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和弟子叶嘉莹:“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她一生从事古典诗词的研读与教学,是公认的顾随先生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说:“我最该感激的有两位长辈,一位是在我幼年时教我诵读唐诗的我的伯父狷卿公,另一位就是在我进入大学后,担任我们诗词曲诸科之讲授的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伯父的引领,培养了我对诗词之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羡季先生的讲授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之评赏与分析的眼光和境界。”
叶嘉莹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她的父母认为人在“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因此请她的姨母做家庭教师教她读《论语》。另外,她的伯父有很好的诗词修养,耳濡目染,使她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得到很大的启发。
1942年秋,在顾随先生的“唐宋诗”课上,她的天赋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并且得到老师的赞赏:
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
这是顾随先生对叶嘉莹大学之前几首习作的评语。而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叶嘉莹自喻“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在叶嘉莹看来,顾随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而她“既因聆听先生的讲授而对诗词的评赏有了较深的体认,更因先生不断的启发和鼓励,在创作方面也有了逐渐的进步和提高”。甚至于习作的风格,也受到顾随先生的影响。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大学二年级时的叶嘉莹已经有了怎样的手笔。
小令《落梅风》:
寒灯烬,玉漏歇。点长空乱星残月。一天风送将冬至也。拥柴门半堆黄叶。
顾随先生评曰:“结二语逼真元人,未可以其看易而忽之。”与此同在一纸的还有两首小令,先生的总评是:“小令妙在自然;深刻之思力,健举之笔力,须要使人不觉。此作庶几近之。”
套数《般涉调耍孩儿》:
〔一煞〕见只见蜂蝶纷纷争嫩蕊,听只听杜宇声声啼断肠。春魂冉冉随风荡。今日个是踏青士女如云聚,明日个我立马西风数雁行。事事堪惆怅。说什么吹箫击筑,访酒侣到高阳。
顾随先生旁批“立马七字好句”,并建议将最后一句中的“访”字和“到”字去掉。
《顾随与叶嘉莹》一书中收录了顾随先生批改叶嘉莹诗词曲习作五十七首,从中我们也能略窥为师的才思与敬业。《鹧鸪天》末句“几点流萤上树飞”,“上”字改为“绕”字,并注以“上字太猛,与萤不称, 故易之”—这是一字之易。《春游杂咏》之七“年年空送夕阳归”句, “年年”改为“晚来”,并注以“年年字与夕阳字冲突”—这是一词之易。《寒假读诗偶得》“诗人原写世人情”一句,改为“眼前景物世间情”—这是一句之易。有的改动可以看到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如《杨柳枝》之七“而今大似琅玡木,谁抚长条为泫然”二句,先说:“木字改树字何如?”后又建议:“末二句拟改作‘而今谁上琅玡道,为抚长条一泫然’。”
叶嘉莹言及老师为她批改作业的情形时说:“一般说来,先生对我之习作改动的地方并不多,但虽然即使只是一二字的更易,却往往可以给我极大的启发。先生对遣辞用字的感受之敏锐,辨析之精微,可以说是对于学习任何文学体式之写作的人,都有极大的助益。”
除了斟酌文句之外,顾随先生更对弟子的诗心细加呵护。如对套曲《仙吕赏花时》总评曰:“稳妥,有似明人之作。欠当行者,以少生辣之味耳。”对《临江仙·连日不乐夜读〈秋明集〉有作》词评曰:“是用意之作,但少自在之致耳。”对《杨柳枝》八首之总评曰:“近作诗极见思致,但音节中稍欠和谐生动,不知作者以为何如耳?”对《初夏杂咏》四首之总评曰:“锤字坚实,想见工夫。但此更希望保存元气也。”对《忆萝月》词评曰:“太凄苦,青年人不宜如此。”如此等等,足见顾随先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弟子欣赏之至、呵护有加。
顾随批改叶嘉莹作业
有时,师生之间还互相唱和。1944年秋,叶嘉莹写了六首七言律诗,顾随先生发还时不仅一字未改,还附以六首和诗;叶嘉莹叠韵再和,顾随先生复作长句六章。
多年以后,叶嘉莹在文章中写道:“先生对我的师恩深厚,但因我年轻时的性格拘谨羞怯,很少独自去拜望先生,总是与同学一同去。见到先生后,也总是静聆教诲,很少发言,我对先生的仰慕,只是偶然会写在诗词的作品中。”五古《题季师手写诗稿册子》所叙写的便是叶嘉莹对顾随先生的诗与字的种种感受和内心真诚的仰慕:
自得手佳编,吟诵忘朝夕。吾师重锤炼,辞句诚精密。想见酝酿时,经营非苟率。旧瓶入新酒,出语雄且杰。以此战诗坛,何止黄陈敌。小楷更工妙,直与晋唐接。气溢乌丝阑,卓荦见风骨。人向字中看,诗从心底出。淡宕风中兰,清严雪中柏。挥洒既多姿, 盘旋尤有力。小语近人情,端厚如彭泽。诲人亦谆谆,虽劳无倦色。弟子愧凡夫,三年面墙壁。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1943年夏,顾随与国文系41级女生在辅仁大学女院垂花门前合影(后排右五为叶嘉莹)
叶嘉莹听顾随先生讲课,自1942年后即未间断,包括毕业以后已在中学任教之时。那时顾随先生除了在辅仁大学担任唐宋诗的课程以外,还在中国大学教授词选和曲选,叶嘉莹经常骑车赶去两校旁听。
1947年初,弟子们要为老师五十周岁生日举行一场庆祝宴会,叶嘉莹受推撰写祝寿筹备会的通启:
盖闻春回阆苑,庆南极之辉;诗咏閟宫,颂鲁侯之燕喜。以故麦丘之祝,既载齐庭;寿人之章,亦播乐府。诚以嘉时共乐,寿考同希。此在常人,犹申祝典,况德业文章如我夫子羡季先生者乎。先生存树人之志,任秉木之劳。卅年讲学,教布幽燕。众口弦歌,风传洙泗。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偶言禅偈,语妙通玄。时写新词,霞真散绮。寒而毓翠,秀冬岭之孤松;望在出蓝,惠春风于细草。今岁二月二日即夏历丁亥年正月十二日,为我夫子五旬晋一寿辰,而师母又值四旬晋九之岁,喜逢双寿,并在百龄。乐嘉耦之齐眉,颂君子之偕老。花开设帨,随淑气以俱欣;鸟解依人,感春风而益恋。凡我同门,并沐菁莪之化,常存桃李之情,固应跻堂晋拜,侑爵称觞。欲祝嘏之千秋,愿联欢于一日。尚望及门诸彦,共襄斯举,或抒情抱,或贡词华。但使德教之昌期,应是同门之庆幸。日之近矣,跂予望之。
叶嘉莹的才华在同学辈中是公认的,而这一篇华美的文字,也当是献给老师最好的贺礼了。
早先,顾随先生欲将叶嘉莹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曾在课堂上问她有没有笔名或者别号,叶嘉莹说没有,先生要她想一个,她想起佛经上提到的一个鸟名——迦陵,发音并与“嘉莹”相近,遂以为号。“迦陵”,系音译“迦陵频伽”的简称。《翻译名义集》卷六:“迦陵频伽,此云妙声鸟。”并引《正法念经》:“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所及者。”
顾随致叶嘉莹书(1946年7月18日)
顾随先生常用禅宗古德的话“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勉励学生,希望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46年7月13日,顾随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对叶嘉莹莫大的期许: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顾随致叶嘉莹书(1946年7月13日)
“南岳”指的是唐代高僧怀让,马祖道一随怀让学禅十年,嗣后开宗门、建丛林,对禅宗乃至中国佛教做出重大贡献。顾随先生以马祖为喻,告诫弟子不要亦步亦趋为老师所局限,而应勇于突破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至于如何能够“达到此目的”,信中说道:“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所谓“蟹行文字”,指的是横向书写之字母文字。信中还说:“至少亦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顾随先生此语,既是因材施教,又是经验之谈。“先生幼承家学,对古典早有深厚之修养,其后又毕业于北大之英文系,在为学方面能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这正是何以先生在论诗谈艺之际,能随时有高论妙悟的一个主要原因”。
1948年春,叶嘉莹要去南京结婚。顾随先生为赋《送嘉莹南下》一首相送,中间有句:“十载观生非梦幻,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哀朽敢言吾道南。”“鹏起北”,因为叶嘉莹当时要离开北平去南方;“吾道南”,用的是禅宗典故,禅宗五祖弘忍传衣钵与六祖慧能时说“吾道南矣”。诗的意思是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书,希望能够后继有人,而他的希望就寄托在叶嘉莹身上。
叶嘉莹,1948年3月摄于上海
1948年11月,叶嘉莹随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丈夫赵东荪去了台湾。在《怀旧忆往—悼念台大的几位师友》一文中,叶嘉莹说:老师“在信中殷殷向我介绍了在台湾任教的他的几位友人,那就是当日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郑骞先生,还有一位李霁野先生。顾先生在信中还附下了几张介绍的名片,嘱我抵台后去拜望他们”。
叶嘉莹赴台之初,师生之间尚有通信联络。1948年12月4日,顾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此后不久,叶嘉莹与同在台湾的先生二女之英,便都失去了音讯。1949年7月25日,先生在致弟子刘在昭的信中流露出内心的焦虑:“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耶?”刘在昭是叶嘉莹最要好的朋友,先生此问,或许不无试探消息的用心吧。
事实远比顾随先生了解和想象的严重。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带着吃奶的女儿也被关了起来,虽在其后不久获释,但却失去了教职和宿舍,无奈寄身丈夫的一个亲戚家。而她的丈夫则继续羁押在左营军区附近的一个山区,三年之后才重获自由。至于顾随先生为叶嘉莹所写的那封荐书,在她的丈夫被捕之时即被搜没,尚且未到台北送呈台静农等。然而,时隔六十余年,令叶嘉莹激动欣喜的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发现那封信竟然一直混杂在当年发还的物品中, 意外地“失”而复得了。
1956年,已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叶嘉莹先后撰写发表了两篇评赏文章。一次,郑骞见到叶嘉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尽管郑骞认为这条路子并不好走,因为“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对诗歌不仅有正确而深刻的感受,而且还能透过自己的感受,传达和表明一种属于诗歌的既普遍又真实的感发之本质,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仍对叶嘉莹十分赞赏:“你可以说是传了顾先生的衣钵,得其神髓了。”
从“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而至“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是叶嘉莹诗词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由此转入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实践中,叶嘉莹对老师当年关于取径西方文化的叮嘱亦逐渐有了自觉和深刻的认识。在《我的诗词道路》前言中,她说:
一般说来,由于我自幼所接受的乃是传统教育,因此我对于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原有一种偏爱。但多年来在海外教学的结果,却使我深感到此种妙悟心通式的评说之难于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这些年来,随着我英语阅读能力之逐渐进步,偶然涉猎一些西方批评理论的著作,竟然时时发现他们的理论,原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论有不少暗合之处。这种发现常使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借用他们的理论能使中国传统中一些心通妙悟的体会,由此而得到思辨式的分析和说明,对我而言,当然更是一种极大的欣愉。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这条途径上不断地探索着。
…… 我个人做事原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愿望与尽力在我,而成功却不必在我。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庶几不辜负当年我的尊亲和师长们对我的一片教诲和期望的心意。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顾随和他的弟子》
网络来源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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