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效生||历史上的晋西北生态

题记:庚子年初,冠毒肆虐,家中抗疫,闲来无事,翻阅史书,方知晋西北曾经生态绝佳,美丽无比,加之,澳洲大火、非洲蝗灾、美洲流感……遂对生态与环境产生兴趣,便有探求晋西北生态变迁之究竟,一发而不可收,查资料,读史书,不几日,便找到一大堆资料,可惜才疏学浅,今罗列其中,以飨读者,并使人们深思。

远古时代,山西曾是一个水多、林多、草多的生态伊甸园,尤其是以芦芽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更是原始森林茂密、植被极其丰富、野生动物繁多、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绝佳。

有数据显示:约在新石器末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参考 《中国农史》中《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换句话说,山西一半多土地覆盖有森林,而且是规模惊人的原始森林。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植被图

春秋战国时,随着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铁器农具使用和牛耕田推广,山西只在晋南、晋东南、晋中、忻定平原等地区开垦了大片农耕区。秦统一后,兴修阿房宫,所需木材取自于中条山、蜀山等地,忻定盆地以北的晋西北地区农垦影响很小 ,仍以游牧为主,这点可以从《雁门关志》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植被图>上反映了晋西北的生态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晋西北除了草原便是森林。

两汉时期,城市兴起,人口增加,用材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大。《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雁门郡,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沃阳、繁畤、中陵、阴馆、楼烦、武州、鬓陶、剧阳、崞、平城、埒、马邑。《后汉书》中记载:东汉雁门郡,治阴馆(今山西朔州汴子疃附近)。领14县:阴馆、马邑、埒县、楼烦、广武、原平、卤城、汪陶、繁畤、剧阳、崞县、武州、平城、强阳。雁门郡埒县辖今晋西北五寨、神池、偏关部分地区;楼烦县辖今宁武、岢岚、静乐部分地区。那时候主要是匈奴少数民族占领,而且人口少,生产、生活以牧为主,所以森林草原没有被毁,生态保持良好。

隋唐时期,隋唐定都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晋北之芦芽山、岚州一带,从这时晋西北一带原始森林开始采伐,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晋西北的生态是纯自然状态,生态环境非常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所需之木来自附近山区,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废墟上大建宫殿、佛寺,所需木材数量惊人,皆来自吕梁山区,木材扎成木筏,在黄河、汾河里漂流抵近洛阳,截住运取。(注:《周书》卷十五《王罴传》);东魏在邺(今河北临漳)建都,取材于上党(今晋东南)。

五寨沟生态

晋西北一带原始森林从从隋唐开始采伐,一直到宋代时期,虽然原始生态遭到人类的开采与破坏,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还是能够满足和造福人类的,这从历史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雁门关外的描绘是“山大乔木,连跨数郡,万里林集,茂林阴翳”;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中对晋西北五寨一带有这样的记载:“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財用之蔽也。自荷叶坪、芦芽山、雪山一带,直走瓦籚坞,南北百余里,东西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饱数州”;北宋初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火山、保德、宁化间,山林富饶”。这表明到宋时晋西北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仍然还是比较好的。

山西那时候森林多,生态好,水土流失小,黄河及众多河流水量很大,且河水清澈,沙尘暴应该比较少见,动物种类丰富,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物随处可见,许多处考古可以证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说:“那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河水流量大、池沼湖泊星罗棋布、绿色遍野、水草丰茂,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

随着人类进化,生态环境持续呈现出恶化状态。到了金元时期,大修寺庙,在晋西北毁林严重,以芦芽山为中心,周边就有300余座寺庙,很多寺庙在那时建成或重修,如五寨境内的东雪山大福禅寺、观音寺等;还有应县木塔,民间有“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一说。元王朝在西安修筑王府时,又选择在吕梁山、芦芽山砍伐,而后将其编成木筏顺汾、黄河运出,古文形容当时盛况是 “万筏下汾河”。元代屯田政策对晋西北的草原和灌木等植被破坏也极其严重,据《元史·兵志·屯田》记载:“成宗大德四年,以西京黄花岭等处土田颇广,发军民九千余人,立屯开耕。六年,始设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可见晋西北许多草原和森林在当时变为耕田。

明清时期山西植被图

明清至民国期间,是山西森林遭受摧残性破坏时期。山西人口增长加快,境外流民内迁,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加上农垦和民用木材需求相应增加,山区丘陵区的森林、灌丛进一步受到蚕食,不少林区在这一时期消亡殆尽。明代在北京修建宫殿、王府及陵寝,所需木材大多取自雁北之森林 (出自《建国60年山西若干重大成就与思考》)。《雁门关志》中<明清时期山西植被图>真实反映了晋西北的生态变化,图中可看出明清时期,晋西北已经在黄河沿岸和神池、五寨地区出现了大片农田。

晚晴、民国时期,山西及其它地区由于木材的缺乏,晋西北地区以管涔山为中心,一度木材商发展壮大,以宁武的南桂馨(佩兰)、赵大戊辰、五寨的赵世禄等为代表,远销内蒙古、河北张家口等地。

辛亥革命后,晋西北森林的破坏更趋严重,沿黄河一带的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兴县、五寨、神池、离石、方山、中阳、石楼11个县,宋金以前还是繁茂的林区,此时几乎到处是光山秃岭,有29座山的林地全部消失。阎锡山统治时期修筑同蒲铁路,芦芽山及晋北一带森林摧残严重,一些原本是林草丰茂的地方,已成一片荒凉。日军侵华期间,自民国29年(1940)起山西大部分县城被侵占,沿铁路、公路交通线一带,修筑碉堡,砍伐林木,加上日军掠夺采伐,使各地森林再次遭到极大破坏。据山西省林业部门估算,至1945年日军侵占期间,山西林业木材损失8.4亿立米,估计直接损失42亿元,间接损失25亿元。至新中国成立时,山西森林所剩无几,只在人迹稀少的深山峻岭中尚存30多万公顷残林,全省森林覆盖率只有2.4%。

以上情况,在晋西北各县《县志》和部分史料中都有不同的记载。

《五寨县志》记载:明万历时期,五寨耕地19.37万亩;清代开始大量垦荒种植,农业超过牧业,嘉庆十四年(1809年) ,五寨的耕地面积达到31万亩;辛亥革命后,垦荒更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寨全县耕地达到68万亩;现在有耕地74万亩。

据清《宁武府志》、清乾隆《五寨县志)载:古代,五寨地区大部分山区为茂密的森林,丘陵、平川大部分为灌木与草原。芦芽山是“林木参差,千霄蔽日”的原始森林。元代后屡遭破坏,明初蒙古兵盘踞了芦芽山,曾大肆砍伐,明末,芦芽山的森林因滥发而山木荡然。至清顺治,芦芽山仅存“小杄桦柳,止堪作椽木”。本世纪初,阎锡山修同蒲铁路,而又到处砍伐。据《山西经济年鉴》记载,民国29年(1940年),五寨南山属个人私有的900亩;日军占领时,除砍伐外,还放火烧林,致使原始林所存无几。仅南部山区有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油松9万余亩,至1949年人工林仅有200余亩,新中国建立后,县人民政府对林业生产的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建立了林业机构,发动群众,年年植树造林,森林面积大幅度增长。截至1985年,全县森林面积41.24万亩,人均4.4亩。

《神池县志》记载:古时,县域内土壤、气候适宜林木生长。因此山险林密,天然森林资源丰富。春秋之后、为契胡游牧之所,胡茄苍凉,林草茂盛。秦汉时为中原历朝用兵之地,边塞烽火,使部分森林被毁,数但林植被较好。据《宁武府志》记载:隋唐、五代时,境内草本。宋初、森林密,牧草遍野牛羊成群,谷相接”为盛产木材之地。宋代中叶茂林兵而,肥草逢战火而化烬。金代,因人口逐渐增多,大面积毁林。代末后、新呈黄土漠漠,荒山岭。唯南部山区松林苍翠,郁郁葱葱,微见古昔生态。元明时期,在战争、屯田拓荒、伐等因素破坏下,境域森林大面积减少。明中叶至万历年间,三关守将和朝廷官吏,动员官兵和当地百姓在黄花岭一带沿官道栽培“官”。清末民国初年,林木基本靠其自生自长。民国时期,木材砍伐量增加,采育失调,加上兵匪混战殃及森林,农民生产和非生产烧山不断发生,致使森林资源锐减。到1949年,全县残存天然林地面积5万余亩。

《保德县志》记载:古代保徳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畜牧业比较发达(《山西资料汇编》)。草原由于长期以来军垦、农垦,破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民国年间,除东部山区尚有成片牧坡外,大面积牧坡已经很少,畜牧业随之衰败;森林由于历代段林拓,伐烧炭,战乱頻,大兴土木等人为破坏,天然森林植日趋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形成了十年九早,地脊民贫的恶性循环。

《静乐县志》记载:隋代之前,境内植被呈原始天然状态。汾河川为沼泽地带,东西两山大多古参天,林荫蔽日,草灌茂密,植被良好。据《水经注》载:北魏时期西山广大地区杂树交荫。此后历代战乱、灾荒、屯垦,本县原始植被屡遭破坏,尤其是明清时代,人口猛增,大量段林星植,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清末至民国初年,不少外来户在县境入山穴居闹林地,毁林开荒、伐木为薪,对森林的破坏一直延续到本县解放初期。据1949年统计,全县仅留残次林3.5万亩,其中天然林3.3万亩,人工林0.2万亩,四旁零星树4.28万株。1972年,全县林业普査记载:有林面积58650亩,森林覆盖率1.6%。

《偏关县志》记载:本县属温带森林草原地带,历史上曾有茂密苍翠的森林和草原。本县好多村庄以林木命名,有桑林坡、柏杨岭、桦林堡、海林寺、桦林沟等等,说明当地古时林木繁多。古书典籍中记载更多,《水经・汾水注》中载“现在的晋西北,当时是森林地区,至迟到西汉中叶以后当己如此”。《太平寰宇记》载,黄河以东今晋西北地区,宋时其地林木皆为重要土产。《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写到“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财用之蔽也”。《皇明九边考》《三关志》中记载:这一带树木最多,“大者合抱于云,小者密如切栉”,林区宽达50公里上下。其密集程度如《明经世文编》所说的,是“虎豹穴藏,人鮮径行,骑不能入”之地。

明清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洪武二十三年,偏关自关城筑西原河坪以来,大兴土木,修楼阁、庙宇、堂殿、起房架屋,雕龙刻凤,一直延至清代,木匠工艺尤为盛行。《明经世文编》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水以资保障事疏》中写到:后来砍伐树木的人“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百里如扫。森林破坏后,正象明朝守关将领才宽《巡边赋》中说的那种“天高愁涧壑、荒边无树鸟无窝”景象了。《宁武府志》中说:“辛玄革命后,破坏更严重,偏关等十ー县境内大小二十九座山上的森林都难于幸免”。于是偏关境内天然林不复存在,仅有罕见的几棵古松、柏、槐等树木,其次是人工栽植的树木。

明代王越写过一首家喻户晓、流行很广的诗,题为《关外吟古诗》: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在300多年前的清代,晋西北生态虽然遭到毁林的破坏,但那时老虎还是有的,还经常出没吃人,说明老虎的食物链条破坏了,野生动物不能饱腹所以才吃人,这可以从清乾隆年间作品《晋游日记》所提供的有关晋西北的珍贵资料中窥知一二。

《晋游日记》原名《雪爪留痕》,作者李燧,清乾隆年间曾做过山西学政幕僚,由于工作关系,从南到北曾走过山西的多个府州县,每到一处都写有日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一些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活动情况。其中几则有关晋西北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贯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晋西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态环境。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初三日,李燧从代州视察考试结束后,启程付岢岚途中,初四日记里这样记载:"行四十里”,途经朔州河会,“又四里,至大水口,山势险峻,时有虎迹”;三月初六日“抵岢岚州”,日记中有段详细记载:“山径多虎,往往为虎所食。三年前,城内有白额虎。二年食人三百余,樵者居半。师而樵者,亦多葬虎腹云,吏目刘君为余言。”

听父辈们讲,六十年代以前,五寨县城晚上经常有狼、狐狸进城偷吃老百姓的鸡兔,狼有时偷袭路上的妇女、小孩,至今五寨仍有健在的“狼扯疤”老人,即:让狼偷袭咬伤人的脖颈,留下的疤痕。这说明狼、狐的食物链缺失了,才开始袭击妇女和儿童。

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如今虎、狼已经绝迹,即便是野兔、野鸡这些也少见多了,这些都是生态遭到破坏,食物链条缺失,造成晋西北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多少年来,每年春季尘土飞扬,黄沙肆虐,“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风三尺土,风起土满天”是晋西北真实写照;还有“河曲保德州,十年就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等等,这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最甚的惩罚事件当数不过“走西口”那段苦难史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与全国一样,由于实行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森林面积逐步增加,成绩卓然。虽然近年来山西省的森林资源明显增加,但山西现在森林覆盖率只有20.5%,晋西北地区相对较高点,目前仍然还属于生态脆弱区。遭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森林不仅是实用资源,更是“生态之肺”“环境保护伞” “气候调节器”,它的价值是多重而巨大的。加强对森林、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要再蹈前人的覆辙,是人类修复生态的一项艰巨工程。

近年来,随着国家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国家加大对生态的投入,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一些光山秃岭逐渐绿了起来;一些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前些年不见的狐狸、乌鸦、野兔、野鸡等现在到处可见;沙尘暴、大黄风也逐年减少,晋西北的生态逐步得到恢复。但是,在一些国家与地方仍有一些人无视国家法律、无视人类生存环境,滥杀野生动物、毁林、毁草现象屡禁不止,那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与病毒,这难道不是大自然对的人类惩罚吗?警钟已经敲响!该清醒了人类!!请您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吧,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加大对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愈来愈美。

参考文献:

《山西森林变迁史,远古森林成了人类文明的祭品》 冯潞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水经注》《续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元史·兵志·屯田》《雁门关志》《五寨县志》《宁武府志》《保德县志》《静乐县志》《偏关县志》《岢岚县志》《神池县志》《明经世文编》《晋游日记》《山西经济年鉴》等。

作者简介

郭效生,男,忻州师专中文系毕业,现为五寨县招商中心干部,喜欢文史,业余研究地方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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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效生||武州宁远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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