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那些记号

 曾经的那些记号

                                                      刘述涛

在八十年代以前，谁家丢了猪崽或者是牛，都会敲着铜锣，沿着大街小巷，一路大喊：“有没有人看到猪仔的，有没有人看到猪仔的，看到的麻烦告诉一声。”或者是：“有谁家捡到猪崽的，捡到的还回给我，我这里谢谢你了。”

敲着铜锣的人，喊得筋疲力尽，喊得喉咙冒烟，喊得急火攻心。

这时候，有人会端着水给喊的人说，不要急，真正有人捡了，会还回给你的，不是自己的财，得来也会失去。旁边的小孩子也会围过来问，你的猪崽有什么号记？丢了猪崽的人会说，在背上涂了红漆，或者是头上刷了黑墨水。

号记，也叫记号。

以前的人，不管是买回小猪，还是小鸡小鸭，或者是碗盘都是要做标识，做记号。这就像现在的人去农贸市场让人修鸡修鸭一样，也要做个标记，这才不会乱。同样，买回来的小鸡小鸭怕会和邻居的混在一起，分辨不清楚，就都会在小鸡身上弄点记号，省去许多麻烦，也充分展示出老百姓的生活智慧。

做记号的也不仅仅是在鸡鸭上体现，还体现在家里的盘、碗、桌子、凳子，团箕、扁担、风车等等物件上。这些记号有些是户主的名字和年月，有些还会添加一个“置”字，意思是什么时间，家里添置了这件物品，从此这件物品也就姓上了这户人家的姓，谁家借去了，久了忘记还了，也好去要回来的时候，说上记号就成。

有了记号，就有了归属。没有归属的，是酱油、盐、米等。两隔壁住着，难免少了点什么急用，就会拿只碗来借，有时借两调羹盐，半碗酱油，一官升米。

官升都是竹筒做的，可以量米，也可以拔火罐。肚子痛了，点燃一团纸丢进官升里，然后往肚子上一扣，过一会儿一拔，一股水汽。

我大哥经常会说他小时候的一件事，说是邻居从我娘手里借了一官升米。还的时候，却是趁我娘不在，还给我大哥。同我大哥说，樟牯仔，还回一升米给你家，你同你娘说一声。我大哥见邻居手里的官升的米满满的，他哪知道对方翻转了官升量回的米给我家。等我娘回来，我大哥说，米还回来了。娘就奇怪，怎么还回的一升米就这么一点点，因为谁家的米都有记号。后来，我大哥说，看到邻居的背都怕的，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其实，那个年代的人穷，所以才会想这种方法。像现在，不要说一升米，十升米也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同样在那个年代，谁家有红白好事，都是在家里办。借桌借凳借碗盘，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谁负责去借，谁还负责还。这就更需要做好记号。有些人家的桌凳碗盘，都是有记号。那年月，有一种专门给碗盘做记号的匠人，叫做錾匠。錾匠手里拿錾子，在碗里或者是碗底錾字，不但给碗盆錾，还给水缸，酒坛子錾字。那个时代的人，害不得家里的什么物件都有自己记号，唯有有了记号的物件，才不怕丢，才不怕借。因为丢了，借了，某天看到了，就能够说，这是我家的东西，不信，你可以看记号。

牛，在我的印象中，仿佛不用记号，因为牛都是公有财产，都是队上养着的，很少是私人养的。看牛的人，也不用去管谁家的牛。我现在仍记得，原来看牛的人，他是赶着一群牛，从水南一直往水北走，然后从阳关桥上赶到天子地去吃草。他一路赶，一路都有牛汇入进他的牛队伍之中，回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时有牛自己就往自己的牛棚走，都不需要人什么事情。

自然，再认识家的牛也会有走失，有一年发大水，河里不有一头牛。后来，被撑船的老彭给呼到造船厂的工棚里。没过半天，就有人敲着铜锣来寻牛了。老彭问，你的牛有什么记号，寻牛的说，牛脑上有一簇白毛。牛给人牵回去了。人们笑老彭，费了这老半天的劲，牛毛都没的揪下一根。老彭却说，恰这样的冤枉会黄肿大肚！

“恰冤枉”在遂川的土话中是一句骂人的话，通常会骂当官的，说他们恰多了冤枉，意思是收多了黑钱。骂着骂着，也会对一些莫名之间，就发了财，起了骚的人说这句话，说是不是恰了哪里的冤枉，才会这么快。这自然成为了遂川土话中的一种记号。

走到哪里，只要一说话，马上就有人知道，这人来自于遂川。就像有一天，我在吉安广场看人下象棋，忽然有个人吐出一句，“还哪仔蛮丑啊”就这一句话，他就露出了他的记号，我知道，他就是一个遂川人。后来一交谈，还真的就是一位遂川人。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号，一个县有一个县的记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记号，你的记号是什么？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