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哈尔滨，那些俄国邻居们
五十年代，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街头，警察街(现在的友谊路)39号百盛商场那个地方，原来喇嘛台的侧面，有一座俄式楼房。
象所有俄式建筑一样，外墙用浮雕装饰，楼是米黄色，阳台和外廊都是绿色的。室内的地面和围墙全用木板镶嵌。
像所有的俄国楼房一样，举架很高，虽然是二层，却能超过现在的四层，五四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在这里。
这是那时候家里的几个人，奶奶、叔叔姑姑、我和大表弟。
叔叔那时候年纪也只有24岁，可已经是一个老干部了，他筹建了和平糖厂，而后调到松哈机械厂，是第一任厂长。
在沙俄时期，这片地方是个俄国人火磨(面粉加工厂)，解放后收归国有，改建成了松哈机械厂。
工厂和居民院是相连的，起初并没有多少人家。
那时候哈尔滨的居民院里，都有俄国人家，童年的院落里，曾经只有笔者一家是中国人。俄国人多半没有工作，靠积蓄度日。
有一家在郊区养了一头牛，每天早上，用铅桶装牛奶挨家卖。有一个“马达姆”，在院子里栽种草莓，夏天的松花江边出售给路人，换得一些生活物品，也有去中国人家当保姆的。
院里的路也是用石头块铺就的，这是俄国人筑路的特点。那时候俄租界的警察街、炮队街等都是石头铺路，当然以中央大街最好。
大院里有一片俄罗斯木屋还有一大片参天的大杨树，树上有许多鸟巢。
当你经过那片树林的时候，不仅会听见乌鸦和麻雀的叫声，还能听到风吹树叶飒飒的响声。如果是秋天，金色的叶子飘落满地，踩上去又厚又软。院里的孩子们，中国孩子和俄国孩子，都在一起玩一种叫'杠头'的游戏，看谁拾起来的叶柄结实。这里曾经是小伙伴们的乐园。
起初院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孩子，后来逐渐多了，不论'打爬犁'(雪橇)，打雪仗，还是蹬'脚划子'(一种简易冰刀)都在一起玩。他们教我们苏联的骂人话，我们教他们中国的骂人话。
那时候，在哈尔滨会说俄语的太多了，起码一些常用的词汇都知道，汉语夹杂俄语，是一种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俄国人能懂，中国人也明白。
满大街都是俄国人，久而久之都会说上几句。
哈尔滨这个城市，是随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大批俄裔都是那批俄国人的后裔。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破落贵族和“白匪”哥萨克，纷纷逃离本土，其中一部分就经由西伯利亚来到了哈尔滨。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
六十年代，工厂发展了，这片一抱粗的大杨树都被砍光了，在原地建了一座极蹩脚的简易红砖楼房，做了工厂的职工宿舍，这是后话。
与我家为邻的是'老磨磨头子'家。老磨磨头子是原来俄国火磨的厂长，属留用人员。不光是技术人员，大部份俄籍技工，也都留用了。建国之初缺少技术人员，刚放下枪杆的军人，还没有本领把机器开动。
老磨磨头子个头不高，因为秃顶而经常带个鸭舌帽。他的太太是个非常壮硕的'马达姆'(俄语太太，英语也是这个发音)。
哈尔滨的街道上，马达姆曾经是一道风景，她们夏天都穿五颜六色的'布拉吉'(连衣裙)，一到了冬天，实际上有时还不到十月，就身穿貂皮大衣了，双手袖在皮毛护手里，戴着镶蕾丝边儿的女士帽，出入坐马拉洋车。
没钱的，到天冷的时候，也还是穿着布拉吉，只是增加了一条毛线披巾，披巾很大，几乎可以盖住大半个身子。脚上则增加了一双高筒毡靴，“毡嘎达”。
在五十年代，身着貂皮大衣蕾丝帽坐大马车招摇过市的阔太太已经极为少见了。事实是，五十年代哈尔滨的大街上，有那种烧劈柴的出租汽车，但已没有了大洋马拉的俄式马车，偶尔驶过一辆，也拉的是货。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地区。留居的俄侨主要以白俄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为躲避十月革命而外逃的贵族、官绅东正教教士和反对苏共的不同政见分子。他们继续着旧日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在继续从事颠覆苏联的活动，成为日本人豢养的走狗。
在苏联政府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苏联军队一到哈尔滨,就对当地的俄国侨民展开了大清洗。在苏军驻留的短短三个月内,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人数骤减。留存哈尔滨白俄纷纷向外迁徙，迁徙潮此后延续了几乎10年。
建设中东铁路时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时候他们生活的很滋润的。到了五十年代，天翻地覆了，留在哈尔滨的多数是老白俄，苏联回不去了，他们的国家不要他们了。
时代变了，俄国人那种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都是穿着破毡嘎达旧披肩的穷老毛子。时常在人多的地方，口中念念有词，可怜可怜吧，我挺饿的，给我买一个面包吧。
他们早已经没了往日的风光，勉强度日。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政府按月发给他们“面包券”，到指定的商店购买面包，除此而外，没有其它优待。
事实上，当时公安部门对他们的监督是很严格的，因为他们多半是白俄哥萨克，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也是新政权的不安定因素。
那时候的哈尔滨，俄国人还是很多，但从来没有谁把他们当“国际友人”。
对犹太人，则认为是中性的可以利用的力量。挑选一些打入白俄中间，监督动向，定期汇报他们的言行。这些犹太人被称为灰色人员，他们这样做会得到好多实惠，比如安排好的工作，像当翻译等等。
工厂里的俄国工人，几乎千篇一律都是戴着鸭舌帽，穿皮夹克或者人字呢外衣。下班的铃声一响，门岗把大门一开，夹着叮叮当当饭盒子的俄国工人鱼贯而出，看上去挺邋遢的。
刚建国那时候，社会情况复杂，那时候演的电影都是以反特片为主，像国庆十点钟，徐秋影案件等等，看谁都得提高警惕。所以工厂的“板障子”很高，门口有岗楼，而且门岗是持大杆枪的，保卫科长是撸子枪，通讯员是匣子枪。荷枪实弹，如果叫你站住你非不站住，后果很可怕的！
俄国人不那么顾家，下班了就直奔小酒馆，先把啤酒灌满肚子再说。酒肴的要求也不高，是穷老毛子喝酒，一把花生米或者一根酸黄瓜、几块杂拌糖都行。小酒馆一般也不设桌椅，他们也不坐，靠在柜台上一仰脖子就把酒就喝了。
俄国人的果酱、酸黄瓜等泡菜做的好，面包做的好，但做太精细的食物不行。
超喜欢吃中餐的老磨磨头子，是我家的常客，每次都会赞不绝口。
每看到他们正襟危坐地吃中餐都会让我有种莫名的喜感。这些老毛子，一盘西红柿炒鸡蛋都会让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总是一脸震惊地看奶奶炒菜，对于一晚上可以炒出三、不四种不同的菜表示相当震惊。甚至一脸神奇的问奶奶是不是厨师，以前有没有专业学过。因为各种食材的搭配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是天方夜谭，想都没想过!
俄国人是战斗民族，但也是一个惰性比较大的民族。比如吃的，大面包一定要做成脸盆那样大的，腌酸黄瓜酸西红柿等也是成桶成罐的腌。把牛肉圆白菜土豆…一炖就一大锅，都是为了省事。
象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家也爱吃饺子。奶奶拌馅包的饺子非常好吃，每逢包饺子，总要端一盘送给邻居老磨磨头子家。而作为回报，他家也会送些新烤好的面包过来。那面包，又白又细又软又香，我觉得是最好吃的东西，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吃到洋面包的缘故。
同样是饺子也有不同，比如韭菜馅饺子一闻到气味，他们就晕，更不要说吃了。而且接纳了饺子，但不喜欢我们的馒头、发糕。喜欢年糕却不喜欢炸元宵。
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吃饭特教条，几乎每天午饭都是面包牛奶苏波汤，没见她更换过别的口味。但他们对甜对奶油的喜好是无以复加的。比如一块面包上要抹至少半厘米厚的奶油和果酱才肯罢休。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漂亮，为什么年纪大了一下子就爆发了，变成大白熊?这可能就是答案。
但他们并不是天天吃奶油白面包，他们最常吃的是黑面包，是用黑荞麦等混合烤制的黑面包。
荞麦是喂马的，用来做成的黑面包又酸又硬，中国人难以下咽，但俄国人钟爱有加。
其实这不完全是饮食文化，是饮食习性，与生理构造有关。俄国人生性，他们的胃就象牲口似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消化。他们饿了吃块面包，咬一口'酸黄瓜和'力道斯'(香肠)，渴了，喝杯'格瓦斯'(俄式饮料)，几乎全是冷餐，完全不合中国人的胃口。我的一个朋友，出国几年，这可怜的家伙，因吃不了洋餐，回来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命虽然不值钱，但是胃却十分娇贵。
不过饮食习性是可以互相影响的，比如说令老毛子垂涎三尺中国的饺子，他们也效仿。俄式饺子是装在一个小瓦罐里，里面有汤汁和几个丸子样的硬面嘎达。用一张面饼封住罐口，然后送到烤炉里。
在俄国吃过这种俄式饺子，罐口的面饼倒是烤得又酥又脆，里面的饺子肉馅死硬，谈不上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也许第一次吃的东西总是难忘的缘故，我一直很喜欢吃面包，我觉得早餐一片面包，涂上奶油，再煮杯咖啡，虽然简单，但是胃里挺受用。再比如我那弟弟名扬，吃起苏联酸黄瓜来，一顿就差不多能吃一瓶。可以说这些饮食习惯都是因老毛子而改变的。
老哈尔滨人都喜欢吃'纯面包'，比如俄罗斯口味的'大列巴'(大面包)，或者'塞一克'(小面包)。只是在面粉里放一点盐和面包花，用木柈烤制，很简单，很原味的。
国人学做面包没有多少年，但花样世界领先，小小一个面团里加入了多种添加剂，做的是面包不面包，蛋糕不蛋糕。不知道面包原产地的人吃了如何，却是迎合了大多数国人的胃口。
烤面包和包饺子象世界上很多事物一样，并不是复杂的就是好的，简单的就不好，归根结底不失去本真才是好。有人会批评这是保守，不创新，但我始终认为，在吃的方面，创新未必是进步。
俄国人把饺子加了汤用烤炉烤，失去了饺子的原味，只能是苏联饺子。国人肆意放添加剂，烤出来的也不能称为面包，顶多是洋汀浜面包。
俄式建筑还有一个特点，为了取暖 ，每家都有壁炉，类似中国北方的'火墙'。这不大适于国人生活方式，后来我家也把壁炉改成了中国式的火墙，连着一个炉子，即可取暖，又可做饭。
俄国人厨房里，炉子侧面就镶着个铁皮烤炉，烤面包，烤肉用的。奶奶不会烤面包，把烤炉用来热饭，洋为中用。这种改良适合国情。
不同国度的饮食文化相撞，你们觉得他们的东西神秘，他们也觉得你们的东西挺神秘。
入了冬，北方的习惯，要蒸许多馒头和豆包，用豆包模子，可以做成蝴蝶形的，鱼形的还有圆的和椭圆的等等。蒸了之后装在一个木箱里，放在储藏间里。在外面玩饿了，回去拿出一个冻得硬邦邦的豆包就啃。在雪地里，一边玩一边啃冻豆包，这道风景现在似乎不可思议，但从那个年代经过的人，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很亲切，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感到好奇的还有同院的苏联小孩，他们一会儿看我们拿个“蝴蝶”啃，一会儿看我们啃个“金鱼”，非常眼馋。当然我们也喜欢白面包，于是冻豆包换面包在两国的孩子中成为寻常之事。
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哈尔滨白俄大批申请加入苏联国籍。那些回到故国的俄罗斯人大多去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等边远地方，苏联政府不允许他们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
院里的苏联人都走了。不走是不行的，而且因为当年他们多半是反动的白俄贵族，是哥萨克，是在十月革命后逃往中国的。所以，只要回国，都先得在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这时,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很多人流散到台湾、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人去了澳大利亚。
据统计，当年在哈尔滨只有900多名俄罗斯人最终留在了中国,他们生长在哈尔滨,这里已经是他们的故乡。
俄罗斯人最大的境外中心从此消失了。
院里的老毛子，把家里所有的物品都摆到院子里，准备卖给中国邻居，换一点盘缠。这些俄国人，当初可多半是白俄贵族啊，在中国混了几十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奶奶说，看看有没有用得着的，咱们也去买点吧。家里花4毛钱买了一个长颈玻璃瓶子，用来装酱油。花2块钱买了一把劈柴斧头，我们管它叫玻璃斧子，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
警察街39号院有十多户苏联人，只有一家回了国，是一个年迈的马达姆和他半身不遂的丈夫，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凡有可能的，都去了别国。显然老磨磨头子不敢回国，全家投奔智利的儿子去了。
临行，奶奶给他家包了一顿饺子，希望一路平安。
多年过去了，时光走着走着就没了，日子就这样悄悄的溜走了，唯独能留下的是岁月憔悴的痕迹，是额头上印着岁月印记的一道道皱纹。
后来是下乡，我离开了那个院子，童年也跟着走了，老磨磨头子的面包和奶奶的饺子就成了我永久挥之不去的美食记忆和怀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