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黄丹琼：现有的国际秩序到底来自何处
讨论战后国际秩序变化这个话题，是为了揭示现在的国际秩序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人们常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就是二战以后形成的秩序。但是，现有秩序都是从二战结束后形成并发展到今天的吗？其实当时设计的国际秩序并未真正实现过，而现有的一些秩序却并不是产生于二战终结本身。现在人们常常谈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但却把概念上的和运作中的两种秩序混为一谈了。如果最初设计的战后秩序并不存在，我们要维护的是什么？战后秩序、冷战秩序和21世纪的新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论把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维护者还是改革者，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就无从了解中国要维护什么、挑战什么、改革什么。因此需要搞清战后秩序产生的过程及其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现存秩序的构成。
战后秩序的多重结构
最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在筹划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二战后期，从德黑兰会议一直到雅尔塔会议这几次重大会议，形成了战后秩序的框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完成了从理念到制度的跨越。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设计有几个出发点：第一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教训；第二是防止战败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东山再起；第三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大西洋宪章》形成的美英联盟；第四是限制苏联的扩张行为。这四个目标到冷战初期就只剩下一个——遏制苏联，而前三个都归零了。当时罗斯福的设计就是五个战胜国管住三个战败国，但是后来罗斯福自己也改变了说法：一个警长（美国）、三个警察（英法中），管住一个强盗（苏联） 。有人认为，如果罗斯福活着，就不会发生冷战。但是罗斯福已经表明了要管住苏联的意愿。可见，罗斯福最初的设计和他最后确定的战
后秩序，其核心目标是有变化的。
战后的实际情况是，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并没有实现，而是变成了冷战秩序。这个变化的过程只有18个月：从1945年5月德国投降到1946年11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冷战格局初步形成，原来设想的战后安排就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沿用了罗斯福的一些思想，但是并不完整。
时至今日，有人认为，目前中美之间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很快变成冷战。我认为历史不会重复，但是这个例子有其逻辑力量，即盟国有可能迅速变为敌人。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当时有些突发事件推动了盟国秩序向冷战秩序的转变。希腊内战和第一次柏林危机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出现的。说到底，这是因为美苏两家早就不想合作了。乔治·凯南的电报也好，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好，只是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在此时拿出来而已。当时美苏两家刚刚经过二战洗礼的战争机器还非常完整地保存着，而且双方划分的界线非常清楚，越过这条分界线，那就是战争。它们进行的战争准备是很充分的。这些都与现在的中美关系不一样。现在中美都希望合作、避免对抗，进行战争准备的程度很低，双方也没有划定楚河汉界。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走当年美苏老路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不管怎样，战时的联盟变成了两个集团、两个体系、两个市场，这就是战后的秩序。所以，这个战后秩序完全不是罗斯福当初所设计的那样，他所设想的五个战胜国控制三个战败国的秩序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警长三个警察管一个强盗的秩序也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两个集团对立的秩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战后秩序”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冷战秩序。如果事实如此，所谓“维护战后秩序”这句话就不符合事实。应当说“维护二战胜利果实”，这个“果实”被冷战所扭曲，维护难度至今仍很大。
战后出现的冷战秩序，在其结束前已经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质的变化。一是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这一支力量在冷战秩序初期还不存在，但到上世纪70-80年代已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从中苏分裂到中苏对抗，到中苏冷战，再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三是在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两个经济强国——德国和日本，由此产生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一家独大的秩序有所变化。在苏联解体前，冷战秩序已经改变，已经不是两大集团秩序了。一般认为，冷战秩序是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以后终结的，这个结论有待再讨论。冷战秩序终结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1972年中美缓和后冷战秩序就开始走向终结了。因此，冷战秩序终结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终于2001年9·11事件的历时30年的过程。
冷战的多重遗产
但是，冷战真的终结了吗？其实冷战留下了巨大遗产，至今影响着国际秩序，成为当前世界秩序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一个遗产是原苏联集团的碎片化。在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都与此有关。在独联体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再分裂和再冲突，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危机。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包括俄罗斯内部，这种碎片化仍在延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领土分割和经济利益纠纷。原来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现在变成几十个国家，利益分割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是促使前苏联集团碎片化的主要外力。这些问题在短期内、甚至可能30年至50年内都看不到解决的结果。冷战秩序的这一大块遗产会持续很长时间，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很长时间。它不会产生新的冷战，但会产生很多碎片化的小冷战。世界并未重新陷入冷战，却存在冷战的碎片化。在新的国际秩序里，怎样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第二个遗产是中东的失序。中东失序成为冷战遗产中第二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中东的原亲苏政权全面崩溃造成了这种失序，而美国发动的三场局部战争又加重了这种失序。中东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无法形成新的秩序建设力量。如果再把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放进去，中东失序就是整个世界失序的缩影。如果问当代国际秩序中哪里最没有秩序，答案就是中东地区。世界范围的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总统老布什就要从中东地区开始建立世界新秩序，这是美国进行海湾战争的目的之一，结果这里成了最没有秩序的地区。
第三个遗产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体系转型。冷战结束，华约解散，美国的盟国体系失去了目标，北约原来的一整套结构和同盟体系都失灵了。冷战后北约不断东扩，但东扩使它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个转型难以实现。美国希望北约实现全球化，这是北约要实现的第二个转型，但这导致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们不愿承担北约全球化的责任。亚洲盟国的北约化，是第三个转型，是否实现也难以预料。最后就是北约转化为反恐联盟或是志愿者联盟，甚至更进一步要变成价值观联盟或民主联盟，这就更意识形态化了，也更做不到。北约是个冷战遗产，它面临的很多挑战根本无法解决。
第四个遗产就是所谓“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不是革命，西方阵营支持和发动这个“革命”，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需要，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战略需要。直到现在，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仍在西方战略争夺的范围内。“颜色革命”的动力还来自当地政权的治理秩序崩溃。网络信息手段的普遍增强，使这些国家的结构解体速度大大快于常识性的预判，产生“雪崩式”的骨牌效应。不管怎么样，它是冷战延续下来的。如果追溯到当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确有其相似之处。
上述这些都是冷战遗产带给国际秩序的巨大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今后将会长期存在。实际上，冷战还有很多局部的存在。朝鲜半岛的冷战还存在，而近期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变化是冷战的又一次缓和。伊朗情况也是冷战的遗存，现在也在发生变化。局部存在的冷战残余正在发生变化，还会产生新的小冷战。冷战秩序并没有真正终结，它只是在大格局上发生变化，它产生的后果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秩序的新因素正在生长
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有几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大国权力的全球转移加快进行，这是冷战时期所没有的现象。冷战展现出的表面现象是西方全胜，那么，西方应该掌握全部权力、全部利益、全部优势，这本应是冷战在理论上的结果。但实际上，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权力却在下降、在向外转移，主要向新兴大国转移，这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是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冷战秩序中基本上没有的，如气候、反恐、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毒品等，还有网络、太空、深海等公域的治理。
第三是联合国体系的改革。早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了改革，但没有被列入议程。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联合国体系改革的问题，包括安理会改革、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等功能的改革等。能否把联合国体系改革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是联合国未来出路的所在。如果不能结合起来，联合国就将名存实亡。如果能够结合，它就可能复兴。但是这种结合难度极大。
第四是全球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地位下降，欧盟几乎要解体或部分解体。20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这些冷战中根本没有的全球治理主体得以产生，而且会发展下去。美国试图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这些新的全球规则，中国也在提出和建立一些新的体系。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是冷战秩序中完全没有的新发展。
最后是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出了国家的作用。还有“准国家”的问题，有正面的准国家行为，还有负面的如伊斯兰国这样的准国家体。还有网络问题，也是超越国家的。这都是国际秩序中从来没有过的问题。如果加起来加上前面冷战秩序和新的秩序当中的很多生长点，不管正面还是负面，我们维护什么秩序、改革什么秩序、构建什么秩序，都是很难解决、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充分地观察国际秩序的整体走向。中国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创新：一，维护战后政治秩序，回到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框架，特别是要维护和完善联合国体系。二，改革国际安全秩序，不能由美国军事力量来单边解决国际安全争端，改变一家独大、任意动武的局面。三，重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条件正在逐渐成熟。联合国改革与其以安理会为主，不如以改革联合国的经济机构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应与G20、金砖国家等结合，形成全球经济（治理）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