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四）殊途同归

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

殊途同归

程砚秋是梅兰芳所收的第一个弟子，但由于他们的秉性和天赋各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两条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发展道路。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处于不自觉的异质对峙状态，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忧虑。

国民党元老、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李石曾很早就向梅、程提出过弥合裂痕、殊途同归的忠告。1932年1月5日，梅兰芳于北平缀玉轩为即将游学欧洲的程砚秋举行欢送大会，李石曾应邀出席。梅兰芳首先致欢送词：“今日，兰芳为程玉霜君赴欧洲游学开欢送大会，承诸位先生光临，兰芳甚为荣幸。玉霜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相交有十余年，我相信他的聪明才力，远在我辈之上。他现在将赴欧洲游学，实系中国艺术界最大的荣誉，不过我的知识有限，不能供给意见，还望诸位先生加以指导。”梅兰芳的这一番话，实出自肺腑，并非过谦之词。李石曾1930年与程砚秋合作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熟悉梨园界的情况，自然清楚梅、程这几年来的种种“过节”。听了梅兰芳的欢送词，他有感而发，说了下面一席话：“兄弟以为宇宙间的事理，无绝对的统一，亦无绝对的分立，故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皆须分治合作，戏剧亦社会事业之一，何独不然。是以兄弟对于梅程两位先生，亦希望其分治合作，因为梅程两先生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相异的地方，各有其长，正须分治合作。前年，梅先生赴美演剧，是将成熟的艺术，介绍于西方；现在，程先生赴欧游学，是考察西方的艺术，将以改良中国的戏剧，取径不同，就是分治合作的表现，将来殊途同归，必成为整个艺术。犹之梅先生办理北平戏曲音乐院，程先生办理南京戏曲音乐院，分治合作，成为一个戏曲音乐院。”

李石曾的分析，大体符合梅、程两人的实际情况，所提“分治合作”以求“殊途同归”的主张，也极具说服力，梅、程听后，当有所感悟。程砚秋在致答谢中这样说道：“砚秋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原来出国求学，是极普通的事，值不得社会上的注意。今承梅先生的欢送，是老师以糖果给小孩吃，奖掖他用心读书，砚秋是很感激的。梅先生的学问才力，都很高超，所以把中国的戏剧介绍于西方，砚秋的确知识有限，所以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话语中隐含着回应李石曾忠告的意愿。惜乎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梅、程都没有可能将这种意愿付之实际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才为梅兰芳、程砚秋这两位大师的“分治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解放初，梅兰芳和程砚秋分别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和副院长，开始了他们长达8年的合作共事。新社会的飞跃前进，向戏曲界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历史任务，这就是戏曲如何推陈出新，以更好地反映当代人民的新生活，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梅兰芳、程砚秋正是沿着这一大方向而共同努力着，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由于程砚秋身体发胖，而且多病，不能经常演出，因此他侧重于戏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在中国戏曲学校讲课，并到各地考察戏曲情况，行程数万里。梅兰芳则克服各种困难，不辞辛劳，每年深入工矿、农村、部队，热情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梅、程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人都特别关心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他们不倦地为戏曲青年们做报告，说身段，讲字音、唱腔，尽心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摒弃门户之见，不问是哪派弟子，只要向自己求教，他们都无保留地倾囊相教，为戏曲事业后继有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更为可贵的是，此时的梅兰芳和程砚秋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长处，惺惺相惜，取长补短。程砚秋去世前不久到山西讲学，他盛赞梅兰芳所演的《贵妃醉酒》，坦认自己早年从梅先生的艺术中受益匪浅。梅兰芳则更是充分肯定了程砚秋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他在《追忆砚秋同志的艺术生活》一文中，特别赞扬程砚秋“行腔有时高亢激昂，有时若断若续，如泣如诉，这种声音和这种唱腔演悲剧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的，所以像窦娥这一类型的角色，砚秋都演得格外动人。《六月雪》这出戏，我也演过不知多少次了，比起砚秋却自愧不如。”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对他和程砚秋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得出了和当年李石曾相类似的结论：“我们两个人在艺术进修的程序和师承方面是差不多的，像陈德霖、王瑶卿、乔惠兰……等几位老先生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由于我们本身条件不同，所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向前发展，而收到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梅、程两人才得以捐弃前嫌，关系重归融洽。梅兰芳在为《程砚秋文集》的亲笔题词中有“今抚遗篇，泫然泪下”之句，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至深。虽然由于程砚秋先生英年早逝，梅兰芳先生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分治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为京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恰如两座各呈异彩的艺术高峰，将永世并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