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书法创作随想
《中国书法》曾刊登过我的一幅劣作—“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的对联,并加以附记,在几百字的附记中,简述了我对书法艺术的理解,这只是我在砚耕生涯中的肤浅体会。我平生酷爱此道,在五十几个春秋里从未辍笔。其间,确实有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甘苦,也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寂寞,有过连写几张、十几张乃至几十张的怅惘,也有过一瞬之间迁想妙得的喜悦。好在是砚田自耕,我行我素,平常有一些想法,但很不成熟,谈不上什么文章,随便写出来,恳请同道匡正。
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云:“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先哲之论,精辟地论证了书法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必然承接关系。古神者,经典也,我神者,变化也。经典继承、变化创新,传统书法艺术的承接关系是先人古神,古主我仆,后人我神,反仆为主,腕下出己面,胸中汇百家。李可染先生说过:“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位当代大师的精辟之语也阐述了师古承接的哲理。
继承与创作这句话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继承绝不是泥古,继承更不是寄生,继承是提取经典为我所用,需要的是对书法艺术的领悟与深思。我至今仍不相信没有拟之贵似的形质之功(包括临、读、悟),就能取得遗貌取神的能力,没有遗貌取神的能力又如何确立自我,没有自我就妄谈创新了。在我多年的临池体会中,有几点不成熟或许是错误的想法,不妨说出来请教于同道。
第一,学书者步入艺术殿堂之后,应根据个人的学识、气质、修养、偏爱等因素确立自己的主见(当然有阶段性而不是终生的)。就是说学书者应当是广览多读,厚积薄发,在这个基础上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主峰当立,群峰相拱,突出主峰,坚定不移。别人说我错了,我当回顾反思,如果认为自己没错,则仍要按自己的追求刻苦地走下去,别人说我错了,我自己也认为错了,再改也不迟。学书者当然要请老师与前辈指点迷津,请教老师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审视自己,请教老师是外因的启迪,审视自己则是内因的自省。学书者无主见、无抉择,张说我当听,李说我也从,唯独没有自己,茫茫然确立不了自己的途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转益多师和有主见是两回事。
第二,有句俗语叫做“熟能生巧”,这句话对一般技术性的操作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艺术语言就行不通了。熟很有可能造成一种弊病,因为熟固然能生巧,熟还能生俗,还能生死。“画到生时是熟时”,是先人对艺术规律的最好总结。
在学习书法的长期实践中,应当不断地反思与回顾,读是第一的,临是第二的,只有认真地读进去,才能临得有情趣,才能识别特征、掌握要领。郑板桥有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灵犀者明,愚钝者暗,就看我们的悟性了。
因此,对于继承经典,我们应当尊重古人,但不应当迷信古人。
第三,取法先人,不师现代。学习任何一种书体都要溯本寻源,取法乎上。现举魏碑书体为例,北朝的碑版刻石是学习魏碑书体的本源,自清代中晚期以来,由魏碑书体变化出新的书家不胜枚举,如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等,都是自源辟流的大家,他们的传世之作可供后人来学习,但写魏碑如果直取清人的成果,而不追北朝的本源,这就不是上乘之见了,不能舍弃魏碑的本源而截取清人的流。
第四,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成为我们中国的国粹,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名碑名帖,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而繁衍变化、经久不衰,以至成为我国文化的瑰宝。因此,在这些先人遗留下来的经典之中,以传统书法艺术为主体的诸种书体如何继承,又如何创新,笔墨如何当随时代,这无疑是给当代人留下来的长期困惑的难题。所以,我想赘言几句,我们没有必要在名碑名帖上说三道四,或扬碑抑帖,或扬帖抑碑,打这毫无意义的笔墨官司。在纵向上或从碑、或师帖、或碑帖兼收,很可能碑帖交融是当今书坛发展的途径;在横向上拉开距离,各扬其长,相互借鉴。在中西文化不可避免互相撞击的今天,应稳固立足于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洋为中用”,以外夷文化充实“华夏文化”,有益者取,无益者斥。
在这取法于古、取意于今,中西文化自然交融的时代,在当今书坛繁盛的群体中,对每位书家来说,都是林海的一株,在共性中寻求个性,确立自我。对我自己来说,虽年近六秩,迄无建树,但酷爱于此道仍未改初衷,愿与书道共始终,创作到死,临摹到死。在参观全国大型书展(包括个人展览)时,往往先是环顾全展,然后到一两幅当取受益的佳作前驻足。在平时的砚耕中,读于思,临于手,读临其奥义,深悟其妙机,“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这千古绝唱的名言是何等妙绝。书法的语言、艺术的情感通过它才能使人赏心悦目,达到美的享受。
在书法创作中,最好不要为了创作而创作,无情而动,笔多不精。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往往是有意的追求和随意的自我结合的产物。一是笔法技巧的驾驭,主观地追求自有我在,尽量做到我神的展示,尽量减少先人的痕迹。二是情感的抒发,达到形式与自我的合二为一,以物及我。三是写大字楷书或行楷应该要有意地挑起矛盾(这也是我今后追求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字做个未知数,依此延伸开来,当纵者纵,当敛者敛,或依形顺势,或自然反诘,使笔笔之间、字字之间,全幅之内静中寓动、动中寓静,达到矛盾统一和谐的效果。
书法艺术在发展变化,其他姊妹艺术也同样受时代影响在发展变化。建筑、体育如此,甚至于衣、食、住、行以及周围环境无不每时每刻地渗入我们脑际。因此,除了多读书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姊妹艺术发生联想,以丰富我们的书法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应当保持平衡冷静的心态,突变创作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新的框架构思也是可贵的,但不可盲目地追逐时风。
近代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有一首学书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竟日集诗联,夜夜泪湿枕。”这首仅仅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道出了三原老人书法事业的艰辛,我每读起来深觉愧疚。“朝临”、“暮写”这前两句是先生在刻苦地继承,接着则是“竟日集诗联”、“夜夜泪湿枕”的创作,使魏碑书体在他的笔下为之一变,片纸只字皆成瑰宝,这卓尔不群的变化,使他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概括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陈”不是否认“陈”,而是在“陈”的基础上出新。只有这样,才能够古为今用。“出新”比创新更为贴切。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开国人物其书法以狂草著称于世,气势足压秦皇汉武、三山五岳,世人未可及也。这位伟大的人物在忙于国家大事的间隙,借来大量的晋唐法帖阅读。其书法宗张旭、怀素之源,达到了世人仰慕而又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徐文长曾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后人往往讥之自视甚高,而他的“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题画诗句,正是他以傲骨之气蔑视权贵的内心宣泄,他所书的“青天歌”更是放荡不羁、云烟满纸。所以,一幅情感激发之作,贵神而忘笔,翰动必有由,突出性情,形质居后。然而一幅上乘佳品,则又是由书家的形质之功驾驭和书家的性情忘我抒发相结合的产物,是靠法情合臻,达到艺术神采活灵活现,而打动人心的。
楷书作为正规书体发展到唐代为最高峰,故人们称之为唐人尚法,作为楷法的圭臬供后人学习。颜真卿则是唐代楷书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由《多宝塔》始,至晚年的《颜家庙》、《自书告身帖》止,都在自身主旋律上变化。《多宝塔》的整饬、《颜家庙》的端庄、《自书告身》的凝浑多姿,都与他的人品一样,立身刚直、浩然正气。他的行草书也尤为出众,著名的《祭侄季明文稿》是无意于表现的极致,纯属于悲愤情感的宣泄,是至高至难的技巧体现,它与《兰亭序》并列,甚而过之,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丰碑。
在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书法报》就发表了诸位评委简短的发言,现在我还想重复一下我对当今书坛展评现象的管见。我作为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心理上有着一种双重压力,尽管是得到了书协领导的信任,但在使命面前却是步履维艰,由于自己的艺术水平不高,在评审全国稿件中,常常为有遗珠之憾而内疚。
在从事书法事业的里程中,回顾与反思是艺术实践的正常规律,困惑也必然是当今书坛的持久状态,在困惑中寻求自我,正是有志之士的追求目标。历届全国书法展、全国中青年展及新人新作展,这来自八方的佳作荟萃,是对全国书法界群体的大检阅。中国书法家协会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国书法》、《书法》、《书法研究》、《书法报》等报刊亦相应地作出了推波助澜的功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似乎又有一种平淡乏味的感觉,一些好而不精、新而不奇的作品虽其形各异,然其神近同,总之归属于一个平和安稳的基调。这个基调是群众拍手、专家点头,最后得到“还可以”的赞许(入选作品)。
例如,每个大型展览行书草书的作品比例太大,几乎包占了人们的视觉,在这“还可以”的同时,它的含金量似乎显得那么不足。对这个问题我思忖已久,大量的行草书的出现,是否作者心态与时代背景有着紧密关系,有的是情感贫乏,以点画为性情的行草书的功力不过硬,或者是有意追求外在的效果,而缺乏艺术的内涵,总之应该引起评审委员会的重视。对每个作者来说,会不会形成不是导向的导向,如此发展下去,久而久之,也许会引起作者的一种逆反心理。当然相当一部分独具个性、振人心魄的行草书上乘佳作又令人景羡不已,后者当是前者的学习榜样。
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仙逝一年多了,重温沙老遗作,感喟甚多,如果将这位巨擘的艺术之光折射到我辈身上,是否当今书坛太缺乏阳刚之气了。行草书占的比例那么大,篆、隶、楷比例也就很小了,尤其是楷书少得寥若辰星。楷书比例过小,不是评委们的有意摒弃,而是欧字也罢,颜字也罢,只是这些楷书只能与古人“合”,没有达到与古人“离”的艺术效果,创作就是创作,确实出自古神化为自神的楷书难度之大,需要我们去探求。
书法艺术的自身规律是分流的,是多方位的,墨海航行,各行其道,扬己之长,补己之短,兼收并蓄,厚积薄发,重点在于取源探典者难,取源辟流者更难。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用最聪明的头脑从最笨处下工夫。在繁荣发展中国书法艺术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书法理论家的点睛之笔,需要书法家有最新最好的上乘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