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尔机制：赌注之存在

下文为关于卡特尔的期刊：赌注之存在的部分内容，翻译来帮助大家理解目前活跃的卡特尔的运作——尤其是加一的机制。

赌注之存在

译者：吴张彰、何逸飞

编者按

“在我看来，有些特别值得分析的事情，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总是得不到解决。我觉得，分析家们很难自问，他们的工作，作为一种共通的工作，到底在分析上意味着什么；分析家是否应该遗世独立，为什么不呢？实际上，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这已经是最少的……”雅克·拉康，《化学院学院卡特尔周刊》（Journée des cartels de l’Ecole à la maison de la chimie），1976。

对于“拉康的赌注”的这个新闻稿，我希望对这个主体说点什么，来支持卡特尔的工作。但是，在一切都已经被说了、或者被写下来的情况下，该说些什么呢？最后几年中，抛弃这个珍贵的工具，对此又能说什么呢？在我引用的这几句话中，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入手，他邀请每一个人都来思索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思索经验的知识，难道不正是一个由卡特尔打开的开放地点，一种产物也能从这种“应该遗世独立”中被抽取出来？独立，分析家如此，分析者也是如此。卡特尔，是一种意向，也是一种扩展（译者注：“意向”（intention）和“扩展”（extension）在法语中的前缀“in”和“ex”也意味着“向内”和“向外”）；也正如，我们在西班牙语卡特尔（即，“拉康的赌注”这个博客上的那些文章）的同事们那里如此清晰地证明的。卡特尔是一个地点，在此，精神分析的思考被放置在了一些人当中。

相遇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卡特尔接受了每个人的这些问题、这些犹疑、这些窘迫；这里是一堆人，每一个卡特尔者都可以产出。在卡特尔中，产出的关键只有一种，即按照它的节奏前进，从而让它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阐明。

而且重要的一点是，这并不会迷失。这仅仅是因为，教学也处在其中。从链接出到联合处（到协会处）（译者注：association在法文中有联合、联想、协会的意思）。卡特尔，加之通过制度，都是为了思考精神分析。工作中转移的功能，由于被知的欲望及其效果所激活，因此成了卡特尔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

另外一个性质出现了：不可回避性。这是为了卡特尔与分析的链接；为了它和精神分析的未来的一种关系。因为卡特尔是一种基本的、活生生的器官，它所提供的正是给那些认识自己的东西。

“拉康的赌注”学会中各个卡特尔之间的第一份周刊将在十二月22日周六于图卢兹发表。

编者Chantal Thirion-Delabra

“无意识的芝麻就是拥有话语的效果，就是存在语言结构。”——拉康，博纳瓦尔大会，1960年10月30日到11月2日，即《无意识的位置》。

芝麻

……它关系着什么？

作者：Jessie Cohen

巴黎，2018年1月14日

我用上几次支持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记起我在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APJL）（如今，它等同于与“赌注的相遇”，与“拉康的赌注”的相遇）的巴黎大会上的经验。

在解散前的那段时期，也就是我延缓加入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的那个时期，我在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表上写下了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东西。对我而言，这涉及到在这些环境中去思考一个新鲜的事实，这些环境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个体和集体联合在了一起，而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状况而受到到约束。

我们有很多词来指代，在一次集会中这些个体的集合，但是倘若要我来说一个词，那么我要说是“集体”，这个词总是在我周围出现，而且在我看来，这个词在这方面就是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的“正确意见”的一个构成性元素。因此，我觉得，我要低下头来拾起这个元素，但不会因此一开始就自问有关这个集体的问题，我满足于这种经验，这种经验促使了我的加入，但至此这种加入依然是悬而未决的，也是延缓的。

由于自三位创始人Pierre Bruno、Marie-Jean Sauret、Isabelle Morin于2016年11月的信件开始，至今都没有记录下来的解散事件，这种“集体”在我看来，就成了确证这种不再迟疑的加入的关键，而且我也担心，这种经验会有悖于集体的行动，即集体投票解散的行动。

这里曾经有一种天真：解散，也是一种教学！解散在我这里，体现出了一种“正确意见，它并不颁发命令，而是自我构建，自我形成，而且把集体放在其周边，以便集体能在协会中运作，这是不够的。然而，我也承认，逃避这个问题可能更令人舒服，而且当日常生活的那些琐碎不再烦人，那更好。然而，自“拉康的赌注”创立以来，像所有成员一样成为“拉康的赌注”的创始成员，这一事实的表面意义在我看来就是，我有了义务来多说点什么，这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关系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一提出，就体现出了一种极为困难的复杂性。

（义务？或者责任？但是我思路中断了）……什么样的义务？在上次读过的《精神分析家的知识》中那一段中，我找到了这种义务的证明。这是Rithée Cevasco的报告《时间的缺口或是囚禁》，在这篇报告中，“解散”这个词出现在另一个语境下：“只有在保护自己，避免在更大的心理治疗团体中遭遇一种精神分析的解散政治，（协会）才可能成为与庇护。”

很明显，“自我保护”这个词与组成军队（“拉康的赌注”上一次全体大会的议题）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寻求庇护（群体），因为这与这个集体的经验相悖，在这个集体中，我更加觉得，集体的条件在于，每个人都像逆水行舟，经受精神分析的这种不可传递性的考验——以便参照2013年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的会议。

为了试图进一步谈论这种经验，还有什么比这部已经引用的著作，即在大会后编纂的文集《精神分析家的知识》更好的呢？因为正是在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而不是别处，这种相遇才可能。

在这部集子里，有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和线索，那些讨论和辩论的文章都被收集了起来，其中的内容确证了这个集体所共同认可的事实：尽管“集体逻辑”这一语义在1945年之后（《逻辑时间与预确定性的主张》）已经消失，但拉康的整个教学都在谈到这种逻辑——自从许多参与者都提出，弗洛伊德那里纵向的认同（群体心理学）与拉康的横向认同是对立的——而且，直到1981年1月26日《召集论坛会议的信》与拉康对那些“继续爱我的人”的呼吁为止都是如此。

……然而，我要偏离一下话题，因为这最后一份文献中，并不是一份可以确证《精神分析家的知识》中这份《信》的引用文献。因此，我似乎防御性地在爱和集体之间建立了一种连接，尽管准确地说，我并不是要把“继续爱我的人”和“爱我并追随我的人”等同起来，在后者那里，正如Emmaunuel Lehoux所言，这可能涉及到一种爱，这种爱“让我们感到不那么孤单，但是这也是被具象化的假设知道的主体”。“继续爱我的人”的爱，难道不是指向那些没有被具象化的假设知道的主体（解散的效果）吗？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Pierre Bruno

我们可以通过Pierre Bruno的说法来理解这一点，他指出“拉康那里存在着一种预确定性的主张，即预确定他的思维，他着手进行的解散，总的来说是一种预先的回应，回应于这个问题：对于拉康留下的这片空地，我们能用来干嘛？”

那么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解散之后，在该协会的三个创立者到“拉康的赌注”的每一位创立者之间，留下的“拉康的赌注”这片空地，我们又能用来干嘛呢？

数字游戏

群体心理学中的领袖所抹去的这片空地，能让我们以一种数字游戏的方式来思考“加”，这正是在一种集体逻辑中，在这种逻辑里，正如Julien Copin所言，“这就是每一位个体与每一位所属于集体的他人之间的关联”，这对立于一种分类的逻辑（与自身的联系）【1】。

Jacques Podlejski指出，这种元素“处在一种内在排除性中，它以某种方式显现了出来，这种方式并不是来自于它所属的某个群体的领袖。这里重要的是‘少一’，即让它不完整，但也是一种‘加一’，来补充它。”这里涉及到“英语的精神病学，拉康对此作了很好的评论，为了组织这种精神病学，它成了群体的一部分，这就是《逻辑时间》中的监狱长，也就是卡特人结构中的加一（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中通过的卡特尔中的外部加一），也就是EFP（巴黎弗洛伊德学院）中的AE（学院分析家）。”

行文至此，我要指出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额外因素和“相信种种实存，因为它们能够说出某些东西”这一事实之间的紧密联系。拉康从Y croire（对此相信）得出了这一联系，并且Emmanuel Lehoux的报告也建立在此基础上，他将之与拉康定义为“不知从哪儿来的主体（单数形式）”的东西联系了起来。

监狱长，他可能是个不知从哪儿来的，向这三位囚徒提出独特考验的主体。拉康说道，其角色是“观察者（例如，监视游戏的监狱长）”，而又不处在局外，正是他在三位囚徒同时出发时起到的中介作用揭示了诡辩结论的决定性涵义。

Marie-Jean Sauret

Marie-Jean Sauret在一次讨论中指出，我们和不是分析家的人一样，不提监狱长（且“拉康在第二十个讨论班中重拾三个囚徒的问题时，他对此也未曾提及”）。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l’EFP)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对此只字不提，而拉康却非常明确地指出，可能要通过这个角色来进行阐述。”

关于这个额外之物，Thérèse Charrier在一次发言中向我们提到， 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这儿说的是Bion，“自己占据了空置的领袖位置”……只需略读《小组研究》(Recherche sur les petits groupes)一书，便可体会到，对领袖的垂直认同在何等程度上不仅很少被抗议，而且被一众小组顽固地研究着。

对于Bion所说的“好的组织精神”(un bon esprit de groupe)我做一点补充，这种组织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会有所衰退，就如稳定的“晴雨表”对工作中的组织一样，具体来说：是一个“共同目标”(a)，“吸纳新成员、抛弃其他人的能力，除非组织担心丧失其特色”(c)，或者“针对内部小组的缺席有严格限定——即剔除性的限定”(d)……

客体关系学派的Bion的经验启发拉康在1964年《巴黎弗洛伊德学院建立的行动》(l’Acte de fondation de l’EFP)中写下了带“加一”的卡特尔设置，但还必须把十一年后（1975年4月）的卡特尔集会纳入考虑，方可了解到加一可以根据卡特尔成员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工作形式，其中包括加一成为一个名字-在这里也就是拉康-的化身的情形，而这并不会减损集体及其成员凭其主体创造力而带来的满足感。这部分内容发表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信函第18卷。

为了解释加一的不同形式——不考虑加一的多种形式——我认为，必须回到满足，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协会“正确意见”的另一种选择：“主体的满足在每个人的满足，也就是从人类作品中与满足相关联的所有东西中得以实现” ； Marie-Antonieta Izaguirre在加拉加斯(Caracas)分析小组中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种满足：“……这种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智性的努力，它也激起了许多情感，并在工作会谈结束的时候让某些参与者叹道：‘这真的太棒了！’（西班牙语：Qué sabroso trabajamos!）由此，我们达到了某种满足，可以是好心情和笑声。”

她的言辞中没有傻白甜，因为她坚持认为满足是一种创造，“普通工作氛围的创造”的结果，而这并不具有系统性：“这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在紧接着的讨论中，Isabelle Morin问她：“……肯定要有一些转移的东西，它才能起作用。”——“当然有转移，而且是恰到好处的转移。”

对于一个选择不让组织效果凌驾于辞说效果的协会，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转移”(Marie-Jean Sauret)？

似乎Isabelle Morin向我们给出了一些回应的要点：“……不是要让S1占据主导，毕竟这不是主人辞说，但要在这个位置放上某种实在的东西，比如客体a，就像分析家辞说中那样，它在真相(vérité)的位置产生知道(savoir)。只有转移，分析意义上的转移能让此成为可能。转移当然在治疗中起作用，而各分析家协会也应该让它在协会中起作用。”

我从巴黎大会所获的这个把独特性和集体性相扭结的经验，对我而言是来自这个有人跟的赌注：转移在这个局中的位置恰到好处。

不过其坐标仍需明确……

【1】数字游戏是拉康经常做的比喻，另一个比喻是桥牌，透过一个空缺，让游戏中的其他元素可以构成一些特殊的关系（法则），而让游戏得以发生，各个游戏参与项可以一起走向游戏结果。因此，加一是一个隐去的功能上，让所有参与者能够发生关联和运作的那一项。华容道是国人熟悉的类似游戏，透过留下的空格（减一）的功能，能够获得加一的效果。——校对者注

译者简介：

吴张彰：四川大学精神分析专业硕士  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专业硕士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成员   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成员、编译组成员 联系方式：[e-mail];

何逸飞：四川大学精神分析硕士 巴黎八大精神分析硕士 巴黎八大博士在读 联系方式：[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