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文科生为什么会感到集体幻灭？ | 席地而坐

©《自然之图》亚历山大·冯·洪堡 

席地而坐新的一期，我们从热议的“文科无用论”出发，来思考在今天，嘲讽文科为什么成了一种潮流？在对这种文科的轻慢背后，我们又需要怎样的文科教育。

在节目最开始，我们从谷雨记者张月采访刘擎的一篇特稿说起。刘擎是一位温和的哲学教授，但在15岁时候，正在读化学工程专业的刘擎还会对文科存有偏见。那时候的他成绩极好，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是在后来，他推翻了自己对文科的判断。

反观今天，嘲讽文科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读文科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智力不行、能力不行，或者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不大，这背后蕴含着理性崇拜和技术崇拜那么如果继续深挖，嘲讽文科成为时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理性和技术的盲目崇拜又可能有哪些危险的后果？

本期播客中，宗城和鹏远老师分别谈到自己的所学专业、文科教育对自己的影响，以及文科地位下降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原因。

   本期主播 

赵一静：      青年纪录片打工人

宗城：青年写作者，人类观察员

徐鹏远：      《燕京书评》编辑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跳转至小宇宙播客页面

01:46

徐鹏远、宗城谈文科对自己思维处事方式的影响

13:46

宗城谈国外的文科划分——“博雅教育”

14:47

徐鹏远细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科和工科的区别及划分标准

19:19

宗城从前苏联因话语分析文科歧视的原因

27:50

宗城谈舆论对理科的成见，如钢铁直男等

32:52

徐鹏远谈文科性质工作岗位的对位问题——上手容易精通难

37:50

宗城谈不同时代人群对文科认知的变化

42:56

徐鹏远探讨文科偏见成为热点话题的原因——主流价值的影响

59:23

宗城从西方历次大屠杀谈理性计算的危害

1. 各类学科的区别及划分标准

赵一静：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谷雨记者张月采访刘擎的一篇特稿。谷雨的报道提到，1978年，15岁的刘擎从青海考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读化学工程专业。那时候的他成绩极好，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在一种确凿无疑的自信中，彼时的他也会嘲讽文科。但是在后来，刘擎在面临着很多对于自身的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的困惑后，决定转向文科，去国外攻读政治哲学，解答自身的疑惑。想请问两位，文科对你们的思考方式、处事方式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徐鹏远:我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在媒体工作。首先从我自己角度来讲，倒不是所谓的文理分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而是我进入大学后，与社会学有关的思维训练，会在某一个时刻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作为一个曾经志愿学中文的文学青年，在学习社会学的过程中，我对很多东西的认知会逐渐变得丰富，视野也会变得更加的开阔，抒情的激情的那一面反而会有一种反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之内去审视它。

宗城：文科教育会让我对他人的伤害更加敏感。这个伤害不只是其他人对我自己造成的伤害，更包括我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例如我是中文系毕业，文学教育会让我对一些细微的东西有一种更敏锐的感觉。我可能会想，如果那个人在那个境地里，他有什么苦衷，他有什么他无可奈何的原因，而不是我会直觉地去下一个判断说，他这个样子有多么的不堪，或者说他为什么没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第一点，文科教育会让我对伤害更加敏感。

第二点是，我的理性的思维的训练恰恰也是文科给我的。因为我从读文学到在媒体、出版社实习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仍需要理性做支撑。比如说，你写新闻报道，你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折中的立场、一个客观的视角。你写文化评论、文化批评，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有一种洞察力，这个洞察力背后实际上是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这种能力，这背后也是需要有理性支撑。所以在文科的很多细分的领域，也是非常强调理性训练的。

其实，中文系除了文学，还包括语言学。只要你去学语言学，你会发现语言学真的特别像“理科”，而像文学史、文学创作则可能更像人们感性意义上认知的文学。在学文学的过程中，它给我一种打开不同世界的感觉。我在文字里面看到了比表象现实更深的一个世界。我会发现在这些文字里面，藏着比我们看到的琐碎的现实更加具有渗透力更加直指我们内心所思索的问题。

换言之，很多时候文学往往是人的世界观、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总陈列。像我们看《追忆似水年华》，我们可能是看到了普鲁斯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当时整个法国的一种文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想象。如果我们看《红楼梦》，我们不仅能看到曹雪芹对逝去生活的重温，也包括了对当时的世道人心的描摹，也就是说文学不止反映了人的精神生活，它比即时性的报道更加准确地呈现了当时的世道人心。

©《红楼梦》

赵一静：中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纯粹的理科生，因为对艺术、电影、文学比较感兴趣，在大学的时候学新闻，现在在做纪录片导演。我个人是觉得，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文理科教育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想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和工作领域聊一聊当前这个社会语境之下，社会普遍对文理科的定义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文理科孰优孰劣的争论？首先想问一下宗城，你毕业之后就从事写作工作，是怎么一步一步摸清自己想要走的这条路的呢？

宗城：我其实是从爱好出发。从高中开始，我就比较确信我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文学。当时跟家人商量觉得历史太难找工作了，所以第一志愿报的是文学，第二志愿报的是历史。但是后来去了大学发现，中文系它跟写作也不是那么的相关，中文系更多的是培养学术理论人才。写作其实还是要靠自己摸索，但是四年下来，我觉得写作这个热爱的初心并没有变。所以我毕业后全职写作跟我高中的想法还是蛮一致的。因为我高中时拥有的是一个很天真的念头——我想要写出伟大的作品，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变过。

徐鹏远:我读的是社会学专业，但我一开始的志愿也是想读中文系。我相信可能有文学梦的人占比应该是普遍较大的。后来高考报志愿，阴差阳错选择了一个社会学专业。但老实讲，我当时对于社会学一无所知，可以说对这个专业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地了解一下，社会学其实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边，它其实算是大的，在我们先笼统地称之为文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体系之内，社会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学科，但对于中国人来讲，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学科的了解是少之又少的。

毕业后选择进入媒体行业，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路径。就我自己本人而言，其实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想做实事，想走一走相对来讲有点务虚的这个层面的东西，考虑了一下，其实适合自己的路线无非就是可能从事教育，做老师、做研究，或者是做出版、或者是做媒体，可能也就这么几个方向，再基于现实的这样一些考虑。比如说做老师，当时只是一个本科学历，这方面可能有一些现实条件的限制，最后反正也是各种机缘巧合，最后就从事了媒体行业。

赵一静：我个人还想了解一下，在你们工作这段时间，这么长时间之后，你们现在对于文科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我是觉得比如说像法律、市场，比如说艺术类的什么策划、展览或者是整个大类，它其实都是跟文科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我们好像中学那个阶段对文理的划分就是非常的狭窄，为什么感觉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宗城：据我所知，在国外文科的包含领域是非常广的，有一些国外的划分，数学也是包括在文科里面，包括自然科学，国外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博雅教育，博雅教育讲的就是广泛的文科教育。但可能嘲讽文科的人会把文科狭隘为文史哲，他会把文科想象成一个感性的、无用的领域，作为对照衬托出工科、理科理性、技术、有用的一面。当然这个划分肯定是有问题的，后面可能还会讲。

徐鹏远:在欧美的很多高等教育的体系当中，比如说他们会有文理学院，其实你在看这个学院的名字就知道它是把文理放在一起的，在这个之外可能比如说刚刚谈到的法律、法学，它可能有法学院，然后它可能有医学院，可能会有教育类的这样的专业，就是它的分类相对来讲，可能是跟我们传统观念上认知的所谓文理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在我们所探讨的文理当中，通常我们也有一些更细致的划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文科下面可能会包含着人文类的和社科类的。比如说像文史哲这种传统的认知的文科的学科，它可能算作是人文的。

然后比如说像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可能它会以对一个社会本身的这种研究为主的，它可能被称之为社会科学。比如说像理科里面，如果更细分下去，会发现大部分人所谓的理科最终指向的其实是工科。所以文理科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划分，它只是我们一民间约定俗成的这么一种称法。

©《心灵捕手》

2. 产生歧视或成见的原因

赵一静：具体到跟文科相关的行业，在大家工作之后，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过因为文科背景而产生的歧视？被歧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宗城：可能也不叫歧视，而是偏见。比如认为搞文科的容易感情用事，在理性分析上会有欠缺，或者说文科写作容易长于抒情，但是不太擅长一个很结构化的缜密的推理。第二点偏见是他们会把文科跟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挂钩。换言之，在我们这里的语境，当然很多人他批评文科生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在批评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趣味，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叫布尔乔亚或者小市民。

当我们讨论国内语境下的文科歧视时，我们不只讨论的是为什么文科在今天会受到嘲讽，而是这背后文科的社会地位、话语权迅速衰弱的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重视文科类学问的文明，真正重视理科是直到新中国建国后才开始的，到如今也不过七十年。这七十年里文科的地位为何下滑，在今天为什么又有重新强调文科的风潮？这些都挺有意思且值得被讨论。

中国对文理科的划分，包括对理工科的重视，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的。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来自苏联的一个学者，他叫阿尔辛杰夫，他就认为大学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无用的人。当我们热议中产收入陷阱是由文科生越来越多造成的时候，这种论调已经出现在了70年前苏联的话语里。

徐鹏远:其实老实讲，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我没有遇到过什么成见，或者说所谓文科歧视。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行业和社交圈子有关，文理科其实相对较少。有时候媒体话语会放大一些现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不一定那么显性地呈现。文理科生之间互相的成见也好，歧视也好，更多可能存在于中学时期，特别是高中，因为那时候大家面临文理分科的选择，这个选择又跟分数有关，对于理科生来讲，就基于这种分数上面的高低，可能会产生歧视。

但是当我们真正从校园离开之后，分数就被削弱了，在职场上，很少人会再拿学生时代的考试分数来衡量个人的能耐。进入社会，分数已经不是我们的价值标准了，而我们的价值标准变成什么？比如说变成了你在多少岁之前实现了经济独立、经济自由，你在多少岁买了房，你在多少岁买了车，你每个月的月收入是多少，这个变成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体系里边，文理对立的存在感就没有那么的强烈。

宗城：在生活里面，文科生跟理科生不会真的有那么多歧视。我跟很多人交往，我的第一个想法不是他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而是更关心他具体是哪个专业。但再仔细一些来说，成见还是如颗粒般存在的，不只是所谓的理科生对文科的成见，舆论对理科也会有成见。比如理科生被认为更容易出现“钢铁直男”，相应的读文科的人被认为更容易出现“娘炮”。这种成见是相向的，虽然它们看似不同，但背后都共享了一套主流审美的影子，这些成见一方面确实有被媒体渲染放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很小的颗粒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赵一静：我反而跟你们的感觉不是很一样。我是学新闻的，我们的记者的同事就会有非常丰富的学科，甚至有学兽医的，有学工科的，有学各种的。他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知，会觉得其他行业转来媒体或者转来文科是随便转的，因为你们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要是一个学文科的人想要去做工程师，想要去做人工智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是会有所谓文科是比理科更容易，或者是更不看出身，更不需要基础这样的一个印象。还有另一个我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亲戚给我介绍一个男生，他就问我做什么，我大概说了一下。他就说你们这个工作好辛苦，你就不能找一个钱多事少的工作吗？他就觉得文科就是那种又挣不到钱，又很忙，又不知道忙了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的存在。

宗城：文科生从学校到社会里面，为什么会感到意义的丧失？这个可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跟很多人聊毕业，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从国外念书回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业人士常常会聊，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回国干什么？”我如果不留在高校，我回国有什么适合我的工作？

徐鹏远: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对位的问题。当舆论嘲笑文科的某些职业容易上手、缺乏价值的时候，他们嘲笑的是看起来门槛低的工作，比如媒体，但是真要他来做，他也许可以写好新闻简讯，但是更高级的文字他就弄不来。而那些嘲笑的人并不敢说他们不懂的部分，比如哲学、历史学，他们不敢说哲学系的教授、历史系的教授的工作太容易。

宗城：媒体是一个你只要努力，想上手很容易，但是如果要做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准，其实也很难的职业。

徐鹏远:其实挺像郭德纲经常讲的，就是说人家唱歌的、唱戏的，你得有个好嗓子，你得怎么样，那个一般人来不了，说相声的只要张嘴能说话就能说。

宗城：就像你看脱口秀，你觉得人不好笑，但是当你上去，你可能就面对你说所有话别人都不笑的一种冷场。我会觉得无论是媒体，还是我们说脱口秀，哪怕写文章，它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上手真的很容易，但你要做到精深那个东西，不只是需要努力，还需要一定的对非常技术化的东西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一篇特稿，首先肯定是需要对当事人的采访、内部的采访、外部的采访，不同立场者的态度尽量都要顾及，可能一篇特稿下来就是一个10万字以上的音频素材量。素材交给你了，你还不能机械地组合，你还得把它整理成一篇非常流畅可读的文章，怎么避免它不写成流水账？大部分人他到这一步就会卡壳，他只能把整理出来，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演绎成一个非常生动、感人的故事。所以今天中国可能有上万的人能够写新闻稿，但能写一篇非常精彩的特稿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媒体是很生动的例子。可能很多人歧视文科，他其实嘲讽的是那种看起来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但是当他面对那些他自己都玩不来的，比如像哲学，或者说像是特稿，他自己就会发虚，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也学不来。

宗城：就像刚才鹏远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理工科内部有多少细分，我们对理工科的尝试也会有偏见。但为什么文科的偏见成了今天的热点，对理工科的偏见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主流？为什么今天对文科生的嘲讽成了一种潮流？

©《万物理论》

徐鹏远:我觉得其实跟我刚刚说的一句话，可以直接把逻辑延过来。我刚刚讲什么叫做主流价值，其实主流价值就是社会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想法，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以什么来作为标准呢？其实无非就是两样，一样就是权力，一样就是资本，首先我觉得全人类所有都这样。你比如说在西方的学科的体系当中，曾经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神学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它是一个核心最崇高的一个专业，是因为宗教在西方历史当中扮演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只是一个题外话，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其实中国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视所谓的文科而对于所谓的理工科是长期轻视的文明。

在传统的知识体系当中我们是经史子集那一套，这一套东西几乎就可以等同于我们今天的泛意上的这样的一个文科，而我们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理工科的东西，一方面理科的东西可能会包含在一些文科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初中物理，我们学到小孔成像的时候，我们会说最早是在，我记不太清了，是《墨子》还是什么，是在那里边出现的，我们所谓的发明地动仪的张衡等等，我们会看到他们就是士大夫。所以其实中国传统是这样一个，工科的很多人可能连名都留不下，他们是做工的人，他们并不被视为一种人才，他只是被视做一个行业的匠人。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包括中国的科举制度，最后要选拔的是官员，是一个国家管理的人群，实际上它整个的无论是从权力的导向上，还是从资本的导向上来看，那个时代大家对于比如说秀才，比如说对于满腹经纶的人，大家是佩服的，大家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有条件的话，让他培养成一个读书人，而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他培养成一个匠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

到近代，即便朝廷开始逐渐地将西方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但是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走在潮头的依然是文科。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我们近代史上的大事，背后的人物，他们大部分都是文科出身，比如说新文化运动，它就是以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为核心的，包括他们影响到后来的五四，包括我们看中共的革命史、革命领袖的教育背景，其实也是大量的偏于文科。

今天的所谓重理轻文的某种的趋势，其实是从1949年之后的，跟我们对于整个教育的这一套重新的设计，重新的规划是非常相关的。我们在1949年之后的那样一个设计当中，我们一方面是要为我们的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我们的工业化，包括我们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的这样的建设，来培养人才，所以会需要大量的能够直接应用于日常的经济发展、经济建设的这样的理科的，甚至更多的是工科的人才。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最近的就是文科生，所以在这样的综合的考虑之下，我们整个的教育的设计其实是向理科，更多的向工科进行倾斜了，在这样的一个导向之下，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所兴起的行业等等，它对人才的需求也必然会涉及到需求更多理工科的人才，整体无论是从权力的层面，还是从资本的层面上来讲，理工科它的优势会逐步的凸显。

3. 文理偏重与东西方哲学

赵一静：我记得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包括牛顿，他们既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但中国古代文理兼备的大学问家似乎不多，即便有伟大的科学家出现，中国古代朝廷也没有足够重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一直都挺好奇这个事情。

宗城：西欧在世界科技上占据领先地位，其实并不是特别遥远的事情。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而是中国的技术处在世界前列。但是从明朝开始，中国在科学上的发展就有点停滞，而西方大航海，有启蒙运动，有工业革命，在科技上像点了科技树一样，噌噌噌地上去。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文明起家的国家，中国传统的统治区大概是以前秦朝的统治范围，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农耕民族去居住的区域。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发展出了乡土社会、皇权治理，中央跟郡县之间互相博弈的一套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中国产生了皇室跟文官、缙绅共同治理天下的思路。

虽然中国有一段时间技术是非常好的，但那时还是冷兵器时代，朝廷管理社会的方式依旧以稳为主，而不是提高自我科技水平、使社会生产力实现质变。直到清朝，中国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大部分人连吃饱、穿暖都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你跟他说造火箭有什么意义，开大炮有什么意义，他听不懂，他连火车都没见过，这个时候他接触切实可感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饮食和农耕的器具。之所以中国长时间以来缺少对理工科的重视，还是跟当时的农耕社会的文明基础、百姓的文化程度、整个统治阶级的管理认知和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徐鹏远:其实从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看，不管东方、西方、中国还是欧洲，其实都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学科划分。所谓的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理科，其实最早就包含在传统的中国，就是经、史、子、集，在欧洲就是包含在哲学或者说后来的神学的等等这个东西之中。实际上整个学科更进一步的细分，其实是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启蒙运动之后，它最简单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需求，包括人们对于科学方法的逐步的探索，包括对于整各个自然世界的这样的认知的逐步的积累，这都是相关的。至于说刚刚一静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根本上的不同。西方的哲学它最开始的哲学其实是一种本体论，它其实在认知这个世界，它在讨论和去认知本体是什么。在这里的本体当中，它当然会有那些比如说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讨论，它另一个层面的讨论，它是基于比如说更实体的，比如它会关注到宇宙的本性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讨论。

某种程度上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诸子百家等等，这些人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或者说体系来看不能被称为哲学家。你比如说孔子，孔子他所发展出来的儒家的这样的一套思想体系，它其实更倾向于是一种伦理的东西，它是一种类似于伦理学的东西。儒家侧重于伦理上的建构。法家就不用说了，道家其实也是，道家看起来虚无缥缈，在讨论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从老庄当中也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它是一种人生处事哲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对于自然的探索，或者说对于科技的探索，很难在这个体系当中占有多么重要的成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论到墨家的时候，不会特别在意墨子发现了现代物理学的小孔成像原理，而是更多地谈论兼爱非攻。哲学的不同可能是更根本性的一个原因。

©《溪山行旅图》局部

4. 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反思

赵一静：鹏远老师刚刚说到整个世界对于所谓人文学科衰落的担忧。我当时感觉有很多，比如科技界的一些领导者，他们现在会警惕人工智能，或者是那些科学往后发展之后，那些人他们自身的人文素养或者是价值观，过于注重实用性和公益性的一面，而缺少了普遍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宏观的思考。两位觉得对理性和技术的盲目崇拜，会有哪些危险的后果吗？

宗城：其实促使我们聊天的一个源头，就是思考理性可能导致的暴政。20世纪历次大屠杀是一个理性计算的结果，是一种现代性的大屠杀。比如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乃至其他民族的清洗，它的清洗步骤是非常工具理性的。整个措施是就很像我们现在那种“你把这个事交给某个人，然后层层摊派，每个人负责不同具体的分工”的工作方式，具有现代社会的很多逻辑。西方现在流行对技术和理性产生一种反思，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可以追溯到一战跟二战，技术加速了战争的扩大化和恐怖化，这种影响让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从技术崇拜的幻梦中惊醒。因为在工业革命后100年，技术带来的成果实在是太辉煌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技术和理性相当推崇，对人类的力量产生过高的自信。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论调，就是上帝死了，然后科学、技术能够带人类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可是一战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梦。欧洲人发现技术居然让他们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他们当时看来这非常震惊。所以一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带来了对于理性和技术的反思。

然后第二波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规模更加巨大。它让很多知识分子更加意识到这种缺乏信仰，缺乏一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对于技术、理性、统治力的一种崇拜所导致的深远后果，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将整个人类吞噬。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如果只有理性和技术，并不能把人类带到更好的明天，相反它可能是一个更深的灾难。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开始重提文科的意义，他们所说的文科的意义，我觉得更准确来说是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反思，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社会朝向一个更加善的目的，除了要有技术的更新，更加不可缺少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

精神生活显然并不是纯粹的工具跟技术能够提供的，这个时候又需要文学、音乐、电影、乃至其他种种跟文科有关的东西。所以刚才已经提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可以回到逻辑上去谈。当战争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大的震惊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在这种反思基础上，有了对于文科意义的重新的追认。

徐鹏远:从广泛意义上我们去讨论所谓的理性崇拜和技术崇拜，他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等等，在今天的整个话语环境当中都是无需多言的，大家都基本上都有一个大致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可以说基本上都正确。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可能在谈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要谈一点中国的独特性。而且刚刚宗城其实已经替我讲过了，在西方的历史过程当中，对于理性的追求和对于理性的崇拜，然后以至于后来对于理性的反思，它中间是有整个的一个过程，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反而没有那么的对于技术的崇拜。相比之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确实存在着某种技术崇拜需要我们来警惕。

但是在另一个问题上，在所谓的理性崇拜问题上，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相反我觉得我们还不够理性，我们对于理性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认真的，一个广泛的、普遍的一个接受，或者说在每个人身上种下一颗理性的种子。我们对于理性的发展，对于理性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已经进入一种疯狂的崇拜。我觉得至少他要到了一个理性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深入每个人的思维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才到了一个对于更疯狂的一种所谓理性崇拜的问题上的一个反思，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那步，恰恰是我们现在还不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