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草书三大流派 —— 张瑞图、黄道周、倪云璐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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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然自得 陈佩廷 - 古筝曲
明代书法，草书成就最为突出，书者甚众，风貌各异，令人目不暇接，大多数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意趣。透过那许多痛快淋漓、纵横奇崛的书迹，我们极易捕捉明代书家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笔下跌宕盘纡的线条，“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结体，深然而成的章法布局，使我们可以寻绎出种种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风貌，领略到崭新的书法审美内容。
王铎、傅山、董其昌、徐渭、董道周、张瑞图等人的传世墨迹，仿佛是他们心灵律动的轨迹，是他们生命活动的写照，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关于书法创新的启示。
傅山的草书《七言绝句立轴》
明代草书虽然林林总总，善草书者颇多，但真正能称大家的却屈指可数，董其昌、徐渭、黄道周、倪云璐、王铎、傅山（王、傅为明清之际人物，但其书风还应纳入明代）等人不囿古法，创新生变，颇具个人面目，实当大家之称。从这些大家的书作中，我们既感到他们各具特色，独领风骚，又感到他们可以分属几类相同的风格类型。
一般的人认为，明代草书包含三大流派，即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具有优美淡远审美特征的“董氏书风”，以王铎、徐渭为代表的具有雄强豪放特征的浪漫书风，以张瑞图、黄道周为代表的追求“逸趣”的“奇逸”书风。这三大草书流派，代表着明代书坛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初书坛的主流，力振明初以来书坛衰微的气象。
祝允明草书作品欣赏《杜甫秋兴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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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黄道周、倪云璐的殊途同归
审视明代书坛，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也是引入注目的草书大家，他们既没有受董派书风的影响，也没有和王铎等人一样着意于大草书法那种固有的大起大落，不可端倪之态，而是在二者的“夹缝”中顽强地体现出自己的风格，为草书创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从创造的角度而言，他们在书法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首先，三人的草书创作在追求“逸”态，表现“逸”趣上是相一致的，张瑞图的奇逸，黄道周的放逸，倪元璐的超逸，从审美范畴上说，无疑是相通的。张瑞图晚年的萧散淡泊心境直接影响他的创作，而黄道周、倪元璐作为忠臣义士，在案务繁忙之余遣兴骋怀，也希望得到一定的闲徐优游的情致，所以，书法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成了他们实现灵魂休憩的手段。而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在晋人尚韵、宋人尚意的前提下，要在书法史上标新立异，居一席之地，则非要从精神上迥异于前人，所以，构成文人心理状态的重要方面——逸气，被他们以特有的形式有意无意地表现了出来，也可以说是时势使然。
张瑞图草书欣赏《杜甫饮中八仙歌》
“奇逸方严”张瑞图
张瑞图的草书，最使人惊奇的是用笔的方折被极意地夸张，正如清人梁巘说的：“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这种笔法在草书创作中是前所未有的。折笔偏锋，直入平出，转折分明，历代书家津津乐道的草书“使转”笔法在张瑞图笔下竟如此地被“扭曲”，而又如此地给人们以从未有过的审美愉悦，确实可叹为观止。
在这种笔法的统领下，张瑞图又在字的形态上多取横势，急牵怒裹，形成纵横铺排，大小错杂的格局，字与字之间的紧密相依和行距的疏朗闲徐形成鲜明的疏密、黑白对比。这样，一种特有的形式美感展现在我们眼前：长枪大戟般磅礴的气势和萧散淡泊的精神相安相融，娴熟的笔法和生拙的结体互为梁合在黑白二色中，显得奇逸空灵。这种形式美感蕴含着巨大的创新精神，在明代书坛异军突起。总括张瑞图的书法风格，则谓“奇逸方严”可矣。
张瑞图草书作品欣赏《郭璞游仙诗》
“放逸超妙”黄道周
清人秦祖永评及黄道周书法，说：“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从黄道周的草书作品看，所谓“离奇超妙”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黄道周的草书创作融合了不少章草成分，取法高古有逸气；二是在形式处理上，既特重结字的欹侧俯仰又使字与字之间连绵茂结，纵敛结合，而且和张瑞图一样，把行间空扫着意突出，追求茂密之中的平和超妙。
在笔法上，黄道周方圆兼用，力求雄健和流便的结合，线条的生辣和行笔的刚劲，致使其书作既充分体现了草书创作的痛快淋漓，又力避董氏以来书坛的柔媚之风，达到了古拙朴茂、放逸倜傥的审美效果，黄道周草书创作对当代书坛影响甚大，究其原因，盖在于此。
黄道周行书佳作赏析《九疑七言诗》
“灵秀超逸”倪元璐
比黄道周稍后的倪元璐，和黄道周相交甚笃，从其书法创作中，我们也容易发现两人神理颇为相通，如果用恰切的语言来表达，也许“刚直、放逸”正代表他们创作的共同精神，但是，倪元璐又同样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书家，“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清劲于婉丽之内，虽外曜锋芒，而筋骨内含。”
赏析倪元璐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其中的洒脱恣纵，磊落高迈。在艺术语言的运用上，倪元璐可谓得心应手，笔意的顿挫自如，线条的擒纵由心，结体的形随意生，黑白处理的貌不经意，都很自然地展露出“新理异态”(康有为语)，从倪元璐的草书作品表面看，似乎不衫不履，支离粗疏，有些字也几不可识，但透过娴熟的用笔、奇拙的体态，疏朗的布白，乃至挟风奔马般的行气，人们都很容易为其中融合的疏宕雅致、秀逸灵动又不失刚健雄浑的风韵所陶醉。秦祖永云：“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其超逸。”可谓一语中的。
倪元璐《草书五言律诗轴》
张、黄、倪三人的创作虽各有其独特的风格，但在对三人创作的对比观照中，我们却可以惊喜地发现三位大家竟有许多相融相通之处，也许是他们几乎先后同处一个时代，而且互相影响，以至于殊途同归。
在书法的形式语言的运用上，他们同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字的因势成形，奇拙多异态；字间缜密和行间疏朗的鲜明对比；草书体态的横向伸展等，在他们的笔下都是共有的特点。三人在处理草字结体上皆形随意成，貌不经意而字意缜密，而且在前人重纵势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着意于字形的横向处理，造成一种新的草书体势；古拙、萧散而又不失流便、奇宕。
这种追求和后来傅山提倡的“四宁四毋”相暗合，体现了书法审美风尚的转变，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在章法形式的运用上，三人在把传统化为己用，以传统为创新的借鉴上，令人叹服。字距稍密，行间疏朗，是五代杨凝式《韭花帖》中最具有特点的章法形式，在董其昌创造的启迪下，三人再将此移植到草书创作中，不仅打破了草书(特别是大草)创作中传统的“雨加雪”章法，而且对突出结字的横势，创造空灵的意境，表现创作的逸趣更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书法的艺术性已被充分认识甚至表现的明代，要做到这些，确实，非才、力、胆、识四者俱备不能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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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草书的创作是一笔丰富的遗产。
以前曾有不少论者认为明代书法衰微，是帖学笼罩的一代，所谓“江河日下，不足观者矣”。这是片面的，这种片面的认识和长期以来书法史论家不能正视张瑞图、王铎等人的价值有关，传统的“以人论书”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明代书坛特别是明中叶后书坛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同时，董其昌书风以其靡弱、妍媚统治书坛几百年，也确实掩盖了其他人的成就。就事实而言，和唐楷书、宋行书的大盛大荣一样，明代草书也自是书史奇观，其中包含的雄强、浪漫、奇崛、闲淡等审美内容，大大拓宽了书法审美的范畴，是值得后世认真重视和深入研究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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