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向的重点人群

与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关联的一句俗语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当然,这里的恒产并不一定是说要有不动产,而是有稳定的就业,有稳定的合理性收入,有较充分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有适度的财产收入,还有充分的社会流动性,不仅有从农村到城市的横向流动,还要能得到城市户口,有不断改变自己收入地位的纵向流动。因此国家必须从政策上改善收入分配,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也是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的过程。

培养农村脱贫人口迈向中等收入行列

我们2020年年底前已经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贫的标准是人均一年4000元人民币,那怎么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呢?这里说的是要培育他们。因为这部分人群很庞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接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机制,还会有重新返贫的情况发生。

我们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的相对贫困标准为例,它们认为社会的中位收入即正好在中间的那个收入水平的50%,可以作为相对贫困线,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还没有达到中位收入的50%水平,他就处在相对贫困状态。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分成五个组,每组是20%的家庭,分别为高收入组、中等偏上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组、低收入组。2019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那它的50%就约是7195元,低收入组那20%的家庭只有4263元,可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相对贫困线。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些人群为对象,不断解决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使其不断向中等收入靠近。这就能保证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持续提高。

农民工只有市民化才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转移就业是个长期的趋势。目前农民工转移出来后,在城市待的时间比较长,对城市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但是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镇户口。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是60.6%,就是说我们已经有60.6%的人口稳定居住在城市,但全部人口中得到城市户口的人只有44.4%,两者之间差16个百分点。

没有城市户口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现实中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就不强,没有均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孩子上学就有困难,自己的养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即便这些人群收入还可以,但也不会放心去消费,因为他们的后顾之忧太多。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

户籍制度改革,从供给侧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促进劳动力的继续流动,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从需求侧可以通过让农民工得到城市户口,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更好的保障,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即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27%,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估算。

农民工这个群体很庞大。2019年有1.17亿人转移出农业但没离开本乡镇,叫本地农民工。有1.74亿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乡镇,其中稳定在城市的是1.35亿。总的来看,有差不多2.9亿农民工,相当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总数的46.3%,如果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这些人逐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就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新的消费需求。

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我们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有1.76亿,60岁以上人口大概2.45亿,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能让这部分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人民整体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会十分显著。相反,如果让这些老年人贫困,不仅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会从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让老年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一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要创造好的条件,消除技术鸿沟,提供更好的培训;二是要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如果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不好,老年人不仅要帮着孩子解决问题,还要帮助孩子的下一代解决诸如住房问题,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不可能提高。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是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进程,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供给侧、需求侧冲击,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重点群体及其带来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要有长期的预期,也要有应对风险的未雨绸缪的预案。

上述三个群体会成为我们未来很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也是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重点领域,同时是市场主体和投资者的发展机遇。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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