，表示碑已残缺。以注释形式标明该碑已亡、有拓片传世的，表示碑仅有拓片留存；未标者表示石刻完整。
九、资料来源主要为云南历代地方志文献，云南各地州文管部门所辑碑刻汇编等，笔者访碑所得另行编著，详见文末参考文献。
十、参考文献分为四类：旧地方志、新地方志、金石类、其他文献罗列，其中旧地方志为1912年以前所修地方志，既包括历代刻本、抄本，也包括新点校本。新地方志包括1949年以来新编纂地方志、文物志、文化志、山志等文献。金石类主要为与云南金石相关的古代金石学著作。其他文献包括新编纂各地金石类汇编和今人研究著作，排序方式按照著作的出版时间。
序
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已有对秦代石刻的记录。其后，每个时代都有关于石刻的文献著录。不过作为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到宋代才逐步形成，并出现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又作《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洪适《隶释》《隶续》为代表的金石学专著。
云南石刻最早见于《隶释》卷十七，有永寿元年之《益州太守无名碑》，录有碑文及题名，记碑之图案纹饰，并对逝者姓氏、丹书运用做了简单的分析。除此，还有《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益州太守高颐碑》《益州太守高颐阙二》《益州太守杨宗墓道》和《益州太守城坝碑》。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今云南、贵州东部、四川南部设置益州郡。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在全国设13刺史部，以今四川为中心设置益州刺史部。下辖蜀郡、巴郡、犍为、牂牁、越巂、汉中、广汉、梓潼、巴东、益州、永昌等郡。益州刺史部与益州郡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尤需注意。前说这几方碑刻都在当时的 成都、西州、雅州等地，唯此《益州太守无名碑》，其 题名者乃建伶（今昆阳）、牧靡（今寻甸、嵩明）、挵栋（今大姚、姚安）、榖昌（今呈贡）、俞元（今澄江、江川）之人，以上地名都在今云南，故此太守当与云南有关。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称此碑在升麻，即今昆明市寻甸县。虽然此碑今已无法寻得，却是有文献记载的云南年代最早的碑刻，比存世年代最早的《孟孝琚碑》还略早一些。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及阮元编纂之道光《云南通志》皆收录《益州太守无名碑》，与此相类的还有赵明诚《金石录》中收录的《云南太守碑》。民国《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将以上两碑都列为“存疑”。《金石考》为国瑜师执笔撰著，所以他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中没有将这两通碑列入。
元、明两代的金石研究的水平与宋时相差甚远。未见特著名的金石学大家和金石学大作。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随着考据之风日盛，金石学家辈出，他们撰著的金石学著作影响深远。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云南石刻，在他们的影响下，云南学者也逐步重视本地石刻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王昶是有清一代成就卓著的金石学家。他编著的《金石萃编》是清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为世人推崇。《金石萃编》最后一卷收录并考释南诏、大理国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款》《崇圣寺中塔题字》《石城碑》《地藏寺梵字塔幢》《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嵇肃灵峯明帝记》《兴宝寺德化铭》和《渊公塔铭》等。除《金石萃编》外，王昶还有未刊书稿，收录元碑八十通，其中九通为元代的云南碑刻:《大理新修文庙记》《增建大圆济宫记》《创建妙湛寺碑记》《万春山真觉禅寺记》《宝珠山能仁寺之碑》《太守段公增添大圆济禅苑常住元勋记》《晋宁镇靖明惠夫人忠烈庙记》《妙观和尚道行碑铭》和《建感通峨嵋兰若记》。
阮元及其子阮福是继王昶之后对云南石刻研究有突出贡献者。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 )六月调补云贵总督，九月入滇，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 )三月调离。阮元在滇期间注意搜访金石铭刻，道光七年(1827 )他在陆良县重新访获《爨龙颜碑》，令知州张浩建碑亭保护。他不遗余力向金石学界推介《爨龙颜碑》，为云南金石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阮元第三子阮福随他一起到云南，在阮元的指导下，阮福作《滇南古今石录》，收录了 《爨龙颜碑》《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等， 包括碑文和各家题跋。尽管收录并非完备，却是云南首部收录金石资料的专著，具有开创之功。
阮元总纂的《云南通志》在艺文志中设“金石门”专章。同样是开创之作。道光《云南通志》不但收录了《滇南古金石录》中的材料，更广泛搜集历代云南金石，包括历代文献著录的金石材料，为后来编纂《云南通志》中金石著录的范本。
李根源是民国云南金石学的代表，1919 年他出版了《九保金石文存》，1932 年出版了《景邃堂题跋》。《景邃堂题跋》则是云南重要的金石题跋汇编，如《校官碑》《水石坎摩崖》《王文毅公武侯祠碑》都是重要的考证文字。李根源还有《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在云南金石学上有重要地位。由云龙的《定庵题跋》类似李根源的《景邃堂题跋》收录题跋159则。赵藩《介庵金石书画题跋》也有一些石刻题跋。
方树梅花二十年心力编纂的《滇南碑传集》，收录明、清、民国初年云南人物传记、墓表、碑铭400余人500余篇，在碑传的收集上，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吾师方国瑜参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编撰，撰写《金石考》，收录云南金石文献 2599 种，并做题跋，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新。几经修改后，编入《云南史料目概说》。国瑜师著录金石目录，对每一通石刻做了考说，不仅谈石刻，而且论史事，是研究云南金石的经典之作。还有昭通的张希鲁在云南金石学上的贡献也不能忽视。他著有《滇东金石记》《西南古物目略》等。方国瑜曾参考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成杰博士竭尽心力编纂的《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体例严整，编排得当，信息完备，方便检索，有利学术。当我们阅览此书，足知云南先贤，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不后于中原、华中、江南诸省；云南石刻虽有云南地方特点，而与中华整体文化一脉相承。此书付梓刊行，实为文献学、金石学一大幸事！
有幸与成杰在一起切磋琢磨，有志同道合之雅。是书告成，征序于我，乃略述此书功用之大与成杰治学之勤，为读者研读运用此书提供一点参考。
林超民 辛丑正月初三于云南大学守拙书室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