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技法讲座（七）

从虚实分之对角留红法

对角留红法顾名思义，就是在印章对角的位置，留一块红地。如汉印“阆中令印”，“阆”字与“印”字顶角到位，“中”字与“令”字对角都留有一块红地；而“君孺”一印，右上角与左下角两块红地，一大一小，遥相对应，十分醒目。汉印“郭世印”“复成”“成君平”等印，由于突出了印章的对角留红，印面上疏密反差十分强烈，使印章彰显了有虚有实的审美艺术效果。汉印“大一三府”，则是利用印文自身笔画的多少来实现对角留红效果的，多对多、少对少，形成了一种自然对角留红的效果。再看古玺“司马之玺”，“司”字与“玺”字逼近边栏，空余较少；而“马”字与“之”字的两角，远离边栏，留了一块空阔鲜明的红地。近代篆刻家邓散木的“妙契同尘”印，与古法相同，“妙”字的“少”字部有意布置在顶角部位，“尘（塵）”字下边的“鹿”逼到了边栏，根本没有留什么空地，而左上、右下的对角却留了十分宽阔的红地。“丁巳残人”“高氏家藏”“大慈悲父”“齐白石”“一帘秋月”“钜鹿魏氏”等印作，均属白文对角留红式印章。这里尤其应该关注的是赵之谦的“北平陶燮咸印信”一印，“平”字右下角的留红，与“印”字末笔往右斜拉，让出的一大块红地，两相映照，奇妙无比。这种大胆、夸张的手法系常人所不敢为的。赵之谦有意识、夸张性的运用对角留红法的印章还有“大慈悲父”印。

对角留红法的印章很多，此类印章气度不凡、风度翩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留红的大小可以不等同，红地的形状也可方可圆，或是其他不规则形。其留红的位置大部分在角上，也可以在文字笔画的凹让处。方寸之上，左上右下，或右上左下，红白对应，活泼灵动，说不尽的风流。它与“对角虚实法”有根本的不同，前者侧重于没有字画的空地对应，一般指白文印；后者是指文字笔画少而稀的对应，有白文印也有朱文印。

从虚实分之对角留白法

中国印章篆刻的章法，往往知白守黑，其白即指无印文处，或指印文笔画极少处，亦称为“虚”或“疏”；其黑即指印文笔画紧密处，亦称为“实”或“密”。它的总体审美理念与标准是：疏密有致、虚实相宜，而对角留白法的印章，主要存在于朱文印的范畴内，其“白”在对角处。

众所周知，一般的朱文印印章有两组对角，而对角留白法印章，其一组对角布满文字，另一组对角文字内缩，或通过挪让、离合、缩短等方法，有意留出一块空白，这样形成了对角留白式的章法布白。它和对角虚实式的印章不同之处是：对角虚实的印章，虚处仍有印文笔画，只是比实处的笔画少、稀而已；而对角留白式印章，其“白”处是没有点画线条的。如古玺“匕阳”，右上角与左下角都有印文点画，而左上角与右下角印文点画离得很远，留下了一片空白。再看封泥“南陵丞印”，“南”字与边栏相接，占满了整个印角，十分到位，几乎不留什么空间，而“陵”字下面留有—块长方形的空地；左面的“丞”字与“印”字和右面对应，“印”字接边，“丞”字上方留白。古玺“庆沽”印，其“沽”字有意把水旁长竖画，朝右弯斜，在左下角让出一块空白来。

诸多印人，如高士奇、蒋仁、丁敬、黄钺、齐白石、汪士元、邓散木、吴昌硕、赵之谦、来楚生等都善于巧妙、精准地运用对角留白法治印。例如黄钺印“左田”，汪士元印“士元”，蒋仁独字印“仁”，丁敬印“山舟”，齐白石印“白石”等，皆可称之为典型的对角留白法作品。他们的印章，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对角留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它是印面上的两个“气眼”、两扇“天窗”，是留给人们想象、思索的两方空地。对角留白，大部分都在对角处，但也有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文字的特点，留在文字笔画中间的。如汪士慎的“近人父印”，两块空白分别留在“父”字与下面的“人”字之中，别具匠心，韵味十足。在设计刻制此类印作时，要注意四角平衡对称，把握好印章重心，留白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当然究竟留多少“空白”，应视印面效果而定，不可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