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衙门打官司收费吗
古代时，无论在中外，基本都遵循了打官司要收费的原则，至今也不例外。
古代衙门是“财政”拨款，县官拿的是皇上的俸禄，按理说审理案子是其应尽的职责，打官司不应当收费。这在一些古书、古戏中都可看到这方面的实例。当时大堂外放有一面大鼓，告状人只需“鸣冤击鼓”，县太爷就得坐堂“上班”。但是，告状一定得有“状纸”（也就是“起诉书”），否则老爷是不予受理的。
《易经》云：“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意思是在诉讼中即使赢了，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也出现了大批的贪官，他们“以权谋私”利用审案的机会，巧取豪夺，索要钱财，形成“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志怪现象。另外，一些衙门的差役、师爷也乘机利用职权，向苦主敲诈勒索，使本来免费打官司的衙门变成了充斥铜臭味的肮脏地。
历史学家解释这一现象时，经常使用的是阶级压迫。比如在中国的元代，很大一部分的官员俸禄，就来自民间打官司收费。在《窦娥冤》一书中，判案的官家就曾说：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里说的衣食父母，可不是现代意义的纳税人，而是打官司要付费用的说辞。
在欧洲也一样，很多人在做一个城邦的领主时，这个领主是没权利收税的，就靠民间打官司，领主来做个裁判者，来收取点司法管理费。因为这样的裁决，经常会受到金钱贿赂的影响，所以欧洲人经常选当地最富裕的家族，来担任城邦领主，至于效果如何，大家自己想象吧。
轮到经济学家解释打官司时，政府要收费这一现象时。他们经常会改用成本原则来推理。鼓吹打官司一定要收费，否则司法工具就会被滥用，导致增加社会成本。所以在古代的很多朝代，都不太鼓励民间打官司，尽量相互和解为佳。为了不滥用司法制度，在中国的很多朝代，都设置了官府调解制度。就在官衙后面，另外设置了一个调解庭。
在中国古代县衙，大堂上挂的是“明镜高悬”，大堂后面做调解的场地，还有一块匾，写的是“天理人情法度”。
中国古代的衙门，收费高不说，审案件的效率是很糟糕的，滕子京为了修岳阳楼，发出一个告示，说若有民间的欠款，借款人回收又无望的，可以把欠条赠送给官府，回收后所得也归官府。社会上一下子就给官府赠送了好多欠条，滕子京把这些欠款回收后，就盖起了岳阳楼。
滕子京腾大人，才没空去审理欠款案呢！
最大玄机：
古代衙门是“财政”拨款，县官拿的是皇上的俸禄，按理说审理案子是其应尽的职责，打官司不应当收费。这在一些古书、古戏中都可看到这方面的实例。当时大堂外放有一面大鼓，告状人只需“鸣冤击鼓”，县太爷就得坐堂“上班”。但是，告状一定得有“状纸”（也就是“起诉书”），否则老爷是不予受理。
但是别以为交了诉讼费，就可以有处申冤，打官司你还满足以下这些条件。
1、诉状，这是打官司必须提交的书面材料，但是由于在封建社会，识文断字的人比较稀缺，而且诉状又有比较严格的格式要求，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找人代写诉状是一项必须的支出。
2、律师费，律师这个职业在古代叫做“讼师”，这个职业出现的非常早，春秋时期邓析就曾替人打官司，收取一些衣物作为报酬。《吕氏春秋》中记载：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当然“讼师”并不是必要花费，但是古代很多人不懂法律，没有讼师难免被动。
3、诉讼有诸多限制，比如民告官，子女告父母，等一般都是不予受理的。
4、最后还有一点，古代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打官司怎么可能不收费呢。
在南宋，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两次诉讼不胜要罚交税款，获胜也要交欢喜税钱”，意思是说老百姓找衙门打官司，输了要纳税，赢了也要纳税，像这种明显很无理的收税行为，南宋政府是肿么想的呢？
南宋的“息讼”原则
据悉，南宋政府的此种行为应该跟“息讼”这个司法原则有关。什么叫“息讼”呢？就是最好让老百姓别打官司。其实，我国古代各朝政府都非常不待见百姓打官司这种行为，为毛不待见呢？原因之一大概是官府图省事、减少运作成本；之二是想营造和谐的社会气氛。
从以上两点考虑，南宋朝廷从源头上就开始对百姓打官司进行预防，如《绍兴敕》规定：“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杖八十”。意思是说，严禁有人向老百姓教授辞讼肿么写，一旦教授人被抓到，杖一百；学的人杖八十。这一招够损的，没有人教，那老百姓不知道诉讼状该怎么写，也就不知道怎么打官司，那自然就不会麻烦官府。
可这一招管用吗？不管用。因为古代官员不光是民之父母，还是道德楷模，老百姓早就知道“有事儿找衙门”。由于这一点不管用，南宋某些地方政府就想出了第二招——让手底下的人对官司双方进行分别游说，劝他们别去衙门，最好私底下解决，但这个招儿也不是每次都好使，碰到个特执着的，那这招基本就歇菜了。于是，南宋政府又想出第三招：“繁苛法律，官不能遍睹”，这是让审案子的法官老爷不要完全熟悉法律条文，不熟悉就不能顺利断案，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打官司了。孰料这一招还是不管用，许多官员审案子并不完全依法，他们不必熟读法律条文，也能找到判决的依据，即采取“三分依法、七分情理”的司法实践。
举个案例来看看这些法官老爷是如何在不依据法律条文来判案子的，据《勉斋集》记载：刘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礼、拱武（妾所生）。刘某夫妇死后，兄弟分产，拱辰将郭氏随嫁田占为己有，不分与二弟。事经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礼、拱武诉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后经过县、州、监司三级共七位官员审理、判决，由于官员们不太熟悉法律条文，最后形成三种结果：郑知县、提刑司签厅认为拱礼、拱武不当分田；吉州司法、知录判由三子均分；韩知县、赵安抚则以为应分为两份，拱辰家得一，拱礼、拱武共分一份。之所以形成三则判决，多半因为这些官员没有依据法律规范来。
“息讼”采取的手段
南宋朝廷为了达到“息讼”这一目的，就想到了打官司收税，具体来说，就是你打官司可以，但如果两次裁决你都输了，对不起，请交税，权当惩罚你的“诉讼之过”，谁让你明知无理还打官司浪费公帑呢？如果你官司打赢了，你高兴了，欢喜了，可衙门上上下下办案子、审案子很辛苦，高兴不起来，对不起，你还得交税，让衙门也高兴高兴。这样一来，老百姓可真不敢随便找衙门说理了，政府的“息讼”目的也基本就达到了。
自宋宁宗以后，各地民讼案子锐减，而民间斗殴甚至群殴事例则骤增，当时有人评价这一现象说：“失在官府，适以起争。”知道那句“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形成于何时吗？恐怕就形成于南宋的“息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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