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出世，大规模改写了勾践形象，《史记》又一记载被推翻
公元前472年，勾践灭吴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转头就开始清理功臣，逼跑范蠡逼死文种，于是一个薄情寡义、忘恩负义、阴险毒辣的形象跃然纸上。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能因为古人写的史书就觉得一定可信，《史记》里的勾践、文种、范蠡三人言行就疑点重重，其言行既不符合时代特征，也不符合人物逻辑，让人很难相信。果然，出土的战国竹简推翻了不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的记载。
2017年，清华简团队发布了一部分整理报告，其中最为重磅的是《越公其事》，全篇共75支竹简，共三千余字，堪称目前最完整的勾践灭吴故事的出土文献，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重新崛起、灭掉吴国的经历，对研究春秋吴越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颠覆认知的是，《越公其事》揭开了勾践的真面目，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勾践为何要杀范蠡与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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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厉兵秣马，准备报阖闾之仇，勾践听说之后，就准备先下手为强。这时，来到越国二十余年的范蠡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认为不能打，理由是“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勾践一意孤行，与夫差爆发夫椒之战，最终差一点国灭身死。
春秋晚期，列国征战不断，而且吴越世仇，两国更是战争不断，因此范蠡不可战的理由真有些荒唐，不像一国大臣所说，反而更像反战学者之言。
夫椒之战惨败之后，勾践迎来人生低谷，其言行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对于范蠡、文种的谏言统统采纳。根据《史记》记载，除了卧薪尝胆不忘国耻，与“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这一句话之外，勾践之所以能够再回越国，越国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可以完全归功于范蠡与文种，勾践几乎不是说“诺”就是说“善”。
夫差北上争霸之后，勾践三次询问范蠡是否可以攻吴，范蠡前两次都说不可，等到第三次夫差率军精兵北上争霸，国内只留老弱病残时，范蠡才说可以。果然，越军大破吴军，三年之后吴国灭亡。
吴国灭亡之后，范蠡决定辞官归隐，勾践却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于是，范蠡立即带上轻宝珠玉，与私属一起乘舟浮海而去。临行之前，范蠡手书一封给文种，劝他说勾践为人不能共富贵，只能共患难，所以“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还是赶快走吧。文种将信将疑，但还是称病不朝，有人说文种要谋反，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支宝剑，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于是文种见剑知意而自杀。
总而言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勾践、范蠡、文种记载，主要侧重于描述范蠡与文种，占了超过一半的篇幅，且勾践每一个正确决策必定出于范蠡或文种之口，经过范蠡文种的帮助与调教，忍辱负重的勾践最终成功灭吴。至于勾践，几乎无所作为，决策几乎都是错误，若非听得进范蠡与文种的正确谏言，越国恐怕都要灭亡了。更重要的是，在灭吴之后勾践针对范蠡与文种的言行中，让人见识了卑鄙与无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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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华简《越公其事》却表现出勾践不卑不亢的气节，以及“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励精图治，一个大国之君形象跃然纸上。
为了求和，《史记》记载勾践告诉文种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以向吴王夫差表示忠心，但在《越公其事》中，不仅没有说携妻入吴侍奉吴王，而且整个过程不卑不亢。文种出使吴国之前，勾践告诫文种：
越公其事：“君如为惠，徼天地之福，毋绝越邦之命于天下，亦兹句践继簝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厀同心，以臣事吴，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有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兹句践继簝于越邦矣。’君乃陈吴甲，〖备钟鼓，建〗旆旌，王亲鼓之，以观句践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可见，勾践并未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准备一旦求和不成，就与吴国一决雌雄。《越公其事》中也记载，吴王夫差之所以没有继续打下去，既有自身损失过半，又山高路远，且勾践还有8000兵马，所以知难而退，夫差对伍子胥说了这些理由，伍子胥无言以对，君臣关系并未闹僵。从逻辑上说，作为一个有为之君，勾践不会分析不出彼此面临的难题。因此，既然越国并非没有希望，为何还要“勾践请为臣，妻为妾”，而不是不卑不亢地面对吴国？
吴越结盟之后，越国开始“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但古史中只说勾践知人善用，以及范蠡文种的足智多谋，基本没有勾践如果励精图治。但《越公其事》详细记载了勾践励精图治的全部过程：首先是无为而治，让越国休养生息，以此“安民”；其次是推行“五政”，以此“用民”，五政即为“好农”、“好信”（文化育人）、“征人”、“好兵”、“饬（chì）民”，最终将民众调教成可供驱使的战争工具，成为越国取胜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勾践推行“五政”时是亲自动手，比如亲自农耕，亲自专研兵器，严以律己等，可以说勾践是实干兴国。
勾践败吴之后，《史记》记载吴国公孙雄肉袒膝行求和，勾践本准备答应，但范蠡劝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勾践攻入吴国，让吴王夫差找个地方颐养天年，最终夫差不愿受辱而自杀。比《史记》更劲爆的是，《吴越春秋》中描述的是，勾践迫不及待地想要处死夫差，但夫差不愿自杀，于是勾践怒斥夫差“今君抱六过之罪，不知羞愧而欲求生，岂不鄙者？”但《越公其事》中却颠覆了古史描述的勾践形象，不仅没有盛气凌人，反而更显谦卑恭敬。
乃使人告于吴王曰：“天以吴土赐越，句践不敢弗受。殹民生不仍，王其毋死。民生地上，寓也，其与几何？不榖其将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屈尽王年。”
《越公其事》中不仅没有记载范蠡与文种的结局，反而关于这两人的记载都非常稀少，范蠡只出场了2次，文种只出场了3次。范蠡第一次出场是为勾践区分、惩罚不恭敬的百姓，第二次是与太甬一起统计越国人口，都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文种第一次出场是出使吴国，第二次是区分恭敬之人，第三次是勾践伐吴之后坐镇国内。
透过越公其事可知，勾践是一个不卑不亢、谦虚恭敬、充满实干精神的大国之君，而非古史记载的那样阴险毒辣、背信弃义，至于范蠡、文种也没有古史记载的那样神奇。显然，越公其事是一本颠覆性的史书。
至于范蠡评价勾践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之类，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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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越公其事》是不是可信？
古史突出范蠡文种，弱化勾践，越公其事突出勾践，弱化范蠡文种，两者都有不可信之处，但相比之下，《越公其事》应该更可靠一些，原因有二。
其一，勾践作为大国之君，春秋五霸之一，自身能力必然很强，但在古史中勾践每一个正确决策都来自范蠡或文种，显然不符合基本逻辑。
其二，中国注重记载历史，君王不会随便乱说话，否则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古史中勾践所说的话，比如对范蠡说“不然，将加诛于子”，对文种说“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等，非常直白的杀功臣，既不符合春秋君王谦虚恭敬的基本礼仪要求，也不符合古史中勾践阴险的性格，想要杀臣子有必要这么直白浅显的说出来吗？
与之相反的是，《越公其事》中勾践言行恭敬谦卑，虽然无法证明这是不是真相，但看起来至少更符合春秋风格。
总的来说，《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的勾践、范蠡、文种三人，更像一部历史同人小说，而《越公其事》虽然也具有一定文学性，但明显更为可信。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本与考古文本对勾践形象截然不同的描述，无疑说明勾践形象曾遭到大规模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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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可知，古史严重扭曲了勾践的形象，《越公其事》中的勾践形象可能更为真实一些。那么，这里带来一个问题：灭吴之后，一个雄心勃勃、志在称霸、言辞谦恭的君主，为何自毁长城的逼走范蠡逼死文种？笔者猜测认为，可能与范蠡文种身份、以及大国纷争有关。
公元前511年，楚国人范蠡邀请文种来到越国，传统观点将之解释为范蠡与文种不得志，而来到越国建功立业，但如果放在时代大背景之下，范蠡与文种就可能具有另一层间谍身份。
晋楚争霸晚期，随着晋国实力下降，为了维持霸主地位，晋国与吴国结盟，提升吴国战斗力，战略目的是“疲楚”，后来吴楚之战就是这一战略下的结果。而为了对抗晋国的战略，楚国拉拢越国对抗吴国，自然要想办法一定程度上提升越国战斗力，因此吴越之间又夹杂了一丝代理人战争的味道。鉴于这一背景，范蠡与文种是私人入越，还是楚国组织，答案或许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即便范蠡与勾践不是间谍，鉴于楚越关系的转变，勾践对他们也不会放心。
勾践灭吴之后，范蠡与文种两人都位高权重，掌握越国的大量机密。而这时的越国，已经能够与楚国扳手腕，不再是楚国的小弟，变成了楚越争霸。因此，当范蠡想要走、文种称病不朝时，勾践必然担心范蠡与文种会跑回故国。一旦范蠡与文种回国，对越国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相信胸怀再宽广的君王，都不敢拿军国大事开玩笑，所以只能杀了范蠡与文种。
可见，当范蠡与文种不准备为越国效力时，勾践就准备杀了范蠡与文种以绝后患，通过《越公其事》可以排除其阴险毒辣的性格，即“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原因，那么真相应该就是担心范蠡与文种泄露越国机密。其实，范蠡文种的情况，别说勾践了，估计秦始皇、李世民遇到也会下狠手。
至于范蠡逃出生天，后来泛舟江湖成为陶朱公之事，十有八九还是古人胡扯，原因很简单，范蠡20余岁入越，在越国工作40余年，六十余岁离开，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怎么泛舟江湖，还怎么与西施双宿双飞？
总而言之，不能说《越公其事》一定就是真相，但至少比包括《史记》在内的传世文献更为可信。当然，司马迁之所以翻车，应该不是因为主观原因，而是左丘明的《国语》对他影响很大，而《国语》中的勾践、范蠡、夫差就已经很扭曲了。
透过勾践性格在传世文本与考古文本中的截然不同的现象，非常鲜明地告诉我们，古代史家并不一定可信，甚至在篡改历史方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胆，因此历史上的好人与坏人，不能单凭一些史书评说，而需要多本书、多角度去综合理解，否则就是偏听偏信。
参考资料：《越公其事》、《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