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论文有错，86岁的他这样做
彭桓武写给孙昌璞的便条。孙昌璞供图
■记者 李晨阳
“有个东北人给我写过一封信，是你吗？”
“对，是我。”
那时孙昌璞刚30岁出头，给已经名满天下的大科学家彭桓武写了一封信，指出他十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有个错误。
彭桓武的反馈，让孙昌璞受到了很大震动。多年后，这个年轻人也成长为理论物理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近日，他向《中国科学报》独家披露了彭桓武生前几个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他请年轻人把关
1993年，孙昌璞在美国跟随杨振宁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之一是量子耗散系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彭桓武1980年前后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
孙昌璞认真研读了彭桓武的论文，发现里面有一处错误。但他知道，彭桓武是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自己一个初出茅庐的博士后，能给这位大家“挑错儿”吗？
杨振宁说：“彭先生这个人非常直率，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孙昌璞便给彭桓武写了一封信，一五一十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不久后，孙昌璞回国，作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也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彭桓武任组长）成员，和彭桓武有了更多接触。彭桓武问他：“有个东北人给我写过一封信，指出我一篇文章中有个错误，是不是你呀？”
孙昌璞是辽宁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位于吉林长春），留在那里工作。当他得知彭桓武出生于长春后，便在信里“套近乎”，特意说自己是一个“东北人”，没成想彭桓武记得特别清楚。
彭桓武对孙昌璞说，这篇文章的确是出错了，这里有自己的责任，也有审稿人的责任。“他们觉得我是个名人，给我审稿就不那么较真了。”
后来，彭桓武特地给孙昌璞写了一张便条，请他为自己量子力学方面的文章“把关”。这一年彭桓武已经86岁高龄，写字时手会颤抖，但他还不忘在信的结尾，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麻烦您，抱歉……”
“彭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精神。”孙昌璞说。
彭桓武生前最后一次发表在正式科学刊物上的文字，就是一封更正信。全文只有短短几行：
“贵刊2006年1月（58卷1期）登载我文《具有启发性的广义相对论》后，在继续研究中，我发现该文中一等式（该期42页左栏下倒数第12行）右侧第三项的系数有错，-N/2应为+N（N-3）/4。因而此后直至文尾段前的讨论皆应作废。彭桓武，2006年11月16日。”
仅仅3个月后，彭桓武与世长辞，享年92岁。
拿出自己攒的2万元，要买科研用的电脑
1998年的一天，孙昌璞去彭桓武家，彭桓武拿了厚厚一沓钱，让他帮忙买电脑、打印机，以及一些办公用品等。孙昌璞一看，这是足足2万元，在那个年代可谓巨款。
“彭先生，您是大科学家、大院士，又是理论物理所的创始人，也没有正式退休，为什么要花自己的钱买这些做研究的东西呢？”
彭桓武回答：“我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了，不能再花国家的经费。”
孙昌璞怎么劝说，彭桓武都不为所动，坚持要自掏腰包。最后，孙昌璞灵机一动：“彭先生，您一直在指导我，和我讨论量子力学的问题，您完全可以用我的科研经费来买啊。”
彭桓武听了，觉得似乎挺有道理，但还是嘱咐孙昌璞：“那你可得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请示一下。”
直到彭桓武去世后，孙昌璞才知道，他的遗嘱中专门有一段提到：“上网的电脑及相连的打印机各附件与桌和转椅，应归还理论所孙昌璞研究组……”
很多文章都提到，彭桓武身上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天真。特别是面对人情世故时，率直得近乎“不通情理”：有人慕名造访，常在门口就被劝退；有大领导来看望他，久久叩门不开，请人打电话联系后，他才穿着睡袍走出来攀谈……
他本人也曾说：“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
在孙昌璞看来，彭桓武睿智而且心底明白，只是对那些他认为不重要的小事，不愿纠缠，选择躲避。
孙昌璞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到理论物理所工作后，就有规律地每隔两三周去看望一次彭桓武，跟他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教他使用计算机软件，或者听他讲讲亲历的量子物理大师（如他的导师马克斯·波恩和欧文·薛定谔等）的掌故。
然而有段时间，发生了一些跟他们并无关系的事。为了“避嫌”，孙昌璞暂时中止了对彭老规律性的访问。不久，彭桓武让司机给孙昌璞打电话，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不需要“避嫌”，我要和你讨论的是量子力学！在这之后，孙昌璞便恢复了定期交流活动。
不回国的理由很多，但他毅然选择了祖国
彭桓武留下最有名的名言，当属那句：“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然而，彭桓武离世12年后，孙昌璞才真正理解了这句名言背后刻骨铭心的涵义。
2019年，美国期刊《今日物理》刊登了一篇短文《为了爱情和物理》。这篇文章首次披露了彭桓武一段不为人知的跨国恋情。文章作者是女主角的女儿。
1945年至1947年间，彭桓武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职。在他指导的博士后中，有一位美丽的法国女士，名叫Cecile Morette。
这篇文章写道：她非常爱他，本想嫁给他，但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彭桓武执意要回到处于内战之中的中国。临走时，彭桓武给Cecile留下一张去中国香港的单程票，承诺安顿好后，就来接她。但Cecile“退缩了”，她担心来到一个动乱中的国家，连中文都不会说，会变成爱人的负担，她更担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后来，Cecile也成为一位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和物理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后来女儿们发现了母亲保留的信件，“信中显示了一位大度、睿智的男人仍然爱着她，并希望她接受他的求婚，但他知道这对她来说太难了”。
孙昌璞回忆，2005年，Cecile专程来中国看望彭桓武，但即便朝夕相处的同事，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段往事。“唯独有一次，我们准备陪着彭先生一起坐车，彭先生说：你们不用陪了，我们两个随便聊聊。”
《为了爱情和物理》中提及一件类似的事。1982年，Cecile随美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又见到了彭桓武。彭桓武谢绝了派来接送他们的车子，和Cecile一起步行了一段。Cecile后来回忆，两人走路时，他只是告诉她：“我很高兴你还穿着舒适的鞋子。”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其实彭先生有很多不回国的理由：他在西方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有常人眼里的大好前程，甚至有浪漫的异国爱情。但这么多'理由’，都没能阻挡他回国的步伐。这种情怀，怎能不是刻骨铭心的呢？”孙昌璞为此感慨不已。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科学家精神。什么是科学家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加上爱国主义。毫无疑问，彭先生的故事是对科学家精神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