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行动

想象一个场景，桌上有一盒饼干，由于不想继续受到诱惑，一个普通人把它收起来放到了一边，经济人正好在旁边看到了，于是发生了如下对话。

经济人：为什么要拿走饼干呢？

普通人：因为我不想再吃了。

经济人：你既然不想再吃，为什么还要费事儿把它拿走呢？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吃就行了。

普通人：我拿走那盒饼干，是因为如果它们还在那儿，我就很可能忍不住再吃一些。

经济人：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你其实想多吃点儿饼干，所以拿走它是愚蠢的行为。

……

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饼干一直放在桌子上，我们很可能会禁不住诱惑，或者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诱惑的存在，只是下意识地继续吃下去。

然而，我们心中所想与我们实际所选之间的区别，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偏好是根据我们的选择确定的——选择据说可以“表明偏好”。

但是现实中这样的情形很多：节食者不会在冰箱里存放任何冰激凌，起床困难的人会把闹钟放在卧室的另一侧。

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与自我控制有关。

经济学家并非一直都对自我控制问题熟视无睹。

近两个世纪以来，对这一话题有所涉猎的经济学家其实很了解人类的行为。

事实上，最早从行为角度研究自我控制的先驱不是别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

一提起亚当·斯密，大多数人就会想起他的杰作《国富论》，这部惊世之作于1776年首次出版，为现代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书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概念。

事实上，这个说法在《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亚当·斯密也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但人们却夸大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指出，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一般的商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以求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出于他本意的目的。这样做也不会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注意这里的第二句话是很谨慎的，人们在引用“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时，或是当我想到“看不见的挥舞的手”时，几乎都不会想到紧随其后的第二句话。

“这样做也并不会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而这却并不意味着这样做一定会对社会有益。

亚当·斯密著述颇丰，他首次提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为经济学的概念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本书出版于1759年，比《国富论》要早。

正是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阐述了自我控制问题。

他见解深邃，将自我控制描述成“激情”与“公正的旁观者”之间的挣扎或冲突。

亚当·斯密对激情的看法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们是缺乏远见的，也就是短视的。

正如他所说，问题是“我们10年以后享受到的快乐，同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的快乐相比，其对我们的吸引力极为微小”。

1937年，萨缪尔森建立了跨期选择模型，即贴现效用模型，现在已成为标准的经济学模型。

贴现效用模型的基本理念是，对你来说，即时消费比未来的消费更具价值。

如果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这周吃顿大餐，另一个是一年后吃顿大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用萨缪尔森的话说，我们在以某一贴现率对未来的消费进行贴现。

如果一年后吃顿大餐的效用只是现在的90%，那么可以说我们未来大餐的年贴现率为10%。

萨缪尔森的理论并不涉及激情或短视行为，而只讲稳定有序状态下的贴现。

几乎所有研究自我控制问题的学者（不管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最终都会谈到一个古老的传说：奥德修斯和塞壬女妖的神话。

用现代的话来说，塞壬女妖们就是一支完全由女子组成的摇滚乐队，没有哪个水手能够抵挡住她们美妙歌声的诱惑，但那些被歌声吸引驾船驶向岩石的水手最终都难逃一死。

奥德修斯既想亲耳听听她们的歌声，又想活下去，他设计了一个包含两个步骤的计划：

1、为了确保水手们不会听到塞壬女妖们的歌声，他让水手们用蜡封住耳朵。

2、让水手把他绑在桅杆上，这样他既能听到歌声，又不会因禁不住诱惑而送命。

这个故事展现了当人们面对自我控制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两个重要方法。

对水手来说，方法就是移除会诱使他们送命的因素：眼不见，心不烦。

对奥德修斯本人来说，他选择了“承诺策略”：他限制了自己的选择，以防止自我毁灭。

我们都有改变主意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会采取非常手段去阻止自己偏离最初的计划。

你想要坚持原计划的唯一原因在于，你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如果你改变自己的偏好，将会是一个错误。

提到自我控制，就会让人想起社会科学家唐纳德·麦金托什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假设思想中含有一个以上的能量体系，并且这些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独立的，想要做到自我控制就是自相矛盾的。”

从本质上说，自我控制意味着冲突。

因此经济学家的模型需要建立在一个隐喻的基础上：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内心之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者”，他关心未来并且有很好的打算；另一个是不顾一切的“行动者”，他只活在当下。

这种行为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描述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

假设每个时间段，比如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行动者，该行动者想要享受生活，十分自私，根本不关心未来。

相反，计划者是奉行利他主义的，她所在意的是一系列可以从行动者那里获得的效用（可以把她想象成仁慈的独裁者），她希望所有行动者从整体上越快乐越好，但她也要对行动者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控制，尤其是在行动者的欲望被激起时，比如食欲、性欲、喝酒的欲望，或者天气晴朗时突然想出去闲逛一天。

计划者有两套方法可以用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她可以用奖惩措施来影响行动者的决定，但同时将决定权留给行动者；她还可以实施强制性措施，比如承诺策略，来限制行动者的选择。

比对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描述的模型，可以认为计划者属于重在反省与深思的慢系统（系统2），而行动者属于以冲动与直觉为特点的快系统（系统1）。

神经学的最新研究对这种解读提供了支持，当然，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一点。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这只是一种比喻。

重要的是，看起来似乎如果建立和推行完善的规则，生活会更加美好。

实际上，所有的模型都是高度简化的，这种简单模型显然无法完全准确地描述人类行为，或许，真理其实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即“部分天真”。

我们究竟处事有多老练，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还是想得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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