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账簿与权力》——会计史
读完了《项塔兰》和《账簿与权力》，这是今年所读完的第64和65部书，主要写《账簿与权力》的读书笔记。
《账簿与权力》这书是何帆老师的推荐，否则光凭豆瓣6.8的评分我可能不会去阅读。读完之后我觉得，这的确是一本被低估的好书。之所以评分这么低，是因为读这部书需要跨界视野。一般来讲，爱好读历史的小伙伴缺乏会计知识，对于复式记账法缺乏了解，而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复式记账法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至于书中一些章节所讲的成本会计，可能对外行几乎算是天方夜谭。而具有会计知识的小伙伴则可能缺乏历史常识，当我看到美第奇家族掌门人曾经亲自担任美第奇银行总审计师时的那种“哇哦”的感觉，对文艺复兴缺乏了解的人可能无法体会。
当然了，读这本书最主要的障碍还是缺乏会计视野，在外行眼里会计仅仅是出纳，大多数会计从业者也没有把自己放在管理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职业，而我有幸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同时，以前读过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笔下，复式记账法可以算是新教伦理中人类理性的至高体现，用数字来表达账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而之所以现在的大多数人察觉不到，是因为如今财务人员的泛滥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虽然把“账簿”与“权力”联系起来，是因为会计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少人理解为“账簿”决定“权力”，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误读。
如果把会计等同于记账的话，那么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发明了土制的记账符号，以此记录收到或者换出的物品。而在公元前1772年古巴比伦的石板上，就已经具有最早的合规雏形。《汉谟拉比法典》第105条规定，“收到资金时，如果没有用章签字，任何代理人都不能就收款行为进行账务处理。”在约公元前600年的古雅典，最早的审计制度也已经诞生：所有雅典公职人员的账户都需要接受审计，比如完全解释资金流动情况，其范围不仅限于公事，还要将礼品等包括在内；未经审计禁止离境，不能向天神敬献物品，不得订立遗嘱。而公元14年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是第一个公开财务数据的统治者。在自传《奥古斯都大帝》的神迹中，他使用详实的财务数据来作为自己丰功伟绩的注脚。
然而奥古斯都大帝公开政府财务数据的行为乃是昙花一现，直到1700年之后的统治者才敢于公布会计账户中的财务数据。问题是，此时罗马帝国的数学水平难以支撑自身版图的幅员辽阔。无论记账人多么敬业，过多的X、L和I的存在，导致处理数据烦琐无比，比如DCCCXCIII（893），根本没有使用分数的余地。所以想要使复杂的贸易活动能够发展繁荣，急需一套新数字和新会计核算方法的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到13世纪才得到解决。1202年，比萨市商人菲波纳契写下了会计核算的奠基之作《珠算原理》，书中借用了阿拉伯人的代数知识，用来解决复杂数学问题，比如一对兔子一年内将繁衍出多少只后代。菲波纳契将阿拉伯数字和珠算推广给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人群体，而在热那亚银行家中又渐渐演化出了复式记账法。
复式记账法最早是由谁发明已经不可考察，但是复式记账法的杰出应用者却有记录。14世纪弗洛伦萨的达提尼去世时留下124,549封商业信件、573本账簿资料，它们仍保存在普拉托博物馆中。达提尼的经营方式现代人并不陌生，通过合伙的方式募集资本。他本人出资并不多，却总能吸引合伙人和投资者加入。想要实现这一点这必须具备专家级的会计核算能力，因为想把投资业务打理的面面俱到，不仅需要基本的会计记账，还需要强大的核算能力，随时能将合伙人的和投资者的权益和应得利润计算清楚，每位合伙人权益份额和最终分红都与其初始投资相匹配，部分投资者按照4%和8%的利率获取固定利息。达提尼所处的时代想要使用复式记账法，不仅需要专门的培训和数学知识，还是要能够在浩繁的账册中记录、分析和辨别信息。
达提尼以800弗罗林起家，去世时留下了100000弗罗林。他除了经营各种国际贸易，比如盔甲、布匹、奴隶、香料、酒和橄榄油等等，更主要的是经营银行业，也就是替那些教会人士理财，他们是达提尼最主要的投资者。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承受着沉重的罪恶感，这是因为教会把高利贷与贪婪的原罪相关联，有的地方甚至不让放高利贷者按照基督徒仪式下葬。与此同时，是教会的卫道士们不断寻找各种绕开禁令，可以使自己的财富增值。所以，达提尼替他们背负了这些罪孽，一直处于极强的负罪感之中。直到临终才找到救赎之法。就像会计的试算平衡一样，教会宣称罪孽也可通过金钱偿还。于是，达提尼不但苦修赎罪，还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穷人。按照他的遗愿，10万弗洛林的巨额财富被用于为穷人建造一座医院。如今的普拉托市依然会庆祝他的生日。
佛罗伦萨是个奇异的城市，在中世纪涌现出了不少杰出银行家，他们无一不是因为和教会有来往而发家。美第奇家族掌门人科西莫从他的银行家父亲那里取得的遗产是113000弗洛林。作为天主教会提供服务的银行家以及国际汇兑贸易的掌门人，科西莫无疑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他的银行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在银行做大后，科西莫把很多职责移交给了自己的经理人，但他仍然切实履行着监管者的角色，而他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底气，最重要的就是早期掌握了会计核算的各项内容。每年各分支机构的高级合伙人都需要准备好账簿资料，将其发给贝西（总会计师）供其审查。科西莫经常与贝西一起进行审计，可以肯定的是他会亲自核对机密账的最终数据和账户信息。美第奇家族档案中有很多账户都有其最终审计的核对标记。如果年底账户中有亏损或者异常情况，科西莫还会把分行主管召唤到佛罗伦萨，对其个人进行审计，接受对账簿上每笔交易的问询。
科西莫虽然保持着记账的习惯，但这不符合贵族的理念，也不属于他所钟爱的文艺作品范畴。也许是因为沉浸于新柏拉图哲学的世界里，或者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帝王式的家族。科西莫没有将会计核算知识传授给所有的儿子。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在20多岁继承了美第奇银行。洛伦佐是政治斗争大师，也是十分杰出的贵族，但完全没有经营银行所需的会计知识。他找来萨赛蒂同时兼任贝西的总会计师职务和科西莫的总审计师职务。萨赛蒂在任职初期还兢兢业业，但随后对艺术的狂热分散掉了对本职工作的精力。美第奇银行的合规系统形容虚设，各种假账肆无忌惮的出现。比如里昂分行的收益率在70%到100%，而银行的平均收益率才10%。而萨赛蒂从未要求对里昂分行进行审计，他也从没有实施过巡回审计制度。财团脱离控制使得美第奇家族的辉煌烟消云散。
复式记账法使得意大利的银行家们借此取得了辉煌的社会地位。而记载复式记账法的手册首次出版正值意大利在欧洲政治地位衰退之际。1494年的帕乔利出版了《算术、几何与比例论》。这本书在开头讲述复式记账法，并且还描绘了复式记账法如何一直默默无闻、受人忽视的情况。帕乔利期望会计核算能使自己所处的社会更加美好。“因为商人支持着共和国”。他同时认为一名会计师的技能和自律要求比律师更高。对帕乔利来说，商人在共和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能够计量核算，从容应对繁荣和战争，饥荒与瘟疫等各种情况。共和国需要受到良好教育，严格自律，又道德高尚的商人。不管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来说，他们都是自觉又敏锐的管理者。帕乔利也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会计核算。他警告说：“慵懒懈怠可能会遭至灭顶之灾。”从此达提尼和科西莫的记账方法被公开了，并引起众人的效仿。商业经营活动终于有了自己一套理论体系。
然而按照文艺复兴的衡量标准，帕乔利的书印刷范围非常有限，再版数也非常少。这是因为在著作出版之时，帕乔利所在的意大利商业版图正在受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冲击。在帝国王朝崛起的新时代，有关共和国和优秀商人的老生常谈自然响应寥寥。一直到1573年，西班牙政府经由两代君王糟糕的财政赤字后，菲利普才任命奥万多负责监督新的财政委员会并实施改革，以免帝国破产的命运。奥万多经过调研后招募了大量复式记账法的专业人员，在1574年制作出一张描绘菲利普财务状况的巨额资产负债表。作为国王的收入预计为5,642,304达克特，其负债高达73,908,171达克特，每年必不可少的支出约为300万达克特。然而就菲利普的角度，复式记账法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记账方法，他知道不管是谁替自己掌管会计账簿，从某些方面来讲，其拥有的权力都将超越自己。所以，由于国王本人的忌惮，这次财务改革基本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的16世纪，荷兰作为哈布斯堡王朝最富裕的行省，取代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中心。荷兰人为了满足来自统治者的税收负担，强制向富裕市民出售人寿年金来筹集公共资金。有保底利率的年金产品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与众不同的是荷兰有一套有效的省级税收征缴体系，因此人们认为各省的税收收入值得相信。税收收入有时按照复式记账法被管理，这就包括法律上对其实施问责的可能性。欧洲利率紧盯着荷兰债券。人们认为荷兰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其统治地位是建立在荷兰人对复式记账法的熟练运用基础之上。整个16世纪，荷兰的会计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会计手册也开始普及。荷兰总督莫里斯王子的导师斯蒂文还出版了《王子核算手册》，连续再版了好几次。斯蒂文声称，一名对复式记账法烂熟于心的国王，可以自己查看国库财务资料，而不是仅仅听信国库专员的一面之词。这使得莫里斯王子不仅要求私人会计要用复式记账法录入，更将复式记账法系统运用到政府的管理中。
到了1602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因为担心荷兰人之间过度竞争会给贸易活动带来危害，设计成立了荷属联合东印度公司来代表荷兰全境企业的利益。公司章程规定，任何荷兰市民都可以购买这家公司的股份，而且“只要货物收益的5%能折现，公司就会进行利润分配。”荷印公司是首家股份可以交易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人们对这家公司的信心建立在其健全的内部会计核算基础之上。然而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使用公开的财务报表窃取商业机密，还贿赂荷印公司的首席会计师故意搞乱账簿。这迫使董事会宣布公司不会再提交公开审计报告，以防被西班牙人利用。长期的不透明引发了股东不满，由于荷印公司并未采用复式记账法，近50年的混乱报表给再次审计带来了困难。董事会聘请了当时的数学家哈德来进行审计。为此，哈德不得不使用微积分等知识。没有任何证明充分表明哈德为荷印公司成功编制了资产负债表。荷印公司的故事是历史上第一次会计问责事件。
接着，我们再把视线转向17世纪的法国。1661年路易十四到达了继承王位的年龄。他的教父，也就是老谋深算的红衣主教马萨林，在临死时向路易十四保证说，整个王国没有比自己的会计师柯尔贝尔更加得力的人才。路易十四任命柯尔贝尔为法国的总会计师，而他本人为了审计账户，也学习了会计知识，这才能有效监督各项财产状况和政府管理效能。柯尔贝尔虽然本人精通复式记账法，但是此时的法国缺少会计人才，无法将复式记账法在政府中推行。尽管如此，柯尔贝尔还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国库管理核算表格，其原理正是基于复式记账法。柯尔贝尔给君王准备了一套口袋帐户，也就是国库账户以及对账户运行的情况说明。每周两次，柯尔贝尔都要将摘要情况报告给国王。初期的路易十四很喜欢各类数据，表示听其汇报财政数据是“非常愉快的”。而在1863年柯尔贝尔去世后，由于路易十四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才，有效的会计核算体系无法维系。
会计核算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管理，还可以充当权力手段，也可以做为镇压工具。就任法国财务主管后，柯尔贝尔立即提高了国王潜在政治对手的税收，并对其实施针对性的审计。对于报复自己的竞争对手富凯，柯尔贝尔更是卯足了力气。富凯是马萨林和路易十四早期的财务主管。他所住居城堡的壮观要远超过路易十四拥有的任何居所。而富凯的穷奢极欲，以及法国上流社会和艺术名流对他的眷顾，都让路易十四颜面扫地。1661年，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着手逮捕了富凯。在这次逮捕行动中，富凯的所有办公室都被封存起来，查抄所有的文档。皇家的税收员不仅要把文件封存起来，还要把它们运到柯尔贝尔的办公室。在富凯的办公室里的衣柜后面，他们发现了一大包捆起来的账本，也被称为机密账。科尔贝尔要求把这本账册封存起来，并由快递员送到自己这里。掌握全部的财务资料，才能有助于高效的审计。最终，科尔贝尔协助路易十四将富凯送上断头台。
跟法国人一样，17世纪的英国人也在努力推动政府核算体制改革，然而英国国内一直缺乏合格的会计人员，这让议会议员和英王大臣十分担心。到了18世纪初，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通过时评手册和政治辩论的形式，针对新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性质展开了较量。有关公共债务、与法国的贸易差额、与苏格兰联盟的经济得失的辩论日趋白热化，托利党的报纸劝诫自己的批评者去“把会计账户翻出来”以证明他们的论断。对于一名精于会计核算的政治家来说，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利用公众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满。沃波尔承担起了这项使命。他作为英国第一位首相，手握大权长达创纪录的21年。他不仅知道会计核算在政府管理中的威力，还能熟练运用这门技巧。对他来讲，政治问责只是良好政府核算过程中，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副产品。
1711年的英法战争，英国欠下5,000万英镑的债务，高达到英国财政收入的60%。1720年，皇室授予南海公司在南美洲东海岸专营贸易权，作为交换，公司将为全体股东提供以政府债务为载体的股份。同年8月，南海公司的股票泡沫破灭，公众要求审计。从现在的角度看，南海公司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沃波尔觉得政府和金融市场无承受公开审计的后果，所以提出重组方案，以稳定金融市场。南海公司的重组与其说是成功的金融操作，不如说是展示了沃波尔如火纯青的沟通手段。为了使重组方案通过，他向议会及政府人员实施贿赂的股票，金额高达574,000英镑。他的方案拯救了金融市场，至少使损失惨重的公司和银行都能继续维持下去，还规避了对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审计，从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沃波尔虽然将英国政府拉出了财政泥潭，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通过决策中饱私囊。沃波尔的故事说明了损公肥私和政治恩主式的文化传统如何阻止英国成为一个诚信透明的政府。
就18世纪的英国而言，它不仅是沃波尔施展其独特的财政手腕的大本营，还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对于英国工业来讲，其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英国已经成为会计文化教育中心，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荷兰更进一步。从中世纪开始，对于那些长大后将要成为学徒的孩子来说，文法学校在他们小时候就开始教授会计学知识。对于那些希望打理好自己名下房产以及企业的商人绅士来说，会计知识手册属于抢手货。1740年英国的会计学院超过了11座，到了18世纪末该数量就超过了200所。这些会计学院乃至英国皇家学院都有教授复式记账法。私立会计学院的管理人大多是异教徒。清教徒、贵格会教徒以及加尔文教徒，仿佛信仰领域的科学家一样，用思想日记记录下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他们经常撰写各自的日记和自传，把自己的善行、罪恶、经济成就记载下来。许多情况下，他们不仅写下自己的观察经历，还有账簿和经营信息，以及反思自己经营失败的原因。
在所有异教徒中，实业家韦奇伍德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仅亲身示范了一位勤勉刻苦的异教徒是如何取得成功，还展示了会计核算在产业项目经营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产业核心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高度。1765年，当时的英格兰皇后下单定制了一整套瓷器，韦奇伍德是个急性子，他坚定不移的认为皇家订单将带来需求，并进一步夯实自己的瓷器制造厂的显赫名声。于是向自己的贵族客户挨个推广同款女王御用瓷器。尽管女王御用瓷器大获成功，但韦奇伍德却遇到了现金流的问题。对于寥寥无几的贵族客户购买的昂贵产品，公司的支出很多，赚钱却很少。到年底时他们铸造出12,000英磅的瓷器，却欠下4000英镑的债务。 韦奇伍德开始进行会计核算创新，他计算了折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资金的利息，并且将费用细分为14类。通过成本分析，他进一步压缩了人力成本，并且查出会计主管正在中饱私囊，实现了更高效的管理。
会计核算和诚信执政的社会思潮，在法国而非荷兰或英国一直延绵不断，这一点让人感到十分惊奇。荷兰的政治领导者技能熟练、管理开明。英国的政体，各部门相互牵制。这些18世纪专制统治下的法国都不具备。也许正是因此才使得法国人对公开账户信息和实施政府问责的政治诉求，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18世纪的法国，面对政府可能存在债务利息方面违约的威胁，市场利率水平一路飙升。想要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唯一方法是向法国那帮不可一世的贵族和大地主征税。这些人虽然人口不足3%，却掌握着全法国90%的财富。但是100多年来对于征税的改革努力，法国的精英人士一直进行坚决的抵制。
1777年，路易十六就发现自己无法获得贷款或者增加财政收入，便任命内克尔作为财政部长进行财政改革。这同样遭致贵族们的抵制。各种政治宣传小册子散布流言，攻击这位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为了展示自己对财务管理的负责态度，1781年，内克尔出版了《上国王书》，说明了法国当年的财政状况，并向公众披露了计算过程，展示了当年1,020万里弗的预算盈余。被披露的信息令公众十分震惊，在全国上下饿殍遍野之时，在公众对王室的不满和怒火不断飙升之时，内克尔而不失时机地对皇室的疯狂吃喝费用进行了批评。到了1785年，法国发生了一场珠宝盗窃案件，这使得公众对200万里弗这样的数字有了一定感性认识（公众日常交易单位为苏）。这下1,020万里弗这个数字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令王室名声扫地。内克尔因此也在民众中建立了威望。在1789年，曾有流言内克尔遭到路易十六革职，群众涌向凡尔赛宫进行抗议。不到一个月，法国大革命就此爆发。1791年的法国革命宪法规定，政府所有财政和政治举措都要以《上国王书》的形式向大众公开。
贝克尔《上国王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法国，他的著作和会计改革也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提供了灵感。美国第1位总统华盛顿就十分注重会计账簿，他受过日常会计核算以及简单的复式记账法培训。1783年，当政敌指责他大发战争横财的时候，华盛顿坚决将自己的账务记录交给了政府审计员，并要求政府为自己报销160,704美元。华盛顿做到了内克尔或沃波尔所未曾做到的事情，他公开了真实账户信息，以及奢华的开支，但却全然没有削弱自己的权威。而美国第一任财政总监莫里斯，曾经研究过内克尔在法国实施的会计核算改革，对其通过集中征税权、向征收税员和财务主管讲授复式记账法等方式提高财政收入的做法进行了认真学习。莫里斯曾给内克尔写信寻求建议，并且每年出版美国版的《上国王书》。在莫里斯的领导下，美国重新搭建财政部的审计体制，并且将复式记账法引入了美国政府的管理体制。这不仅是管理政府资金的需要，也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获得战争贷款的需要。
事实上，从“五月花”号漂洋来到新大陆开始，美国移民已经继承了来自英国的会计文化。早期的美国流传着各种英式会计手册，其中《记账法》在多家殖民地的图书馆中都有收藏。韦伯在新大陆旅行后甚至认为复式记账法是新教伦理中人类理性的最高体现。而新教伦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便是富兰克林，他不仅事无巨细的记录了自己的交易记录。1753年，在富兰克林就任殖民地皇家邮政大臣后，设计了一套制度，以使各地邮政局长可以借助复杂的会计核算工具来管理邮件。因为意识到这些复杂的指引可能难以执行，他又制作了大型展板挂在邮局的墙上，以摘要形式对手册全部内容进行说明，还附上了复式记账法的事例和小册子。早期美国所有邮局墙上都挂着复制记账法的演示手册。富兰克林不仅使殖民地的邮局能够平稳运作，还广泛播撒着自己经世济民的视野和情怀。
到了19世纪早期，铁路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世界。1840年，英国铁路里程数为6000千米，欧洲大陆和美国各有7000千米。1870年，美国拥有51,000米铁路里程相当于英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铁道工程师和会计师需要根据整个铁路系统运力使用情况，计算出每张票的价格。铁路公司的内审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在计算出需要多少收入来支付运营成本的同时获取一定利润。这里涉及折旧的问题，铁路公司如何才能对蒸汽引擎进行折旧？如何才能对轨道的损耗进行衡量？雷丁铁路公司1839年的一份报告计算数据显示，物理引擎和折旧费用以及燃油开支占8000美元总成本的25%。要准备好流动资金，以备机器设备和物料的日常维修和更新之用。公平的火车票价格，需要考虑每一节车厢的运行费用以及每运载乘客每1千米所花费的成本，而运行成本的时候除了管理成本和债务利息，还需要必须合理的分摊折旧。这就给会计核算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
而随着资本不断涌入铁路行业，许多铁路大亨都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的存在对公开财务报告和政府财务管理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公司财务报告都没法看到，政府无法对企业征税。当时的大企业主通过晦涩难懂的财务报告操纵其公司的股票价格，投资者无法完全搞清楚铁路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政府需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监管权力，以加强对巨无霸公司的监管。然而政府不见得具备对大型企业进行审计的手段，私人会计师因此兴起，充当了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1854年，苏格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建了官方认可的正式组织，将注册会计师组织起来，他们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并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以便展开审计工作，并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盖章。各国相继跟进。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出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安永相继出现。会计师们自认为是财务领域的福尔摩斯，揭开财务领域的各种谜团。这是会计核算这个全新职业中教育派改革家和有影响力的先行者的普遍共识。
当狄金森于1900年从伦敦来到纽约，担任普华永道纽约办公室的主管。他很快就发现美国客户不知道如何区分“好的审计和差的审计”。这就意味着，普华永道承接的美国业务，因为无法接触到完整的会计账簿信息，不得不依照“投机取巧”的审计模式来开展，这种情况在英国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20世纪20年代金融市场财务作假横行，引发了巨大的股市泡沫。泡沫的破灭引发了美国大萧条，国会这才颁布证券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有权要求企业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二战过后，监管标准改革的涟漪蔓延至全球多国，战后各国合理搭建起一套会计核算框架，对新的全球经济体实施监管。1946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会计师的黄金时代，社会对会计师普遍很信任。
正如战后的经济增长一样，会计核算的黄金时代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会计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70年代众多会计丑闻对审计行业造成了冲击。当时普华永道的主管贝维斯抱怨道，公众希望会计事务所所做的，与会计事务所本身能够做的，这二者之间存在“期望差距”。1974年，当时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总共遭遇了200多起诉讼。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审计业务市场已经完全饱和。安达信首先利用其独特的定量分析事项来开展咨询服务。安达信在收取企业巨量的咨询费的同时，对其开展审计业务。这也就是2001年著名的安然财务造假丑闻的原因。当时的审计部门已经查到了安然财务造假，但是安然给的审计费和咨询费实在太多。安达信选择了包庇。最终，在安然倒闭后，安达信也步了后尘。它已经丧失了这个行业最需要的公众信任。
《账簿与权力》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觉得值得推荐。当然就像开头所说的那样，需要一定的会计知识储备才能读。
《项塔兰》
林巴巴第一册的冒险故事有点像异世界穿越剧，然而他笔下的孟买是真实的孟买，笔下的贫民窟也是真实的贫民窟。异国风情更胜于异世界之旅，因为有真实作为底色。就这点来讲，我想我国去第三世界国家开荒的人这么多，应该也不缺乏写作小说的素材才是。而更厉害的是，第二册林巴巴的监狱生涯和黑帮生涯也是根据真实经历改编。这就厉害的多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气氛只有亲身经历的过的人才能进行阐述。第三册里林巴巴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女人、兄弟、导师、资源、恩情，全是圈套。唯一真实的只有贫民窟的那些友谊，平民窟的人早就提醒过这群人不怀好意。此时林巴巴的内心挣扎则扯出了作者的第三重身份，也就是哲学家。整个《项塔兰》剧情编纂的十分合理，刚开始读的时候就怀疑卡拉作为一个女子在孟买是如何生活下去，后来果然是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