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科学早恋”背后，“教育焦虑”作梗

文/陈根

当教育焦虑走向极致，连早恋都可“科学”。

近日，“科学早恋”引发热议。事发有因：海淀区某著名中学的老师吐槽，有两个“早恋”的孩子，家长觉得挺合适，干脆像亲家一样来往走动，并让老师不要干涉，要让孩子在引导下“科学早恋”。

纷至沓来的讨论中，持赞同意见的人们认为“科学早恋”满足了无地域差异、家庭条件相当、知根知底以及长时的感情积累的条件，是“社会中坚中产阶级保全自己阶层地位的努力”。然而，反对“科学早恋”的人们则认为家长的引导与推动，将成为干涉子女的另一个极端。

支持还是反对，“科学早恋”都是处于家长观照下的“科学”，其本质正是教育焦虑的体现，指向的是孩子的学业，以及从这个“起跑线”上延伸出去的未来人生。

早恋科学不科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早恋，都是每个家长心中的一根刺。

当然，“早恋”是个中国特色的人为概念。在其他国家，至多只有“puppy love”，“first love”的说法，重点在于研究青少年恋爱的现象——随着青春期发育，青少年萌发爱意是人的本能。因此，既然已经发生了恋爱，就不能称之为早。

在中国，早恋最早大面积出现，是在70年代号召禁止大学生早恋的学术论文里。虽然在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跟今天禁止中学生早恋的思路如出一辙：早恋耽误学业、滋生个人享乐主义、影响年轻人投身于国家建设。

即便到了90年代，对大学生早恋依然严打严查，谈恋爱的不能当干部，不能评先进，被发现了还得挨处分。最可怕的是，为了禁止大学生恋爱，学校在毕业分配时甚至会刻意地把情侣分配到不同的省市。

时间再往前一点，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家长们依旧对“早恋”报以负面的态度：大多数家庭在物质条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于是，高考就成为家长眼中社会阶层的重要上升通道，而由于青春期的情感充满着不稳定性。因此，早恋理所当然成为家长眼中影响学习和高考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这一代，全面拒绝早恋就是对待早恋的“科学”。然而，时代在变化，对待早恋的“科学”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此次被热议的“科学早恋”，简单来说，就是将早恋视为一个经济命题，两方家庭看作两个可评估价值的发展中企业。为避免“企业”价值下降，应提前选择与当下估值相似的“企业”战略重组，保持或提升自身未来市场价值，达到双赢效果。

也就是说，所谓科学早恋，拥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拥有一定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的家庭，为保证下一代能够维持或超越现有的社会资源，将学生时期的恋爱放入婚恋相亲市场的语境。基于细化的条件数据对早恋对象精准画像，以确保对象处于同一知识教育水准和相似的家庭环境下，从而规避未来子女婚恋可能带来的“损害”风险。

而“科学早恋”的逻辑就是在学生时期就按照门当户对、条件匹配的婚恋标准来选择早恋对象。同一学校的小孩儿至少能保证家庭背景相当，对方不是农村的，不是异地的，而且可以知根知底，甚至一起培养。双方家庭共同帮助孩子成长规划，以避免孩子日后婚姻“扶贫”。究其原因，无非家长觉得这样保险又划算。

但不论是否定“科学早恋”，还是接受“科学早恋”，“早恋”都已经脱离了情感本位的起点，变得功利而现实，失去了情感里原有的纯粹。或许，“科学早恋”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科学早恋”看似是一起冲破传统桎梏的“理解”，实则是披着糖衣的另一种感情枷锁，是家长在深谙社会规则后用功利的视角人为制造的“利己科学”。

“科学早恋”背后，“教育焦虑”作梗

“科学早恋”是中产阶级怕“结婚变扶贫”，于是将这套看似科学的方法论广而告之的产物，其背后自然有合理性，并能引发同阶层的共鸣。但仔细审视后，在功利视角下，“科学早恋”更是在当下内卷化加速的自然结果，是教育焦虑的表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是一个用以观察、描述社会与经济行为的新兴工具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的形成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相联系，是由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来说，阶级是人类生产分工中所出现的垂直化分。

一个人介入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他的“阶级”，而阶级反过来也影响着一个人看待生产活动的角度，以至于不同阶级的人对分工的生产程序以及分工的生产成果的看法往往不相同——人在生产关系的体系中处在什么位置，便会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对整套生产关系的主张，这就是“阶级”带来的“阶级意识”。

过去，从“阶级”和“阶级意识”来看，不同阶级的人会对生产活动持有不同的利益主张，两者无法跨越彼此的阶级立场，找出统一的利益主张或运作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对立的原因。而随社会的分工不断增加，人们从事的职业也不断丰富，阶级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阶级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它们产生了一种合作共生，这也大大缓和了阶级之间的对立。然而，尽管“阶级对立”趋减，但“社会分层”依旧存在，“科学早恋”正是社会分层下的处于中层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结果。

越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里，一方面，低收入人群，来自郊县、农村地区的人们，以社会的弱势阶层存在的人们，只能依靠自己无尽的工作和辛劳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使得下一代有机会实现阶层的流动和上升；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则拼命想要在这个竞争的社会、这个残酷的世界上证明自身的价值，超越祖辈、父母辈，在大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即使在大城市过上了看起来体面的生活，有房有车，看起来生活优渥的中产阶层也对自己的境遇无法停止焦虑。现代性的竞争压力巨大，城市生活的高节奏和高强度，都是中产阶级们的焦虑来源。

在行业裁员面前，他们要担忧可能被后辈超越，失去自己现有的工作。很多中产更是负资产人群。为了结婚，两家父母共同支付了房子首付，而他们自己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劳动产出跟不上被通货膨胀稀释的财富速度。因此，中产也是脆弱的，时时有着危机意识，在拼命努力和惶恐之间想要牢牢保卫、守住自己的一切，当然包括阶层。

这些危机意识很自然地顺延到了下一代身上，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中产阶级们花钱不手软。从动辄几万的培训补课费，到高价的学区房，他们将期待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赢在起跑线”，甚至是“赢在子宫里”的极致追求，看到了家长眼里一场又一场输不起的育儿之战。

“科学早恋”的逻辑正源于此——随着过去被掐断“早恋”苗头的一代在教育竞赛胜出成为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并积累了一定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科学早恋”的内涵也从全面否定转向了“有选择”的计划性早恋。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也并不源自教育系统本身，而是教育系统外部的病症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了与系统相关的人们。

教育焦虑的最本质的原因正是在于社会的评价机制，在于劳动市场，在于各个阶层的焦虑。支持还是反对，“科学早恋”都是处于家长观照下的“科学”，是教育焦虑的体现，指向的是孩子的学业，以及从这个“起跑线”上延伸出去的未来人生。这也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什么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