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忆旧 过去北京人喝茶有什么讲究?

数百年来,茶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居于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地位。正像清乾隆年间《随园诗话》中一首绝句说的那样:“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至今,老北京人总爱把“早茶晚点饭后一袋烟”,视作生活里无尚幸福的同义语。

辽金时期,对饮茶颇多限制,《金史》中有记载: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为饮食之余,耗财很多,因此七品以上官员,家中方许饮茶。

直到明代,北京市井小民的生活中茶礼之普遍、茶具之清洁、儿女之情以茶为信物才广泛流行起来。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刻划入微地描写了当时茶俗:

“那童奶奶使玉儿送过两杯茶来,宋红小盘,细瓷茶盅,乌银茶匙,羊尾笋夹核桃仁茶果。狄员外父子吃过茶,玉儿接下盅去。”(第54回)

“狄员外道:“好位整齐姑娘,有了婆家不曾? ’童奶奶道:“还没有接茶哩。’”(第54回)

“狄希陈一边奚落,一边把手往寄姐袖子里伸,掏出一块桃红汗巾,吊着一个乌银脂盒,一个鸳鸯小荷包,里边盛着香茶。”(第75回)

上引文中说到的“茶匙”、“接茶” 和鸳鸯荷包里装有香茶的习俗,经世未绝,直到近代的北京,仍可以寻到此种民俗踪迹。

就以结婚通行的茶礼为例,无论满汉家庭,“合婚得吉相视留物为贽,行小茶、大茶礼”(《顺天府志》 )。在那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男女终身的封建时代,经媒人传递男女生辰八字合婚而成者,男方便要以茶代币行聘,即下小定(小茶礼),女方欣然接受后便称作“接茶”。

再发展一步才是通信(大茶礼),其聘礼也较为贵重,送给女方的一般是龙凤喜饼、衣服,鹅、酒等。

晚清刊本《醒世姻缘传》绣像

接待客人,上自朝廷,下至闾里,皆先敬茶,尔后再排席摆宴。德国人亚当·勃兰德于1692至1695年同俄国彼得一世使团来华时,在北京得到清王朝的礼遇,后来他写道:

“……不久,给每人端来一只较一般碗大的茶碗,里面盛着茶和各种果仁,还有一把小铁匙,用以吃果仁。然后喝茶,茶味芬芳。”(《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但官场之中,茶只不过点缀而已,万万不可轻饮,倘若长官对属吏端茶,则是表示谈话终止,兼有逐客之意。《官场现形记》里有一回写道:

“……手本进去,藩台不见。胡镜孙说有公事回,然后勉勉强强见的。见面之后,藩台心上本不高兴,……胡镜孙才说得卑职前头办的那个戒烟善会一句话,藩台已把茶碗端在手中,说了声我知道了,端茶送客。”

对于这种官场陋习,维新志士谭嗣同却从积极方面加以倡导之,他认为:

“客以某事来商者,见时只可言某事之主末。言毕即行,不得牵引他事,及无聊闲谈,致延时刻。若剌剌不休者,主人可请茶送客。”

应当指出,从节约时间的观点看,提倡“请茶送客”亦未尝不可。对那些“白日挨门子吃茶,夜晚点灯儿絮麻”者,也算制约一法。

清 雍正 松石绿釉茶杯

每年清明过后,清代还盛行献新茶的习俗。毛西龄在《西河诗话》中详细记录了此种习俗:

“茶纲入京, 各衙门献新茶,今尚循故事,每值清明节,竞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印签,曰'马上春茶’,时尚御皮衣,啜之,曰:'江南春色至矣’。”

把每年的春茶与江南春色联系一起,真发人情思。

所以,这时期的茶价可说是“与日俱减”:

清明后三天,新茶从江南运到北京,官价五十金(纹银)一斤;几天之后,即跌落到二、三金矣。(引自《北京岁华记》)

北京人生活中与茶离不开了,因此遍布北京内外城的茶叶店生意兴隆,开设在前门大街上的茶叶店,门庭整洁,顾客如云,一般的门脸也金碧辉煌,引人注目:“高甍正桷,细槅宏窗,刻以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洵是伟观”( 《燕京杂记》)

晚清的一首竹枝词中也绘声绘色地为茶叶店留影存真:“茶店初开色灿陈,试来若碗一番新 。日长犹是寻常味,金枉徒存映帝闉。”(《都门杂咏》)

从服务社会、方便顾客的角度看,北京的茶叶铺有两类:一类是零售店,另一类是批发店(又称“茶局子”)。零售的茶叶,既可以整斤地买,也可以零两、零包地买(一斤可包80小包,一小两可包5小包)。

晚晴茶叶加工现场

其实说起来北京人虽嗜茶为一桩雅事和生活需要,但与江南品茶高手相比还是略输一筹的。 北京人喝茶只讲“香不香”,不讲“新不新”,一向以“小叶茉莉双熏”为佳品。所以,旧时北京的茶叶批发店(“茶局子”),便从南方安徽、浙江产茶地收购来茶叶,在京加工熏制成各式花茶,以满足北方地区饮茶人的需要。

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顾》一书中就写有史实掌故,诗曰:

“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最怜小铫窝窝灶,大叶香浮茉莉花。”

烧水所用的“窝窝灶”及“水铫子”已在今天的北京很难找到了,中历史的云烟不时还浮现在老 北京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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