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叙事学研究
来源：文艺报 | 李墨波 2018年07月20日08:43
记 者：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引入我国，曾经流行了短暂时间，但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学人以谈文化为时尚而很少有人谈叙事学了。您为什么要选此“冷门”，重新来研究叙事学？研究叙事学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有何意义？
王 彬：叙事学在未产生之前，小说研究依附于诗学或者美学。叙事学诞生以后，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由此向外扩展到史学、影视、摄像等艺术门类。为什么叫叙事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叙事现象的学科。叙事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引进到我国，曾经热过一段时间，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淹没了。
叙事学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研究小说叙事规律，后者研究小说的文化语境，就此而言叙事学其实已经与文化主义合流。叙事学虽然不再显赫，但是小说依旧存在，而且小说的叙事方法也依旧在发展，因此叙事学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对小说研究依旧离不开叙事学。而且由于叙事学的重点是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迄今为止，叙事学还是最为恰当的工具。当下学者做文学批评时，往往超越叙事分析直接谈文化意义，忽略了叙事层面的技术性的规律，从而难免流于学术空疏。
记 者：叙事学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学术理论，您如何做到西方理论同本土话语的融合？同时在理论上有哪些建构和提升？您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哪些理论创新？有何特点？
王 彬：用叙事学研究中国本土小说，比较与西方小说的共性与殊性，必须做大量古今中外的文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烦琐、艰苦的工作。为此我收获了不少新的理解，譬如叙事集团、叙事者解构、第二叙事者、动力元、变异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漫溢话语等等。我认为叙事者是作家创造的第一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小说中其他人物都是叙事者的衍生物。因此小说的形态变化均源于叙事者，叙事者的形态变化决定了小说的形态变化。叙事者可以解构为叙事集团，叙事者的背后可以出现第二叙事者，从而造成叙事分层与意义多元。动力元是小说前进的动力，动力元形态决定小说形态。小说话语是对生活话语的变异，由此出现了语感问题。所谓语感有这样几个层次：词语选择、词语组合、句型与声律中的平仄关系。从话语角度考虑，小说由两种话语构成：来源于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对话，也就是转述语。转述语有四种形式：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属于内心独白，此外衍生出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他说，我明天一定去。”亚自由直接话语在当下我国小说中大面积出现，是中国小说与域外小说在形制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小说中，话语是故事的载体，话语为故事服务，但是，话语不应该只是为故事服务，简而言之，故事也应该为话语服务，当故事为话语服务时，话语便出现漫溢。考察小说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标识便是看话语的漫溢程度。
记 者：五四之后，我国主流文坛全盘西化，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您的叙事学研究特别注重叙事学的本土化，注重从我们的传统文学入手，从中梳理理论经验，您为何用舶来的理论来整合我们传统文学的叙事经验？
王 彬：五四以后，中国主流文坛在艺术形式上完全采取西方样式，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而研究中国小说的特色，不得不向前寻找，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寻找中西小说在叙事规律上的同异。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小说与西方小说在起源和本质上大有不同。西方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中国的小说是道理，是大道中的小道，属于道听途说的市井琐谈。原点不同在形制上自然也不同，因此研究中国小说的叙事规律有必要回到本土的历史深处，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应该指出，以叙事学为工具，研究中国小说叙述现象与叙事规律，可以梳理出许多独特的叙事经验。
记 者：很多叙事学研究都是从西方或当代的现代派小说入手，而您则另辟蹊径，从《红楼梦》《水浒传》入手，您有何考虑？
王 彬：研究叙事学的途径各有不同，比如俄国的普立普从西方民间故事入手，分析其中的基本模式，从而构成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小说与西方无论是在本源，还是在历史的形制上，都有着显著区别。由于五四以后小说的西体化，因此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特色只能向后看，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经典，以此做研究的底本自然会事半功倍，为此我在1998年出版了一部《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的方法把《红楼梦》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一遍，总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叙事经验，比如时间满贯，比如动力元、比如残缺话语等等。同时也解决了用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小说的作者，究竟是曹雪芹一人还是曹雪芹与高鹗两人创作的问题等等。就叙事学而言，传统与现代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就文本分析而言是没有区别的，厘清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叙事规律，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之间的脉络，共性与殊性是极其重要的。
记 者：您特别注重回到传统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面对之前的文学遗产，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发出更大的光彩？
王 彬：传统文化是当下文化的根，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在形态上，可以是西体，但在内容与文化上则还应该是本土的，否则我们写小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潜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历史的文化影响其实对作家是十分深刻的，比如马原的小说《虚构》，作者马原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是使用汉字写作的作家。作为先锋派小说，这样的叙事方法当时颇为轰动。其实早在200多年以前，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已经将作者化身为小说中一个人物，一个参与编辑与传播《红楼梦》的编辑家，古今相通，却被我们忽略了。再如，亚自由直接话语之类的残缺转述语，在《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以及“三言两拍”中多有出现，而且可以上溯到《论语》，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文化现象。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默默地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动力。
记 者：您的理论著作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那样晦涩难读、佶屈聱牙，而是用语简练、深入浅出，同时结合了大量的实例，读起来引人入胜，充满了趣味性和灵动感，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语言风格？
王 彬：文学研究应该是多元化的，写作文本也应该多元化的，每个研究者的兴趣、阅历、学养不同，写作的方式也不同。我从来认为理论著作也是给读者阅读的，也要讲究审美、讲究灵动与趣味，让理论拥有更多的读者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以生动的文本阐述枯燥的理论其实是很难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记 者：您长期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身处当代文学现场，有着丰富的文学实践，对于当下文学的思潮和现象有及时的捕捉和把握，同时您也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那么，您的研究同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有何不同？
王 彬：我向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在我的研究范围，除了叙事学，还有中国传统与北京文化研究。在北京文化研究中，我提出了微观地理构想，以此为指导，我参与了北京不少历史遗踪保护与城市规划，比如北京第一条胡同——砖塔胡同的保护以及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规划，我认为学者研究理论应该为实践提供方向而不应束之高阁。叙事学研究也是如此，要从小说创作出发而立足文本分析，总结叙事经验，从而为创作实践提出某种可资借鉴的指向。我不喜欢空头理论，也不喜欢生吞活剥式的外国理论的粗糙研究，把一种理论介绍給别人，总要自己首先弄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取的，对域外文学理论不应亦步亦趋，而应使其本土化，并使之丰富、发展，这才是当今中国学者应当为之努力的。
记 者：您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叙事学，板凳坐得十年冷，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对当下文学评论的一种态度，就是回到文本研究，回到文本细读，回到深入严谨扎实的治学，而不是做空头文学评论家？
王 彬：我从80年代开始研究叙事学，1997年出版了《水浒的酒店》，1998年出版了《红楼梦叙事》，2015年出版了《无边的风月》，2017年出版了《从文本到叙事》四部专著。其中《红楼梦叙事》《从文本到叙事》属于经典叙事学，《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属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以《水浒传》中的酒店为研究对象，就酒店与文学、酒店与历史文化的对应关系做了认真分析，把《水浒传》中的酒店作为研究对象，自《水浒传》问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这本书出版以后触发了不少酒店以“水浒酒店”为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边的风月》研究《红楼梦》的历史语境，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建筑、服饰、器物、官职、经济、阶级、语言、丧仪、人物年龄等，将原本清晰但被历史遮蔽的语境重新发掘出来，从而烛照人物幽曲，展现了《红楼梦》的真实意旨。这是十分费力的跨界研究，需要刻苦钻研与文化积累。在当下，做文学研究，泛泛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单一的文学知识也是不够的，应该有多种学科的专业性积累，对研究者来说或者是一件应该为之努力的事情。这当然是我的不足为训的见解，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