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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灵恩
本文分六期发布
今天为第三期
他是一个从封建大家庭冲出来的叛逆者，也是一位从小山村走出来的红色先进，是一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战斗在白区上海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曾是宁海特别支部的负责人。纵观他的一生，观照出他人生的基色是红色，他人生的底色是奉献。他的人生精彩而别样，彰显了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应有的气度。当党组织出现经济困难时，他毫不迟疑地捐地献田，接济党的事业；当革命处于低潮，他勇敢地挺立与担当；当受到误会与冲击时，他选择了忍耐与等待。这是一个真正大写的红色战士，也是宁海红色历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1930年12月，被关押了一年多的陈星终于刑满出狱。在监狱中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出狱回至家中，患一段时间严重的伤寒病。由于出狱前被关在与普通牢房隔绝的病监，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他身体稍好一些后，1931年上半年，先是在上海华圣小学教书，后又回到宁海老家的香岩小学代课。1931年下半年，经劳大同学盛蘅的介绍，他进上海爱根路的现代中学当教员，这期间，陈星经狱中党支部书记王培槐的介绍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现代中学位于沪西地区，是一个有名的赤色中学，校长刘苏华是中共党员，他们党费交工资的三分之二，给上级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该校的党团员均属于沪西区委领导。师生中有很多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有曹狄秋、梁天我等。陈星参加的学校支部有三个党员：梁天我、傅达夫、陈星，书记是梁天我，陈星积极参加沪西区委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这期间参加宁海亭旁起义被通缉的梅其广等人来沪避难，同陈星生活在一起。1931年12月12日梅其广在参加沪西区委领导的地下斗争时被捕，不久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1932年 “一二八”事件后，现代中学停办，几位党员和部分师生住在“学生避难所”里。3月份同支部的梁天我、傅达夫在贴标语等革命活动时先后被捕。1932年5月，上级决定陈星脱产参加中共沪西区委工作，当时区委脱产的共有四人，陈治平任书记，刘XX任宣传部长，陈星任副组织部长，万金培负责工运。在沪西区委，陈星负责联系的有位于康脑脱路小沙渡路口的胜德厂、在老勃生路一个无轨电车站附近日华纱厂、以及在梵皇渡铁路西大夏大学等支部，还有一个在康脑脱路的街道支部。陈治平不久后调离沪西区委，书记改由王培槐担任。1932年9月，江苏省委决定，沪西地区党组织划分为中共沪西区委和中共沪西特区委。中共沪西特区委专门负责领导沪西日商纱厂党组织，书记嵇维才，而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仍为李荣生（王培槐）。据《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1919年5月-1949年5月）》一书记载：1932年9月22日，在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李荣生的安排组织下，在乾庆坊32号的灶披间，召开特区委成立会议，部署工作，中央组织部长老饶（饶志雄）和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亲自出席指导。出席会议的有沪西区委书记李荣生、特区委书记嵇维才、组织部长朱秋白，会议进行到中途，突然英租界巡警包围了乾庆坊32号，将与会的人员全部逮捕。此时省委干部刘抱一（即原现代中学校长刘苏华）走进会场，也一同被押，帅孟奇没有被捕，但仍于10月10日在闸北被捕。这个会议陈星有没参加情况不详，但能肯定的是没有被捕。同在沪西区委工作的葛葆桢是这样回忆的:“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是党组织的通知于上海市兆丰公园内与陈蔚然第一次碰上头，当时陈蔚然是知识分子打扮，头戴一顶礼帽，以后就一起在沪西区委工作。区委书记是小李，北方口音，小李调走，区委书记是陈文政，又名陈子平，我是区委宣传部宣传干事，陈蔚然是组织部组织干事，万金培是区委职工部长，陈子平在区委仅一个月左右就调走了，后又调来一个书记叫小李，他是湖南人，一只脚有点跛，其爱人叫小顾，她是做团的工作。1932年9月间沪西区委被敌人破坏，区委成员多人被捕，江苏省委那时采取了紧急措施，找到了我和陈蔚然俩人，成立了临时沪西区委，区委书记是陈蔚然，我为沪西区委宣传部部长，陆嘉为组织部长。我于1932年十月十日被捕后，是区委书记陈蔚然去找我爱人张小兰，找到我爱人以后，是陈通知她立即搬家转移，因此，我爱人也认识陈蔚然。我被捕后化名刘小南，经组织营救出狱，那时与沪西区委陈蔚然同志通过互济会营救也是分不开的，我出来以后没见到过陈蔚然了。我爱人告诉说老陈调走了，新调来区委书记是老赵同志。”据陈星回忆，此后沪西区委脱产的只有书记兼组织的老张（化名）和负责宣传陈星两人。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中共在沪西地区遭受了重重危机，区委多次被破坏。据记载，国民党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采取了极为险恶的办法。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统”），以众多的特务人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1932年，蒋介石又建立了复兴社，其核心组织“力行社”，专门设置了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来对付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并采用“拉出去”、“打进去”的办法，实行“叛徒政策”，利用叛徒作为“黑色种子”又派回到共产党组织中来进行破坏。这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领导下，沪西地区党团工会组织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革命组织一再遭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与破坏。自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以来，国民党利用这些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机关。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供出周恩来在沪西小沙渡路的住处，但周恩来已经转移，幸免于难。上海环境越来越险恶，问题还在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留下了许多缺口，方便敌人的进攻和破坏。叛变的特务分子朱秋白和朱镜如（两人为夫妻，朱秋白被捕前为沪西特区委组织部长）也作如下的交代:“1932年秋末我与小李（即李荣生、王培槐）、......和帅大姐（帅孟奇）等一起在沪西被捕......据小李说是叛徒李典盯梢的。” 接着他也交代到：“ 这些人当中，只知道闸北区委书记包成美叛变了，其他的人情况不知，还有湖南人李典和他老婆刘公露原在闸北区工作后，调沪西区工作时被捕投敌。1932年在上海区特务总机关专门捕捉地下党员。”叛徒李典除了帮国民党特务捕捉到李荣生等人外，还指认了“沪西共舞台事件”中被捕的地下党员，导致13人被枪决。被捕的地下人员除了饶志雄、帅孟奇、嵇维才之外全部叛变。其中王培槐是在顾顺章威逼利诱下成为叛徒。而原沪西区委书记陈治平在8月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被捕，在蒋介石亲自规劝下也成了叛徒。这些叛变分子后来成为了专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中统特务，导致相关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这里对陈星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李荣生（王培槐）了，他们二人苏州监狱里就关在一起，王培槐是支部书记，陈星在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狱中的地下斗争，因此对陈星应该是很了解的。后来陈星被叛徒出卖，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泄露任何秘密，没有影响到王培槐的刑满释放。至于陈星党组织的恢复，脱产成为沪西区委成员，都与王培槐有关的。后王培槐叛变成为中统特务，对陈星造成的威胁是很显然的，后来陈星被特务盯梢就可能就与此有关。
岭下陈老街（水东居士/摄）
在长期复杂、险恶的地下斗争坏境中，陈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认为必须与王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有所区别，因为陈星认识到保护革命力量的重要性，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在各种艰难险峻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化险为夷。比如陈星在飞行集会被捕时不会携带任何资料，或在狱中他虽然担任宣传委员、支部书记等职，但在敌档中陈星始终没有成为敌人的共党重点怀疑对象。事实证明，嗣后的同事、领导纷纷被捕，陈星都能多次身免脱逸。陈星对这个艰难时期是这样回忆的:“在沪西区委工作到了十二月间，在我请假回家前约十来天，江苏省委（那时上海无市委，区委由省委直接领导）跑沪西区委的老王（不知名，北方人）通知我，说我已被敌人盯梢，要立即停止工作活动，不要到一切党组织和党员那里去，等候另调工作。这以后，我白天逛逛马路公园，到公共图书馆看看书报，晚上回来原住的地方。等了十来天，组织还没有另外的通知来，接到由亲戚那里转来的家里一份电报，说我哥哥病危，要我赶快动身回家一晤。我写了一个请假条，上面写着我的通信地址，托胜德厂一个姓夏的工人同志转交给老王，把行李搬到亲戚那里就回家来了。那位姓夏的同志年龄和我差不多，江苏或浙江人，名字叫夏成根、夏阿根还是什么记不清了，当时住在岔袋阁少沙渡路（或戈登路）一间沿马路的平屋里，省委老王有时会到那里去。如能找到他，可能还会记起托他转信这件事。我回到家里，哥哥生伤寒病已经死了，过了几天，他唯一的侄儿也生起伤寒病来，过了一个月左右也死了。在家里曾接省委的来信，约定日期，至上海福州路孟渊旅社碰头，此信被转信的地方搁了几天，收到信的时候已过了约定日期，我没有去。后来再没有接到省委的信，我就此脱了党。”事情是这样的：1932年12月，上海沪西区委宣传部被敌人破坏，包括区委书记孔昭辛在内的多位同志被捕，陈星侥幸逃脱，但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暴露，已被敌人盯梢，要求他不要同所有党组织和同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陈星每天逛逛公园，看看书报，等了10多天还没接到通知，这时接到老家兄弟病重的电报。于是他设法向组织请了假，赶回了宁海老家。一踏进家门，知悉大哥早已去世，非常悲痛，过了一段时间，侄子也感染伤寒死了。家庭遭此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只好滞留在家处理后事。在此期间，曾接到组织的信件，要他到上海福州路孟渊旅社接头。但是此信是寄到西店香岩小学，被转信的地方耽搁了二十多天，早已超过了约定日期，此后再也没有接到组织来信。过年后2月份，陈星来到上海，想找党组织，但上海已经是物是人非，充斥着白色恐怖，到处是内奸特务，同志之间也会相互猜疑，因此暂时没有去联系。自上海的临时中央遭受严重损失后， 1933年1月被迫迁入江西根据地，随后的二年上海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各级组织停止了活动，包括沪西区委这一级的党组织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陈星与党失去了联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