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国家不负己

发篇小文，不是认字的就是知识分子，很多人不过不是文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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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士人，亦有称士大夫，古代读书人的别称，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气节、格局等，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时代强弱的风向标。

中国知识分子跟西方知识分子，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其概念范畴大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康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西方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的区别。当哲学家只关注于内心思考时，他只是哲学家，而非知识分子。西方的知识分子更像是中国人常说的“公知”。西方知识分子在近代完成的“世俗化”使之更加接近中国的士大夫。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士志于道”是孔子为“士”所立下的规定。“士”出现之初，就出现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是中国士大夫最为突出和独特于他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士大夫的天然属性。《孟子·尽心上》云：“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管各学派对“士”的内涵外延都不尽相同，但“士”作为一个中国社会阶层，始终承担着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即有“社会良心”之誉。

“士大夫”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与广义上的科举制度先后成立。在两宋时期，从王安石“共定国是”打破了“士贱君肆”历史的开始，士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对政治文化的建构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朱熹正是宋代士大夫的一个典型代表，其表达出两宋时期士大夫“政与学”兼收并蓄的特色。当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亦是士大夫之典范。

十五、十六世纪的“弃儒入贾”，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传统儒家的价值意识受到极大挑战，文人的诗文书画在文化市场上得到商品的地位，士商形成互动，进而推动社会价值观的调整。王阳明语“四民异业而同道”，李梦阳语“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种士商互动，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两宋以来所建构的儒家政治文化却带来灾难。提出新的义利观，文人似乎有了主业，即“诗文书画”，而在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尽管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如今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最重要的差异，是在中外学人往往认为“士”或“士大夫”是“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为此中国士大夫的主张很难突破其“官僚”的社会属性，同时，其“为道”需以自身“达”为前提，“达则兼济天下”。陆九渊之“得君行道”，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士大夫“为道”之觞——君心不得，难以为道。显而易见，“君心”是实现“为道”的前提条件。

韦伯对中国士大夫的论断是：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到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懂八股，擅长古文，并能诠释讲解。在政治服务方面，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从某个侧面，亦反映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存在的弊病。当然，我们仍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士虽为“四民之首”，但却无非常坚实的本业，失去攀附的基础就“无以为衣食”。古往今来，那些虽不得“君心”却依旧能坚持“为道”，“无恒产却有恒心”的中国士就显得愈发珍贵。

当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读书之本不为谋生，而是“为道”；也应当仔细品味“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的真意，立足岗位，担好责任，不负国家不负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