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与马文才的门当户对

既为标准，适于多数，包括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

门当户对的未必都是财产，尚有三观，以及生活习惯、举止风度等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生长环境不同，思想自异，行为随之。差距稍大的话，格格不入，枘凿日甚，如此婚姻，岂能久远。长大后才明白，老话未必全错，据事言理，而非凭空臆断，尤其人性方面，社会百变而人性终一。

女扮男装、附身芳洁的祝英台，出身上虞祝家，与马文才一样，同为门阀士族，两姓联姻，门当户对，自然不过。祝英台却看上了家贫寒、志有向、对缘法的同学梁山伯，并视其为灵魂伴侣，心灵朋友。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会是什么，以祝英台的出身，能够启动心扉之人，或风流放宕、不拘绳检者，或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者，梁山伯显然属于后者。十八相送，花不语，长亭短亭，风却懂，不被发现的心意，怦然心动的错觉，注定是无疾而终的悲剧。有才而性缓，有智而气和，梁山伯的确是位好青年。看似被马文才横刀夺爱，抢了不属于自己的骨头，实则这块骨头即便马文才不抢，牛文才也会抢。还原东晋大背景，品级之间，壁垒森严，即便有德有能，按照梁山伯的家境，绝无上升可能，此与掠人美、夺人利无关。所谓应该，便是执念，执念虽在，无奈阶层天壤，底气自虚。梁山伯坐以待毙的弱德之美，令人同情，文学作品只有将马文才塑造得不学无术，颟顸猥琐，方有反衬之效。

但凡事物，必有顺序，走得太慢，花会凋谢，走得太快，花还未开。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里便喟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换个时间相识，便会有不同的结局。《红楼梦》中王熙凤打趣林黛玉，“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林黛玉与贾宝玉倒是门当户对，也能在最美丽的时刻遇见，依旧情字致败，走不到一处。

无尘世界玉装成，文学作品只写王子娶到公主，不写婚娶之后，为琐事困扰的词色愤懑，恶语相加，大打出手，甚不谓然。按说选择谁作伴侣，等于默认且愿意接受来自对方的影响，但影响短暂，本性难移，有的人只适好奇，不适在一起。求时相见恨晚，拒时惟恐去之不速，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送神的成本太高。情绪也有成本，浑身上下最硬的是嘴，一门婚姻就此损失掉许多的幸福感。即便如此，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开始诅咒爱情，放弃生命，仍被视作不理智。

旧时代，子女抗不过父母；新时期，父母拗不过子女。就父母而言，万难认同，却是轻不得重不得，无破阵之法，最后只得由他去吧。就子女而言，只认情感为婚姻的前提，殊不知婚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决定阶层，尤其对女子而言，婚姻相当于二次投胎。自己的人生，本该由自己完成，但作为社会人，谁也做不到。

即便梁祝之间得豆得瓜，花好月圆，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穷人嫁女收彩礼，富人嫁女送嫁妆，彩礼即财力，王尔德说“在我年轻时，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老了，才知道的确如此”。无需理解，只需接受，未免武断，接受后理解，为时已晚。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烟云供养之外，尚需经济支撑。皆为平庸，大不相同，贫寒长大者，贫寒不过素常生活的延续，对于富庶中成人者，那便是吃苦，有时心情不好会爱物，却是无物可爱，久而久之，怨声载道，崩溃难免。旗鼓相当的互惠关系，最为稳定，此也门当户对的基础。人生莫惧少时贫，说归说，由贫转富，难脱贪婪，与少年衣食无忧者，毕竟有别。经济问题褪色为婚姻问题后，反成文学作品浓墨重彩的一笔。敢与生活顶撞，敢与逆境直面，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若是对抗成功，以祝英台的娇蛮任性，小姐脾气，未必有好收场。河水一样的岁月流走，人不可能永久是少年，该说的似乎都已说尽，还有什么新意可探。烟花散去，无比寂静，执念之人到头来发现，只图感觉，忘了适合，娶谁都后悔，嫁谁都后悔，遂保留几分体面，默不作声地疏离。越是不允，越是向往，即便未把值得留给值得之人，还是嫁给了马文才，经济压力不复存在，仍会以过往的记忆，折磨当下的自己，可以来日不迎，恐难既往不恋，如遇不顺心，便会以泪佐餐，长夜哭恸，余生交叠，情绪压抑，难活不过人想人，以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心，写一封封发不出去的信。接屋成廊，连袵成帷，窖积金银，人拥绵绣，金钱究竟不能买到什么？拜伦说“为爱而爱，是神，为被爱而爱，是人”，既是人间情爱，必会不尽人意。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不圆满乃人生必须接受的一课，拆字先生也无解。

梁祝之间，只有人和，而无时利；马祝之间，天时地利，惟缺人和。这门婚姻，无论祝英台选谁，都是悲剧。幸福比较而来，若二选一，与梁山伯结合，当下幸福，与马文才结合，长久安宁。从男子的角度，佟振保之于红玫瑰、白玫瑰，也是两难全的选择。人生多少有情事，世间万般无奈人，心动之人，心安之人，毕竟不是一个人，此即门当户对的合理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