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不稳定”的海派文化才有生命活力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上海市委十一次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使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交相辉映中激发创造活力，在世界文化交融激荡中绽放独特光彩，让世人更好地感知中国风、东方韵。”
“上海文化”一直是上海着力打造的城市“四大品牌”之一。何谓上海文化？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
陈思和
海派文化：石库门内外的冲击
记者：目前对“上海文化”的认知，包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但很多人对上海文化的第一反应，还是诸如守约、谨慎、精明之类的人格特点或石库门、西洋建筑之类的形象符号，并称之为“海派文化”。究竟如何来界定海派文化？
陈思和：我的外祖父受教育程度不高，英文却讲得不错，因为他以前是在英商的电车公司工作的。很多老一辈的上海人多多少少都会一些英文，所以上海才独有“洋泾浜英语”一说。上海在中国是比较早受到现代化洗礼的城市，上海市民文化也是在比较早的接受西方文明熏陶中发展出来的。
上海开埠以后，部分地区建立了租界制度，总体上说这是一种以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为样板的半殖民地文化：一方面它具有“半殖民地”的侵略性；另一方面客观上带来了西方城市管理模式的现代性。
《点石斋画报》原稿页记录了1884年意大利马戏团在上海演出的场景
当时西方列强进犯，上海作为中西交汇的“中转站”，势必会被建造成可以与国际接轨、达到国际交流水平的城市。这种现代管理制度规训出来的上海市民，既具备了“现代理性”的文化性格，比如遵纪守法、举止文明、聪敏好学、精明把细，但又有谨小慎微、自私狭隘、斤斤计较等性格缺陷。这是一种文化性格的两面性。“亲兄弟明算账”“六月债还得快”等沪上俚语很能反映这种两面性，我称之为“石库门文化”——“石库门”是一种文化象征。
但是，上海文化的内涵远不是石库门文化所能概括。上海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内陆人口来寻找发展，也吸引了西方冒险家谋求机会。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再分流到各个社会阶层——这是一个不断演变、流动、补充的过程。这些尚未在上海站稳脚跟的移民，带着故乡文化的烙印，又接受现代性的洗礼，杂糅在一起产生新的异质文化——这就是文化上的创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要是这种移民文化带来的。
从事直播电商行业的李佳琦是一名新上海人
所以，应该把这一批批不断涌入上海的流动人口带来的移民文化，纳入到海派文化的研究范畴，而且要把移民文化当作海派文化的主流来看。
正是在不断的冲撞和更替中，新老上海移民集体把上海打造成一个既能开拓创新又能不失规矩、既有开阔视野又会重视细节、既追求多元融汇又崇尚个人趣味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可以说海派文化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正是这样的“不稳定”才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因此说，“开放”是上海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江南文化：再次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力量
记者：最近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上海地区千年书画展，可以一窥上海地区与江南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文人流动。今天说起上海文化，为何要强调江南文化？
陈思和：我曾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殖民地文化中，强势文化首先要翦灭的是本土文化传统的精英元素，保留的总是糟粕。所以上海开埠之后，本土文化几乎是被翦灭或者被遮蔽的。
把江南民间文化引入上海文化体系之中，是重新将上海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以前我们讲到上海文化，比较偏重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殖民的，而江南文化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历史、民族精神、民间故事、乡土风俗、乡绅礼仪等等，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中比较有活力的部分。上海本土文化是与江南文化连成一片的，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化其实一直存在，在青浦、松江、原先的川沙、南汇等地至今仍有大量沉淀。
李升《淀湖送别图》（局部）记录了元末一批文人为避战乱，由苏州等地迁往淀山湖周边生活的场景
上海本土文化的传统根植于历史上江南乡绅文化传统，它并不是基于纯粹的农业文明，其中既包括昔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方式，也包括原始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因素——即使没有西方侵略者强制要求上海开埠，经济富裕的江南地区也会慢慢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和现代城市雏形。上海的文化名人黄炎培、傅雷、张闻天等身上也折射出江南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它并不“土”，它有着开阔的文化境界。
朱家角
过去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周边往北有常州府、应天府，往南有嘉兴府、杭州府，多个地区共同构成“江南”这个概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长三角。上海开埠之后，通过这个“大码头”，源源不断地把当时西方先进的信息、文化、意识形态，充分传递交流，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如今上海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把江南文化引入上海文化体系，也是胸襟和格局。大上海之大，并不在地理面积大，而在于精神格局大，因此带来气象大，文化含量大。
红色文化：共产党必然诞生于上海
记者：在“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中，为何偏偏是上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又如何让红色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的底色？
陈思和：上海文化的特点涉及到现代性，上海的现代性具有两个元素：其一是租界文化，实质是现代的消费方式，例如咖啡馆、商场、舞厅这样的现代消费场所；其二则是长期被忽略的——现代的生产方式，比如在杨树浦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发电厂、第一个自来水厂……现代性生产和现代性消费是一体两面：有了生产才能有消费；消费增加又促进了生产。
杨树浦路670号老怡和纱厂，是恽代英烈士被捕的地方
现代性生产直接产生无产阶级。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北京的一批大学师生、知识分子率先以敏锐的、对世界开放的眼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真正的落脚点是在上海：无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还是党的早期重要组织、重要活动都在上海——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
即便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机构都离开上海之后，以左翼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依然在上海蓬勃发展。比如成名于北京的鲁迅，移居上海后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开放、杂糅、新异、叛逆等元素，无疑都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共一大会址
从上海文化的源头来说，海派文化基因来自移民文化；红色文化基因产生于海派文化内部的现代性生产方式，江南文化基因则隐含在上海本土的传统文化中。今天上海文化要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利用好这些元素，发挥“大于三”的效果，也是上海文化的魅力所在。
码头与源头：开放是上海文化的本质
记者：上海成为“大码头”是时代的必然，那上海如何成为文化创作的源头？你在一次讲演介绍了奚美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散文《后滩》，这篇散文描述了上海本土文化如何接纳移民，让我们很受启发——开放是上海文化的本质。
陈思和：是的。这篇散文不仅谈到了上海本土文化与上海发展的关系，还指出了上海本土的文化传统里也包含了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和包容。
奚美娟撰写的《后滩》发表在2020年5月21日《解放日报》上
记者：这次《意见》提到“人人都是软实力”“人人展示软实力”，从文化的角度如何落实到人？
陈思和：软实力就是人的主体——这是最重要的。海派文化建设亟需吸引外来人才，形成多元格局，才能激活这潭水，让它激起漪涟，掀起波澜。近两年上海文艺舞台上有两台戏口碑很好。一台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内容是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也是上海歌舞团排演的，可以说是一个海派剧目。但导演韩真和周莉亚是从广州来的“80后”人才，她们带来了舞剧的新元素、新意象、新格局，就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还有一个戏《辅德里》，题材来自上海的党史故事，可以说是红色经典，据说演员也是本地的青年艺术家，但戏剧形式是全新的，演员运用肢体、合唱、乐器等多种手段综合地进行舞台呈现，表达的情绪和感觉完全是现代艺术。后来我知道这个戏的总叙事、导演是北京的著名先锋艺术家牟森，那就不奇怪了。上海的文化就是需要开放——不断吸纳新的人、新的元素，带来新的冲击。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现在我们说到引进人才，就是考虑把人当作树一样，整个地挖过来，搬到上海来，然后给户口、给房子、给编制等等，但是这两个戏却是另一种模式，通过一个具体的原创作品，让上海的艺术家与外来的艺术家进行艺术上的碰撞和合作，就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元素。上海只是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和良好的工作机制，这就是“码头”的功能。北京有“北漂”，为什么那些流浪艺术家们能够在“漂”的状态下仍然愿意留下来，仍然可以创作出好作品？上海要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