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高等教育研究(5)实证精神
现在讲母语教育，往往说“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这是不够的，母语教育不光需要人文性，同样需要科学性，并非只有自然科学学科才需要讲科学性。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两大支柱，当前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先说实证精神，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就是实证精神，下面略举几例。
1.所谓“高四语文”
这是一句说滥了的话：大学语文不能是“高四语文”。大家都这么说，说得也没错，可是很少看到有人实证。什么是“高四语文”？你首先得研究高中语文，最起码也要研究高三语文吧？有人简单理解成大学语文教材选篇不要和中学重复，即使这样，也该先统计一下中学语文课文篇目。我曾经做了一份“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课文篇目重复情况统计”，比较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第八版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各册教材，了解两者课文重复的情况。但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如今中学语文教材已不是人教版一家，而是有十多个不同版本，你要说华东师范大学版《大学语文》有没有和中学语文课文重复，重复了多少，那么仅仅统计人教版一家是绝对不够的。
况且，大学语文有没有变成“高四语文”，也不能仅看课文是否重复，还要深入到具体的语文知识、甚至每一个字词。笔者一直主张大学语文和中小学语文的比较研究，需要做一个数据库，这个库里应该有所有大中小语文教材的内容，每一篇课文甚至每一个字词都可以检索到。例如大学语文要讲苏轼的《赤壁赋》，假如有这样一个数据库，检索一下，那么就会看到中学很多版本教材都已经选过了——这不要紧，重复不等于“高四语文”，没有高度才是“高四语文”——那么看看中学语文讲到什么程度，例如“驾一叶之扁舟”，“扁舟”一词中学教材有没有注释？是怎么注释的？大学语文要不要再作注释？假如再作注释，要怎样才能高于中学语文？这些问题看来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编者都很少考虑，笔者看到的几种影响比较大的大学语文教材中，仍然都把“扁舟”当作一个生词，简单注释为“小船”，那么这样的教材还有多少底气说自己不是“高四语文”呢？
2.大一国文是什么时候开设的？又是什么原因被取消的？
这个话题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再从实证角度说一下。叶圣陶先生曾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 这段话几乎所有大学语文教师都知道，很多研究文章也加以引用，但是很少看到有实证研究。据笔者所知，1904年“癸卯学制”诞生现代语文学科，就有大学国文的地位，后来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1929年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所以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既不是1938年，开设的目的，也不是补中学语文的课。那么叶圣陶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笔者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实证，主要是根据商金林《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张香还《叶圣陶和他的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龙泉明等《老武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等资料，发现这和叶老个人一些特定的经历有关，虽然还不能定论，但是起码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资料。
至于大一国文在建国初为什么被取消？通行的说法是学苏联，高校院系调整，很多基础课都被取消。但是这只说了共性的因素，作为具体科目，大一国文的被取消还有没有特殊的原因？这也是需要考证的。据笔者所看到的资料，大一国文的危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经潜伏了，1948年，季羡林《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一文已经说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要“必修”大一国文课，认为“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将来中文系的人事问题颇困难。担任大一国文的多数是教员及助教，不知如何安插他们。”1949年5月，清华大学组织的校制商讨委员会，讨论学制及课程的改革问题，取消了“以前同学所认为不合理的和不需要的如大一国文、英文、测量、水力实验等课”。这些事件都出现在院系调整之前，不能不予以特别的注意，因为今天大学语文所面临的处境，与此正有一点相像呢。
3.关于大学语文教材数量的统计
1980年重开大学语文以来，至今一共出版了多少种大学语文教材？一个数据是1402种。很多研究文章都引用这个数据，但是很少有人考证这个数据的由来。笔者曾在个人网站发表《一共有多少种“大学语文”教材？》一文，指出这个统计出自湖南文理学院魏饴教授。那是2006年11月4日至5日，教育部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在这个会上，魏饴提交了一篇专稿，里面说：“前一段，我们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目前登记在馆的公开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就达1402种。”为了核实这个说法，笔者也登陆了国家图书馆网站，从借阅处以“大学语文”一词进行搜索，得到的数据是713种。这个数字虽然只有魏饴的一半，但他是把“大学国文”也包括在内的，那么“大学人文”“大学新语文”、“高等语文”、“高职语文”等等想必也都包括在内了，所以会有一倍之差。然而即使把这个数字扩大一倍，最后仍要打回一个对折，因为在这些书里面，有将近一半并不是教材，而是教参、教辅、练习手册之类，所以在2006年，真正的大学语文教材大概应该是700种。当然，这也不是真正的实证，因为这里用了很多推论，那么今后我们在引用这一数字时，建议采用概数的表述方法，而不应该斩钉截铁地把数字精确到个位数。
4.寻找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
很多研究文章都提到有一个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但是大家引用的都只是这么一句话：“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这段话被引频次很高，以“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这一语段在“知网”作全文检索，得到的数据是299篇，其中主题为“大学语文”的为268篇。如此高的被引频次，全文以及出处至今却仍是“查无实据”，这不能不算是大学语文缺少实证的最重要的一个公案。笔者曾托人到教育部打听，也没有明确的答复。笔者推论，比较接近事实的可能是：教育部高教司曾经有过一个征求意见稿的草案，发到一些学校征求意见，大概是意见不能统一，或者是征求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再或者是教育部后来人事有变动，总之这件事是不了了之。当然推论不能代替实证，既然这个文件当初发往一些高校，不可能所有高校的档案工作都这么糟糕，真的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