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砚也是个伪概念？
□鲁之揅最近读到两篇文章，触发了我对文人砚的思考，这两篇文章是《文人盆景”、“文人树”都是伪命题！》和《姚霏：“文人书法”是个伪命题》，诸君先看文章，我们再探讨文人砚。（一）文人盆景”、“文人树”都是伪命题！作者：十年一觉近期的“魏晋流韵——苕上盆玩雅集”围绕“文人树与文人盆景”的讨论，在业界掀起一阵风浪。对此，如是老师短短一段文字，引起众网友激烈交锋，毁誉皆有，老师命我作文一篇，谈谈自己的看法。接到任务，实惴惴然、惶惶然，自感追随老师时日有限，读书不多，不敢妄言。后在老师鼓舞下，感其提携之谊，冒昧写出数言，权做交给老师的作业吧，也请同行斧正。如是：不读书不知史不可怕，不读书不知史还要装大家忽悠大众就不好玩了。“文人树”一词在中国盆景中历来没有，是从倭人盆栽之“文人木”舶来。“文人树”这个词，最早是部分经营倭岛盆栽的商人为倭人盆栽的溢价作的一部鼓吹。然后被国內一些没读过书读过史的“文人”“专家”“大师”以为是装逼的妙招。纷纷杜撰成文，疏条当树。以为栽两根细条就是文化人了，连汉字都不必认识几个。真心简单！盆景界的人一直拿自个当艺术家。可人家艺术界从来不承认。为啥？艺术是个性风格与思想情感的表达，依托于娴熟的技术及深厚的文化。我从来不知道有不用读书的艺术门类和没读书的艺术大家。厚着脸皮以不知为知，误导大众以倭人为祖。不知这些人究竟是别有用心呢还是单纯无知。真正的中国的盆景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徐晓白先生之《枫桥夜泊》潘仲连先生之《刘松年笔意》，哪一盆细瘦高挑，了了无枝了？可哪一盆不是满满足足的文意？可知真正的中国盆景不论高矮胖瘦，无一不是“文人”的树。而当今的中国盆景界，从来不缺“文人”树，缺的是真正读书知史的文人！一、什么是“文人”？知书能文的人也。然而这个名词在传统文化和国人认知里，又有着太多的内涵和标识，总的来说，文人与学问、气度、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审美取向、文化品味、精神风貌又是那么的鲜明与特异。我们可能无法用数据来量化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绝世高标的嵇康是文人，醉眠柳巷的柳永也是文人；豪迈奔放的李白是文人，婉约忧郁的李清照也是文人；长叹“何日忘却营营”的苏轼是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是文人。由此可见，文人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精神特质，天下才子甚多，却从未有雷同者，用时髦的话说，他们的文化DNA差异甚大。二、盆景与文化、文人的关系1. 先来说说盆景与文化的关系。不能说盆景不是文化艺术，但是，我们却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努力的从古籍、古迹中寻找只言片语、片砖半瓦来力证盆景的历史轨迹，可是，这样的记载太少，又没有系统的理论加以支撑，甚至在艺术门类中，它都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类别（在这里，请不要拿明清时期的工匠作品说事，因为那是园艺，与盆景无关，纯属匠气）。更甚者，我们连这方面的考据工作，都很少有人去做，除了徐晓白先生，我不知道还有谁做过这些工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盆景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虽然现在有不少以盆景为生的从业者，和比较有规模的盆景园，但是，我们的传承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师徒模式上，在理论体系的架构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从书画、哲学、美学等其他艺术中抄袭来的，专门的研究盆景的理论，仍是空白。一些人美其名曰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说艺术有共通性，却忽略了盆景艺术本身的独特性、与其他艺术的差异性，我们总不能拿着一幅画就说这是盆景吧。除了如是先生讲过盆景养护学、盆景植物学、盆景造型学等，我没有听过第二人提过这样的说法。第三、现在的盆景人，努力的去靠文化的边，可是，又有多少人承认你是文化人？你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多高？你的作品里，又有着多少的文化含量？圈外的人，又有几个承认盆景是文化了？究其原因，是我们自己读书少，文化水平不高，作品缺乏文艺性，“学而优则盆景”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骄躁之气，在盆景圈尤为严重。“不读书不知史不可怕，不读书不知史还要装大家忽悠大众就不好玩了”，如是先生这句话读来辛辣，但又何错之有？无非是戳中了我们努力掩饰的痛点而已。2.再来说盆景与文人。从文献记载可知，盆景起于文人，基于文人的雅好与情感寄托发展而来，承载着他们的审美情趣、生活格调和价值取向。从这点来说，文人与盆景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如同砚台印章、供石赏兰，成了文人的“专属”与“标配”。传至今天，盆景更是走进千家万户，从业者众，树种丰富，产品众多，价值日升。但是，如同其他传统的艺术领域一样，我们对传统文化背离的也是越来越远，之所以现在还傍传统、傍文化，利与名而已！更何况，我们所说的“传统”，也没有几个人能讲得清什么是传统，我们所说的“文化”，偏偏又不被文化人所认可！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啊！于是，我不禁想请教大家思考，今时今日，玩盆景的还都是文人吗？或者说，玩盆景的都玩出了文人情怀吗？如果说今天玩盆景的还是文人，那估计包括笔者在内，要有很多人都是在滥竽充数了。如果说今天的作品，都玩出了文人情怀，或者带那么一点点文人的格调，相信在公众心里，这个说法是不能服人的。现在的各种作品，甚至是大师作品，往往饱受诟病，从题名到立意，从配盆到造型，从规格到价格，无不招来非议一片。甚至于，大师名家们的代表作，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充满着浓浓文意的，也是寥寥无几。由此，我们又从何得出，盆景是“文人盆景”呢？从创作者、流通经营者、收藏者、品评者到表达思想与精神内核，又有哪一点与文人相关呢？那么，“文人盆景”这一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平心而论，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枫桥夜泊》、《刘松年笔意》等等，我们说他有文意，说他是文人的作品，相信是没有人持反对意见的，称之为“文人的盆景”，也是名副其实的，但是，这样的作品、作家太少太少，少得使他与其它绝大多数的作品拉开的差距太大，以至于不足以反映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和水平，拿他们来代表整个中国盆景的现状，实在是难为这些前辈了。那么，我们又为何非要纠结于再造一个名词？提出“文人盆景”这一说法又有何意义？三、“文人树”之我见1.“文人树”的现状与困境。“魏晋流韵——苕上盆玩雅集”之所以撩拨得业界人心浮动，正是它触动了公众的G点——“文人树”。时下的盆景界，“文人树”这一称谓，甚为流行，俨然已成为中国盆景的一大创新和风向标，不做“文人树”，好像就没有格调；不谈“文人树”，好像就不够逼格，一时间纷纷扰扰，好不热闹！不可谓不热矣！然而，短时间下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什么？柔弱的树干，疏落的枝条，无神的造型，怕别人看不懂，再绞尽脑汁起一个牵强附会的名字，这样就是一颗“文人树”了！最终，不过是千人一面，符号化、简单化、格式化、雷同化，迅速的消费掉了公众的兴致，其于中国盆景的发展，又有何益处！“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这一枝一叶，得来哪有这么容易！2.“文人树”的理论剖析。回头看文首对“什么是文人”的回答，可知，文人的性格也是鲜明迥异的，其精神诉求也是千差万别的。在这里我有一个假想：如果让历史上那些文人来做盆景，会怎样？结果无从得知，但是我坚信，他们的作品绝不是这么简简单单，更不会有雷同。这里，可以从国画中得到旁证，不再赘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特质，或出世或入世，或淡泊或昂扬，或豪放或婉约，他们的作品，都是“我手写我口”的，他们的盆景（假设有的话）也一定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高矮粗细也罢，横斜纡直也好，都是文人的树，都透着文人的情怀。反观今日，一些大家对“文人树”的精神界定，“孤、傲、洁、悯”而已！其造型样式，“高、瘦、简、疏”而已！请问，你心中的文人就是这样？文人的风貌，非靠这些简简单单的枝条就能体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格式化的文人，也从没有见过这么符号化的树木！方家有以教我！3.“文人树”的来历探究。纵观古书古画，未有以之命名之说，在当代的兴起，也不过区区数年吧，在某著名公众号的介绍中，也是羞羞答答的提到日本有“文人木”这一说法，也是近年兴起，谓之与中国“文人树”理念相近云云。至此，方才明白“文人树”原来是个舶来词，舶来词也好啊，开放嘛，交流嘛，拿来为我所用，有何不可。只是，细究其原因，实让人无语：首先，这个词汇的引入动机，是一些贩卖日本盆栽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交流者），为了吸引买家而鼓起的噱头。其次，“文人木”这一造型形式，在日本也是陷入了缺乏理论依据、造型模式化、精神空洞化的困境。那么，我们今天引入“文人树”这一名词，目的到底是什么？4.“瘦格树”刍议。一个现实是，素仁法师以降，有别于枝繁叶茂、苍老奇古的树型，一批清新明了、朴素有致的盆景样式走入大众视野，其个性风格鲜明者，被分别冠之以“素仁格”、“韩格”等，这些作品都有其鲜明的创作风格、独特的个性特征、丰富的精神内涵，对其分析探讨，可谓汗牛充栋，仁智互见，他们对中国盆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向其效仿学习，也是自然之意。可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既然“文人树”这一叫法站不住脚，“素仁格”、“韩格”之外的此类树型，又该怎么称呼？对此，如是先生提出，有别于大树型、垂枝型、悬崖型等等，此类杆高枝疏的造型，从表现形式上可统称为“瘦格型”树，至于其创作手法、蕴含的精神内核等，树树不同，自当就树而论，不必概而论之。窃以为，此类分类方法较为合理，既能较为全面准确的描述此类树型，又能使大家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知对象。当然，只是如是先生一家之言，还望同行斧正。四、总论“当今的中国盆景界，从来不缺‘文人’树，缺的是真正读书知史的文人！”如是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文化，永远是支撑一个民族存续发展的原动力。“文人盆景”、“文人树”这些提法，既然于史无据、理论空洞、概念不清，还是不提也罢！后记：写完此文，总觉得文不尽言，言不及义，文中一些看法，自感有不妥、困惑之处，却又想不明白，还请各位前辈、同行多多指正，有不同看法，也欢迎交流批评。在此，深深地感谢如是老师，在平时的学习中，总是宽厚的纵容我和他顶嘴、辩论，使我在学习中如沐春风、如逢甘霖，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认知，并且，不断地鼓励、指导我，甚至是督促着我来完成这篇文章，感激之情，铭记于心！（二）姚霏：“文人书法”是个伪命题“文人书法”这个特称，早先是没有的。在我看来，应该是当代的评论家们受到了“文人画”的启迪，才杜撰出来的。至于最先出自谁的手口，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迄今为止，“文人书法”还不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文化概念。作家方英文甚至揣测，正宗的书法家提出“文人书法”这个词，属于正规军对于游击队的称谓，目的是不让游击队过于尴尬。——大体上，文人书法指的是专业书法家之外的文学家们所写的毛笔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但凡伟大的书法家，必定是文人，至少也是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人。他们的被称作书法而流传后世的东西，其最初，并非它们很书法，而是因为它们很文章。诚如方英文所言：王羲之为什么被称作书圣？《兰亭序》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帖？首先，兰亭序本身，即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的美妙文章。其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等语，业已成为中华成语；至于“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更是中国人对于相对论的最早的理解，并且诗意地表达出来。人们在不断诵读兰亭时，发觉兰亭的字也照样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就是说，《兰亭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内容与形式完美于一体的非凡瑰宝，并且，首先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因而过去几百年后，到了天才辈出的唐朝，书圣，这个书法行当里至高无上的技术职称，就归于王羲之了。假如王羲之所写的内容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别人的，比如他书写的是屈原的《离骚》，或是曹植的《洛神赋》，那写得再怎么落英缤纷、流风回雪，哪怕在事实上真的达到了中国书法圣人的境界，书圣这一名号，大概也不会给他。诚哉斯言。事实上，无论“苏黄米蔡”还是“颜柳欧苏”，也都无一不是文学大家抑或文化名人。也正因他们的文化造诣卓绝，人们才有兴趣品味他们的字，越品味越有味道，随之将他们请进书法家的殿堂，以供后人朝拜与临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我们把“文人书法”从“书法”里单列出来，不仅是个伪命题，而且对“书法家”也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三）文人砚呢？自古，文人恃文墨为生，所以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砚，又被称为“砚田”。砚的历史可谓久远。古语中“砚”通“研”，砚台其实是由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它可以将大小不一的有色物研碎、磨细，使其成为书写用的颜料。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砚为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研磨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根研磨棒、一个水杯和几块颜料。经专家鉴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制造，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 从砚诞生之日起，它的首要作用就是研磨发墨。一方砚，最关键的是实用。否则“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再美的纹饰，假如失去使用的功能，也毫无意义。砚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隋唐。当时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变得更细致。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南唐后主李煜曾赞“歙砚甲天下”。唐代砚形也多为箕形砚，是根据生活中的簸箕而发明的，实用性强，墨堂前低后翘，砚形前窄后宽。 隋唐之后，砚的作用超出了文具范畴，砚台从一种工具演变成文人墨客争先珍藏的艺术品。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藏砚大家。他曾专门召集大臣，研究怎样改良纸张和制砚，还封了历史上第一个现在还可以查见姓名的“砚务官”。 到了北宋，已经达到了“无砚不文人”的境界。宋代砚文化的再一次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当时采取的重文抑武施政方针。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当时，砚开始按做派进一步分为匠人砚和文人砚。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创意稍逊，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文士做的砚台为自己的创意，因此雕饰虽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文人爱砚，大文豪苏东坡可谓藏砚、赏砚的领军人物。纵观苏东坡一生，写就的砚铭有近30首，几乎占了他全部铭文的一半，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我生无田食破砚”，足见其爱砚之深。这种对文物的痴念，是只有太平文人才会有的。时至靖康之变后，面对山河离乱，文人砚开始寄托爱国报国之铮铮豪情。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 世人皆言，“文人砚发端于宋，兴于明清。”明清时，砚制虽基本承沿宋习，但受社会风尚市井民俗化趋势的影响，分岔路而行：一条是题材多样、工艺自由的世俗化路线；另一条便是文人砚更趋成熟，如自然随形砚开始出现，线条追求含蓄和意味，书画及文学的成分更重。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已将砚石之天然与文人之性灵逐渐融合成趣，不但使砚有别于其他文房用具的单纯工艺品属性，更让砚拥有了自己蔚为壮观的文化内涵。（摘编自卢楚函《性灵文人砚》）（四）砚，自然是文人用。又何分文人砚和非文人砚？古代的砚台，绝大部分是匠人制作的，文人亲自制砚的没有听说。但是有部分砚台，肯定是匠人制作之后，文人题词刻铭，有些还衍生了一些故事，所以就有了文人学识、个性、雅趣等色彩，于是就被称为文人砚了。那么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文人砚呢？我看是没有了。首先，现在做砚台的都是匠人，甚至连匠人都称不上，用机器雕刻，也只能机器操作工了。就算有些人手工制作，题铭刻字，也是附庸风雅，其本人的文化素养不见得多么高。其次，现在的文人少了，写毛笔字的文人更少，用砚台研磨写毛笔字的文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砚台的初始功能基本没了，现在主要是摆设、把玩，有的甚至被用来当壶承、杯垫和烟灰缸！所以，笔者认为，古人的砚都是文人砚，今人的砚只有文玩砚。既然是文玩砚，应该有点文化和可玩性。故而应该满足石质好，设计巧妙，有铭文等要求。除此以外的所谓“砚台”，也只能叫做石雕了吧！（五）“武士爱剑，文人爱砚。”点缀着点点金色繁星的金星砚，在中国(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一亮相，便因其与众不同、质细如玉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围观。金星砚是历史明砚，誉称“鲁砚之光”，可与端砚相媲美。山东省鲁砚协会常务理事、临沂市工艺美术大师王明堂介绍，金星砚是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特产，以费县刘庄乡岐山涧出产的金星石为原材料，雕刻而成。“金星石稀少珍贵，由轻微泥岩构成，内含硫化铁结晶，形成大者如核桃、小者如米粒、金光闪闪、形状各异的金星，像夜空中熠熠生辉的繁星，金星砚因此而得名。” 王明堂说，金星分布形状不同，金星砚会根据金星的分布设计，有的金星会分布成一条曲线或彩带，如同夜空中金龙腾飞，这种砚会非常珍奇。除了外观奇特之外，金星砚还有着手生润、滴水不干、寒不结冰的特点。“金星砚磨墨无声，发墨如油、涩而不损笔，即使在酷暑炎热中墨汁也不易干涸，三九严寒下也运笔自如。”王明堂自豪地说。4月27日，2019第十一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暨第二届“一带一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风筝文化文创作品展在“世界风筝都”山东潍坊开幕。本届博览会设800个标准展位，总面积近17000平方米，对工艺雕塑(微雕、玉雕、木雕、石雕等)、漆器、珠宝首饰、内画、琉璃、紫砂、美术陶瓷、金属工艺品、红木艺术家具、抽纱刺绣、地毯挂毯、民间工艺品、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工艺花画、工艺礼品、民间民俗旅游商品及其它工艺品种以及非遗类、文创类等近2000件优秀展品进行为期4天的展览。
（六）王印堂--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名人时间：2018-12-17 14:04:24 作者：李丽 来源：中国当代美术杂志社
王印堂工作照片王印堂，男，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名人，全国制砚高级会员，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鲁砚协会常务理事。1973年出生在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寺口村，因金星石产于本村，矿石资源丰富，从小受到长兄的教诲，所以爱上了这个行业。自1988年开始，得到王献堂（兄），张建老师、孙隆一老师、姜书璞老师、王世画老师、鲍玉杰老师等教导指引下走上了雕刻正规渠道，在一次展会上认识了刘祥生老师，我俩一见如故。2007年10月“麒麟望月”砚，在首届山东莱芜“普阳杯和谐中国”全国书画大奖赛中荣获优秀奖。2008年9月“生生不息”砚在中国（临沂)王羲之传统文化工艺博览会上荣获银奖。2009年至2010 年在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大山的呼唤，沂蒙人物，齐鲁晚报以及中国书画用品书刊中选登。2011年“树墩”砚在中国(临朐)鲁砚精品赛中荣获金奖。2012年“福在眼前”在第二届中国(费县)国际赏石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此砚为临沂工艺美术协会收藏。2013年“荷塘清影”砚在山东(临朐)以及第五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精品暨时尚家居用品博览会，上荣获“神龙杯”山东工艺美术设计创新金奖.。2018年荣获“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名人”称号。2018年荣获“山东省第五届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王印堂作品
王印堂作品
王印堂作品（一）《资源保护失当砚种失传 鲁砚“山头林立”难抱团》“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鲁砚在历史上曾为四大名砚之首,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鲁砚展也曾轰动一时,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鲁砚许多砚种的失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鲁砚文化研究会的筹备也就提上了日程。7月8日至15日,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副会长王正光带队,对山东境内所出产的红丝砚、砣矶砚、淄砚、徐公砚、田横砚、尼山砚等进行考察调研。王正光说,鲁砚品种多地域分散,容易形成各自为政、山头林立,“鲁砚砚种只有‘团结一心’,才能重铸鲁砚辉煌。”砚石价值未得到“合理体现”鲁砚是对山东境内所产砚石制成砚台的统称,现在依然多达20多个砚种。王正光表示,砚石资源是一个砚种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鲁砚的砚石资源一度比较丰富,但是对砚石价值未引起多大重视,导致鲁砚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王正光认为,鲁砚砚石资源自恢复开采以来,基本上由当地居民自行开采,政府与砚界对砚石资源不可再生的严重性认识不够,砚石资源的有效保护几乎没有,一些砚种已到面临绝产的境地。“徐公砚的老坑石,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其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合理体现。”“我们鲁砚的品种众多,有历史较长的、也有较短的,有砚石储量较大的、也有较小的,每一个砚种都很有个性。但鲁砚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材质上缺乏统一性,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形象。”王正光表示,当我们被问到:鲁砚的特点是什么?难以回答。鲁砚的特点,同样成为鲁砚的“软肋”。王正光表示,鲁砚品种多地域分散的特点,导致各自为政、山头林立,形不成整体的力量。“鲁砚的任何一个砚种,其花色纹理、石材结构,都是比较单一的,单独一个砚种是完全无法跟其他砚种打拼的。”鲁砚制作需要提高“工艺性”一个砚种能够独立存在,除了砚石具有一定特色外,成熟的制砚工艺也是应具备的重要内涵。目前,鲁砚砚种有以花色纹理见长的红丝砚、尼山砚,有以自然古朴见长的徐公砚、龟石砚,也有以朴素实用见长的田横砚、砣矶砚,还有多种特质的金星石砚。对于鲁砚现状,王正光认为,没有文化作基础的艺术是肤浅的,砚艺也是一样。“鲁砚在早期恢复时立足于齐鲁文化,但目前对于自己的灵魂所在并不明了,甚至意识不到文化基础的重要性,出现了大量模仿端砚或歙砚制砚方法的现象,这其实是舍长取短。”王正光表示,砚有自然材质之美,有后天人文之工,“无论是鲁砚,还是端歙砚,制砚方向都应该是‘古雅’。古不是复古,而是要有古意,不是形式上的模仿,也不是简单的粘帖,而是发古人之所思、想古人之所想、会古人之所意,诚心诚意地向古砚学习。”王正光说,砚台的价值与它的工艺性有直接关系,但工艺美术不等于艺术。“在千年的砚文化历史上,我们有着传统的制砚工艺,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规矩,这样做出来的砚台跟自己想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在这方面,鲁砚比较欠缺,需要提高我们的工艺性。”在青州参观时,王正光感慨颇多,“我看龙兴寺的佛像,就足以让我们学习,佛像里暗藏的起伏、转折的刀法,如果拿出一部分用在青州红丝砚的制作上,红丝砚就出手不凡了。”艺术风格应与市场紧密结合无论是火热的砚市场,还是较高的社会关注,砚文化均处于良好的发展期。“目前,鲁砚已具备一定的行业规模,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销售量,基本可以维持行业的生存与运转。”王正光认为砚台有高中低端三个市场,“低端市场主要是实用市场和学生砚市场,随着教育部推行书法课,这个市场会更热闹；中端市场定位是礼品市场,曾起到支撑砚行业生存的作用,但目前受礼品市场的影响而疲软。高端市场,关键是市场在哪,怎么走?。”王正光表示,鲁砚市场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在加强精品意识的情况下,鲁砚完全具备进入当代高端砚市场的条件。“山东当地对于鲁砚的收藏有较大的开拓空间,鲁砚自身也要不断进步,高端砚台应该逐渐由‘商品’向‘作品’过渡,从而达到可以作为‘藏品’的层次。”王正光认为,鲁砚因砚石材料特质不同,导致各自合理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其中,自然天成的审美砚石属于高端,而且应只局限于高端；以花色纹理见长的砚石,如能以平板砚与正形砚为主,就可定位于高端与中端市场。“鲁砚各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应该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鲁砚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二）《追寻鲁砚的制作历史》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刊印《砚笺》，中有：“红丝石为天下第一石，有脂脉助墨光。”包括红丝石在内的山东省境内的石砚从1970年代起被总称为鲁砚，包括十几种砚石，其中既有红丝砚，也有深藏海岛与山川中的砚石。在上博博物馆与山东鲁砚协会的支持下，《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前不久赴青州、长岛和曲阜三地，探寻鲁砚在山与石、海与岛间的传承的掠影。
山东省青州市黑山的红丝石宋洞（左）与明清洞（右），两个坑口相隔很近
山东省青州市黑山的红丝石唐洞，目前已经被保护性填埋砚工杜吉河（左）与鲁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德（右）在商量怎么雕刻一块红丝石黑山红丝老坑发现的明清石工的工具与瓷器碎片
红丝砚非遗传承人高东亮的砚作
王守双提供的砣矶石洞远景，洞口已经因塌方而被掩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御题的砣矶砚
砣矶岛北村收集到的清代荷花砣矶砚
在李春汉的工作室，他与助手在储存的尼山石料中选择制砚的材料。李春汉在工作室内制作尼山砚。雕刻完成后打磨的工序。山东曲阜尼山五老峰
王守双制作的砣矶砚
李春汉制作的尼山砚山东属古九州中的青州，《尚书·禹贡》有记：“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 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在盐、絺、海物、铅、松等物产之外，还要记录下“怪石”，齐鲁之地的石材之丰富多样可见一斑。因此，也难怪上世纪70年代之后，山东籍工艺美术家石可老先生在踏遍山东半岛的山山水水，摸清了红丝石、淄石、尼山石、徐公石、浮莱石、田横石、砣矶石、金星石、温石、燕子石等多种鲁石在当时的分布情况以及特性和特色之后，会产生以“鲁砚”命名这一荟萃山东半岛各个砚石种类的砚种的想法。1978年，山东的各个砚种在北京团城集中展览，展览定名“鲁砚汇报展”，石可随后又于1979年出版了《鲁砚》和《鲁砚谱》两本著作，最终确定了“鲁砚”之名。鲁砚名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无疑是其中代表。曾有人赞誉他的作品“取天工之造化，构思新颖、手法质朴、简洁抒情，赋顽石以生命”。从石可弘扬鲁砚到刘克唐雕砚，再到今天。在这40年中，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化却很惊人。山东半岛，因地质运动而生的“怪石”，经历各封建王朝而兴的不同砚种，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一路走到今天的“鲁砚”，究竟继承着何种传统？传承着多少文化？面临着什么困境与发展机遇？在山东鲁砚协会顾问、深圳大学王正光教授指点下，《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赴青州、长岛和曲阜三地，访青州红丝砚、长岛砣矶砚与曲阜尼山砚之古迹与现况，窥看鲁砚在山与石、海与岛间传承的掠影，寻觅在文化与经营间今日鲁砚所循之道。青州之石青州红丝石的名气，且不必说西晋张华《博物志》的“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唐代柳公权《论砚》的“蓄砚以青州为第一”，宋代欧阳修《砚谱》的“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和苏易简《文房四谱》的“天下名砚四十余品，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第一”等“第一”的记述，且说，曹雪芹之祖父曹寅校刊印《砚笺》，其中记有：“红丝石为天下第一石，有脂脉助墨光。”而曹寅之幕僚张云章在《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中吟道：“天上惊传降石麟，先生谒帝戒慈辰。俶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书带小同开页细，凤毛灵运出池新。归时汤饼应召我，祖砚传看入座宾。”因此，有人认为曹氏的“祖砚”或许即红丝砚，而更有指脂砚斋的“脂砚”即红丝砚，竟似乎《石头记》的石头也就是红丝石了。一时间，附和者有之，批驳者有之，成了一段公案。此说虽然不牢靠，但是并不毁青州红丝砚之名。石本天成。为了寻鲁砚之踪，石可曾于1978年春至青州黑山红丝石洞，两次探采仅得一小块，“其质较一般红丝石稍软，紫红地灰黄刷丝纹，质嫩理润，色泽华缛而不浮艳，手拭如膏，似有游液渗透，与墨相亲，发墨如泛油，墨色相凝如漆”，感慨“无怪柳公权、欧阳修、唐彦猷、苏易简重红丝石砚，誉为诸砚之首”。砚石虽然“稀世之瑰珍”，然而仅有薄薄的矿脉。曾参与组织在1978年的北京团城鲁砚汇报展的工艺美术家姜书璞先生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见到红丝砚的踪影。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找砚书，查府志，做民间调查，想对红丝砚探个究竟……石可老师开始带人反复往返于青州黑山和临朐老崖崮，我有幸成为石老师首选的助手和学生。石先生与我等着黑山老坑及周边山坳多次采掘，因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找到理想之石，而在临朐老崖崮的寻访采掘则收获颇丰，故在1978年鲁砚赴京展览中让老崖崮红丝砚唱了主角戏。”由山东省鲁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德的带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访青州黑山，一探昔日的红丝石坑。黑山位于青州城西40里的邵庄镇，在邵庄镇与青州红丝砚协会副会长杜吉河相会后，再驱车上山。黑山又名黑龙山，海拔450米，因石黑如墨而得名，相传过去曾是佛道两家共同开发的道场。其山势东低西高，主峰向南一弯，宛如一条昂首的黑色巨龙。黑山上的石头都是标准的青石，从山脚至山腰，可踏着石阶而上。李文德告诉《艺术评论》，这并不是人工修建的阶梯，而是人们上下山常循之路、反复踩踏下暴露出来的山石。至半山老母洞再往上，就没有石阶路可走了。缘灌木掩隐的小路渐行渐上，沿途李文德也常常指出偶然见到的夹杂于青石断裂层中的红丝石苗，不时地能发现显而易见的新盗采的痕迹，总是惹李文德、杜吉河感慨不已。至山中上部，有相隔不远的三处地点就是黑山红丝石的“唐洞”、“宋洞”和“明清洞”了。如今，“唐洞”已经被保护性填埋，高不过1米的洞口以可还原的材料填充掩埋，无法一窥其中究竟，洞口之上依稀镌刻有字，而模糊不清，似“大唐中和”年号。据杜吉河介绍，继石可带队考察青州黑山红丝石，在唐宋洞上层发现有薄薄的矿脉之后，直到2012年，才又发现了“宋洞”和“明清洞”。“宋洞”即从“唐洞”在东行约70米，洞口上约1米多的地方刻有“大观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海”字样，估计为采石者所刻，洞口目前被山石土所遮盖，除去石土之后也仅容一人匍匐而入。据杜吉河介绍，洞深约20米，观察洞内砚石，主要分上下两层，以下层石质为优，下层石大约20厘米厚，从砚石花纹颜色看，大约分三种：一是淡黄色刷丝；二是淡黄色显红黄金星纹理；三是红色基调，红如鸡血，刷丝细如牛毛，但蜂窝较多应不为古人采用制砚。而就在“宋洞”边上，即是“明清洞”。目前，其局促入口也同样被土石大树遮掩，据介绍，明清洞深约16米，发现的时候其中有大量石渣，同时还出土了铁镐和明清瓷质茶碗的碎片，估计铁镐是当年石工挖石用的工具，而茶碗也同样是石工所用过的。据石可《鲁砚》记载，在黑山各处石洞历年采石所留的崖壁题刻，应当还有“大元至正二年”、“洪武二年”、“弘治士年”、“大清乾隆”、“道光二年”、“同治三年”、“光绪三十四年”、“民国十四年”等。而现代发掘的黑山红丝石坑口则有从“文革”后期开挖的“基建连坑”以及1984年青州市石雕工艺厂成立后发现并挖掘的“松林坑”等。迄今为止，“青州黑山从古到今共有新老红丝石洞40余处”，杜吉河介绍说。已故青州石雕艺人高学志曾为青州红丝石砚这一文化遗产的开发与研究作出过突出贡献，从1970年代末带领其三个儿子从事红丝石的开采、加工、研究，如今，高学志老人的孙子高东亮继承祖父遗志，先后拜刘克唐、姜书璞为师，致力于红丝石砚的开发研究，现为红丝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杜吉河则是青州红丝砚协会副会长，也是一名砚工，在黑山脚下的邵庄镇开了一家前店后坊的“古州聚宝斋”，算是砚工中生活不错的。从黑山回到青州市城区，进了按照古城风貌打造的宋城，工艺民俗的店铺鳞次栉比，或许因为并不是周末，加之暑气蒸人，街上行人寥寥。在李文德的红丝砚店铺里，他翻检资料，告诉记者：“到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战争等原因，加之资源稀少，开采难度大，红丝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2000年之后，在黑山多处发现了红丝石矿脉，因此近几年，政府主管部门对黑山作了科学规划，遵循保护生态、合理开发的原则。”说到红丝砚的历史，不能不提宋代书法家米芾，他在《砚史·用品》中记：“理密，声坚清，色青黑，白点如弹，不着墨，墨无光，好事者但置为一器可。红丝石作器甚佳，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亦渍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纹理斑石赤者，不渍墨，发墨有光，而纹大不入看。慢者经暍则色损，冻则裂，干则不可磨墨，浸经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涤，非品之善。”对于米芾牢骚满腹的评价，李文德笑说：“红丝砚石品不同，导致优劣差别很大。高品质的红丝石产量很小。米芾或许就是没有遇到好的红丝石吧。”即将离开青州之际，李文德坚持要带记者去一次青州博物馆，“哪怕就20分钟，看一眼龙兴寺佛造像”。1996年出土的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续500年间的石、玉、陶、铁、木和泥造像200余尊。观赏之际，李文德说：“每有朋友来青州，我都一定要他来看。这北魏、北齐时代的佛像，以青州的石头雕刻的，就是要比唐代用河北的石头雕刻出来的那些更有神韵。”从黑山到宋城再到青州博物馆里的龙兴寺佛造像，这次青州之行似乎就是这样在石的神韵中游走着。似是访砚，其实寻到了青州之石。山东省地质博物馆张希雨先生曾著文《鲁砚及其地质特征》专论鲁砚主要砚石石材的地质特征，首论红丝石：红丝石赋存于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第一岩段的顶部与第二岩段的接触部位。矿层厚几厘米到1米，沿走向断续延长百余米，其延深边采边探，矿层不稳定。砚石主要由方解石组成，含有铁质物和极少量的石英……铁质物参与构成弯曲，不规则的波纹状或同心圆状纹理……时隐时现变动无穷的纹理，称之“红丝”……用此岩石制砚已有千年历史。而查阅更多地质文献之后，可以发现：鲁砚的石材主要产于鲁西地块；大多都在原石形成期在地质时代上跨度较大，形成于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以古生代寒武纪居多；主要分为变质岩和沉积岩，变质岩以绢云母、绿泥石为主要矿物，另含石英，电气石等。沉积岩矿物成分以泥晶方解石为主，另含云母、长石、石英等粉砂级碎屑矿物及少量粘土矿物，石英硬度较高，作为次要矿物充填于性柔的绢云母或方解石中，使砚石柔中有刚、细中有锋，提高了研磨性能。蓬莱之岛在鲁砚的诸石材中，砣矶石可谓十分特别。张希雨在《鲁砚及其地质特征》中这么描述砣矶石：砣矶石产于长山列岛（庙岛群岛）的砣矶岛西海岸，故称砣矶砚石。砚石成分均一，质地致密，硬度3-4之间，既不吸水，亦不透水，颜色黑润，群星闪闪，宛如无月星空，又似地上雪浪滚滚，惊涛拍岸，纹彩深似龙潭秋水，碧波粼粼，映日泛光，故又称“雪浪金星砚”。而这产自砣矶岛的“雪浪金星砚”曾引乾隆皇帝赋诗一首：“驼基石刻五螭蟠，受墨何须夸马肝。设以诗中例小品，谓同岛瘦与郊寒”。乾隆喜爱书画，也爱砚，然而在常用被喻为“马肝”的端砚之余，偶尔用到了一方砣矶砚，体验了一番之后，觉得砣矶砚和端砚如同唐代的贾岛和孟郊一样，各具千秋，互有特长。如今，乾隆御用的那方砣矶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民间则很少能寻觅到砣矶砚的踪迹。为了一探这出自海岛的“雪浪金星砚”，《艺术评论》向蓬莱而行。从蓬莱搭渡轮上长岛，如今才不过45分钟。记者至长岛拜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砣矶砚传承人、今年已75岁的王守双老先生。谈及砣矶砚，王守双犹记得在童年时，长岛的渔家子弟每逢学龄，长辈便寻一块砣矶石锯作长方形，作为砚台。就地取材或许是海岛居民的习惯了，然而加以修饰便成贡品。然而，今天45分钟航程的海路，在当年便成海天之隔。王守双介绍，他幼时岛上居民鲜有常常往来蓬莱，大多数甚至终其一生未离开出生的海岛。目前在岛上所见古旧的砣矶砚，以不加修饰的为主，而少有略做整饬的，王守双估计恐怕是当年在岛上开馆授课的私塾先生约岛上匠人所制。因为交通不便，因此哪怕有负责督办贡品的官员，历朝历代流出岛外的砣矶石仍寥寥无几。然而，却因为北京故宫所藏的这方乾隆提了诗的砣矶砚，才让王守双与砣矶石结下至今36年因缘。如果要写一部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个砚种的发展历史，可能都跳不过“日本商人”，且不说端砚、歙砚最初大量供应日本市场换外汇的事了，且问与中华文化藕断丝连的日本商人在战后经济腾飞之际有放过历代砚谱所载的哪一个砚种吧，当《艺术评论》记者访黑山红丝石洞之际，也听闻在上世纪80年代有年逾古稀的日本书道人物为一观红丝石洞而坚持攀山的故事呢。在上世纪70末，也是日本商人在北京故宫看到了乾隆御提“谓同岛瘦与郊寒”的那块砣矶砚，于是多方寻找到了山东蓬莱长岛砣矶人民公社，要求订货。据王守双回忆，当时的公社领导为了完成这个既是政治又是经济的任务，遂预备成立砚雕车间。王守双当时是岛上少有的拥有高中学历的人才，那时候正做着海木匠。当年的海木匠，又称为大木匠，专指造船的木匠，在岛上非常受尊敬，收入也很高，因此王守双放弃成为学校教师或政府机关文书的机会，做着大木匠。因其善木工，因此被调进了砚雕车间。当王守双造完手头正在造的船赴砚雕车间时，已经过去了9个月，而砚雕车间也因为质量不过关，失去了日本客户，而倒闭了。面对人去楼空的景象，王守双遂利用旧址成立了长岛县工艺美术社，一方面向其他砚种学习砚雕技术，一方面寻找生存的机会。王守双的回忆文章有录：就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商机。在海岛的岸边上，到处是被风浪侵蚀的玲珑剔透的风景石，这些石头不管是纹路还是色彩，每一块都是不加雕琢的艺术品。我选了几块石料，做了几盆山水石盆景，拿到青岛花卉门市部试销，没想到第二天就售出一盆。我问营业员：“是什么人买走了盆景？”她说：“是一个中学美术老师。”我非常兴奋，这说明，我的作品，已经被他们认可。不要忘了40元钱，在当时是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后来青岛中山公园领导看了盆景后，主动找到我要求订一批货，给他们布置一个展馆。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回来后我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任务。收到货后，他们非常满意。好消息不断传来，青岛中山公园盆景馆开馆后，杭州一个大学老师到馆中参观，他把盆景照片寄到美国。他的哥哥在美国经营一个植物园，看到照片后，回信要求订购盆景。这个老师千里迢迢找到我，要求订货。从这一年起，连续五年，每年发一个集装箱到美国。每年有了这样一笔订单，经济效益很快跃居社办企业的前列。不到四年，我盖了一栋3层办公楼。在这期间，我又开发了“石画盘”、“石挂屏”等产品，销路都非常好。而且我生产的盆景在市、省及全国第一届花卉博览会上都获得很好的奖励，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异常顺利的路上，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忘记我的主业。虽然砚台的销路也在直线上升，但仍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我下决心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请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专家，征求意见，生产出一批各种风格的砚台，使各种欣赏水平的人，都能选中我的产品。不久砚台的产值不断创造新的纪录，并走出了国门，销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不久之后，王守双被调到县里的工艺美术装潢公司，不到两年又被调到长岛县科学技术开发中心担任主任。暂时告别了与砣矶砚为谋的日子。从社办工厂到县城的公务员，王守双很为人羡慕，但是他却说并不开心，一方面是错过了几次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喜爱的制砚的工作。直至2002年退休之后，王守双才重新办起了砚台厂并有了自己的展馆。王守双说：“我现在不为经济而忙碌，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砚台、盆景、书法、绘画、摄影……”然而，谈到砣矶砚的石材，王守双不无伤感。今天，从长岛再去砣矶岛，又要将近1个小时，而在整个砣矶岛，在地表能够找到的砣矶石开采点只有位于岛西侧悬崖下面的一个地方。那里距离岛民居住的村子比较远，人迹罕至，而今日因为塌方等缘故已经无从取陆路探访石坑了。夏季是长岛的旅游旺季，热闹的全然不似一座海外弹丸小岛，而岛上早已修好了路、盖满了楼，走进了现代化的情境。除了王守双的砚石展馆，也有多家专营砣矶砚或砣矶石的店面，王守双说这大多是他的徒弟或者从前的员工开的。一方面是人的学习琢磨与经营，一方面是环境的变化，砣矶砚已经不再神秘了。在王守双的工厂，《艺术评论》记者看到他带着徒弟正在制作一方新的砚台。琢石谋艺，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在“仙境”蓬莱外的海岛上，“雪浪金星砚”也被琢磨掉了神秘的面纱。仲尼之山与砣矶砚同样神秘的，还有尼山砚。张希雨在《鲁砚及其地质特征》中这么描述尼山石：尼山石为柑黄色泥质石灰岩，因产于曲阜城东南约30公里的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据了解古代开采砚石之地在尼山东北周家村前的砚石沟。尼山石的产地位于鲁西尼山穹窿构造带上……为由含生物碎屑及海绿石的石灰岩夹泥质石灰岩透镜体组成。此泥质石灰岩透镜体，即“尼山石”砚料。尼山石呈蓝灰色，风化后显上黄、姜黄、柑黄色，具微晶结构，块状构造……但暴露于地表的灰黄色尼山石不宜制砚，而深部新鲜的柑黄色尼山石方可制砚。其特色是在柑黄色石面上，呈现有褐墨色松花纹，具松花纹的为制砚之上品，近几年在尼山五老峰下发现了新的砚石原料产地，新的尼山石亦产于石灰岩的夹层中，厚约4-15厘米，柑黄石面有疏密不均的黑色松花纹，质地细腻，或其石褐黄，遍体有青黑色松花纹的砚材，为尼山砚中之佼佼者。尼山石雕刻师李春汉是这样形容尼山砚的神秘的：“尼山砚出自尼山脚下的砚石沟，因为尼山是孔子诞生地，历来为孔府视为禁地，不让外人动其中一草一木一石，所以，除了孔氏家族自己采石使用之外，仅有进贡皇室的一部分。正因其流传很少，也从未成为流通的商品，因此较少为人所知”今天，尼山及附近区域被列为保护区，草木石料同样不得擅动。李春汉在带记者访尼山之前，先来到了尼山东北的周家村。村子紧邻尼山，有几户人家的屋子几乎就要靠着围绕尼山而设的铁丝围墙了。从周家村有一扇边门能进尼山，村中老乡告诉《艺术评论》记者，因为村子里村民的墓地历来在山麓的另一边，因此每逢丧事或祭奠先人的日子，还是要打开这扇边门让村民进出。在村子里，即可望见尼山的中峰。尼山原名尼丘山，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人避孔子讳称之为尼山。尼山海拔340余米，山顶五峰连峙，惟中峰为尼丘。中峰东麓有孔子庙和尼山书院等建筑物，另有五老峰、鲁源林、智源溪、坤灵洞、观川亭、中和壑、文德林、白云洞等所谓“尼山八景”。尼山的主要建筑是“尼山孔庙”。据《阙里文献考》载：“后周显德中，以尼山为孔子发祥地，始创庙”。宋代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孔子第四十六代裔孙孔宗愿扩建尼山孔庙，增建讲堂，立学舍、置祭田。元文宗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请复尼山祠庙，朝议未允。元代复建祠庙并塑孔子像，造礼、乐器，建观川亭和尼山书院。尼山孔庙中殿亭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建。建国后又多次拨款维修。今庙围垣缭绕，环植松柏，共有院落五进，殿堂五十多间，正门名棂星门，二门名大成门。庙主体建筑为中间的大成殿，殿前有两庑各五间，殿之东、西各有掖门。过掖门，殿后有寝殿三间，祀至圣夫人木主，两庑各三间，祀孔子之子伯鱼及孙子思，但塑像及木主今皆不存。东、西两侧门连接两旁跨院。东院前为讲堂，后为土地祠，西院东侧连接毓圣侯祠，且单成一院。西侧为启圣王殿和寝殿，系供奉孔子父母处。庙内外有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石碑约十余幢。在尼山孔庙东院的讲堂后，就是砚石沟，据李春汉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这里考察时，还能捡到很多砚石碎片，现在则根本很难再于砚石沟找到砚石了。宋代文人李之彦曾在其所著的《砚谱》中记载：“鲁国孔子庙中石砚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时物也”。《兖州史志》记载有，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尼山砚开始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清代乾隆年间的《曲阜县志》则录：“尼山之石，文理精腻，质坚色黄，有疏密不匀的黑色松花纹，石面细腻，抚之生润，制作砚台、下墨利，发墨好，久用不乏，得之不易。”然而，从清末至“文革”期间，尼山砚一度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整整消失了近1个世纪。1978年，曲阜市工艺美术厂聘请曾在孔府中做过雕刻匠人的贾玉潼为厂长，重新恢复生产尼山砚。曲阜市工艺美术厂先后开发了“松花砚”、“葫芦砚”、“古琴砚”、“书简砚”、“古柏砚”、“竹节砚”、“芭蕉砚”等多个尼山砚品种，以及各种规格的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旅游小砚。李春汉则是在1986年进曲阜市工艺美术厂的，当时年仅17岁。他拜贾玉潼为师，在当时的尼山砚车间主任丁辉领导下开始雕刻尼山砚，从此就与尼山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李春汉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参加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大奖赛，以汉代画像“砖及瓦当”为主题的作品荣获“优秀奖”。之后又先后参加了“鲁砚”创制者石可主持的“孔子七十二贤碑”（现展示于曲阜孔庙西院）的复制及“孔子圣迹图”（现展示于曲阜孔庙诗礼堂）的雕刻工程，不仅雕刻技术日益精进，对儒家文化也在耳濡目染下有了更多的体会。砚石沟当时也几乎无石可取，曲阜市工艺美术厂与石可协作在尼山五老峰下找到新的石坑，产量不大，仅供尼山砚车间利用。因此，尼山砚车间的规模也不大，培养的技术力量又少。据李春汉说，同侪仅3人，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调离，此后就尼山砚车间就没有再制作。李春汉虽然离开了工艺美术厂，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尼山砚石的寻找和收集。如今，他管理着曲阜三宝艺术馆，并以此为基地开辟工作室制作尼山砚。李春汉约朋友一起走遍了整个尼山山脉，也访遍附近村庄。“也就是两三年前，我们发现了新的尼山石，就在尼山脚下的村子里。”李春汉说。谈起尼山砚的石材，李春汉认为他一直相信尼山石不会消亡，“那是因地质活动而产生的，虽然只有3到6厘米的薄薄一层，但是在尼山附近的地下全都有，只是大部分埋得很深，没办法开采利用。”在李春汉的走访中，他发现有几座村庄有丰富的可使用的尼山石材，“我发现他们都拿那石头砌院墙，有一些明显是有年头了。但是，尼山石有个特点，特别容易风化，风化了之后就没法制砚了。我最后也就是在这些村子里找到了可用的尼山石的。”砚本为石。其本质为石，其用途为文。今天哪怕鲜少有人用砚来作书写之途，其石的本质则永不会消亡，自然史与文明史在这里产生了碰撞。在李春汉看来，今天的尼山砚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离开了尼山是不成立的。就好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鲁砚的传承与经营李春汉现在除了制作尼山砚之外，还参与一些促进孔子文化研究与推广的组织。他告诉记者，他研发制作尼山砚及其系列艺术品不是以销售营利为目的，在与企业的合作办起的曲阜三宝艺术馆，主要用以展示他多年来创作的尼山砚。为了推广尼山砚，李春汉会把制作的砚台赠送书画名家，并求墨迹画作。李春汉说，他也会把尼山砚石赠送给当代有名的砚工，一般会送去两块，让砚工体验一下尼山砚石的特征，求这些制砚名家制作一方尼山砚以供三宝艺术馆展示，而砚工自己则也能留下一块。此外，李春汉还把尼山砚连同曲阜楷雕和碑帖精品一起展示出来，作为文化产品，靠着曲阜的旅游资源来传播尼山砚文化。或许，这些引入当代传播与经营观念的举措，对传统的砚台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可借鉴的方法。山东地区的砚石在1949年之后，自1970年代末由石可推动而得名，将近半个世纪至今，终于也成立了鲁砚协会，统合山东的各个砚种。山东省鲁砚协会会长执行会长傅聿胜告诉《艺术评论》记者，目前，鲁砚协会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砚文化培训，“今年举办到了第二届，请来了鲁砚和端砚的制砚大师。培训班面对各个砚种的年轻骨干，说文化、说制砚、说经营，为期近10天”。在培训班期间，也会要求鲁砚各砚种的制作者带来自己的得意作品，举办评选，傅聿胜会长也会邀请一些有经济实力与文化品位的朋友来参观评选前的陈列展示，他说：“这些朋友不一定是懂砚的，但是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手段让他们先接触鲁砚试试，他们会是鲁砚潜在的收藏者与消费者。如果这些朋友看到喜欢的砚，我也要求制砚者尽量能以成本价格转让给他们。”凡此种种，一方面统合各个砚种，形成合力以利于行业发展、经营，一方面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认识鲁砚及其背后的文化。制砚主要靠石，鲁砚之石成于洪荒的地质时代，伴随中国传统的书写文化与人文理想而兴，又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被归于亟待抢救的文化遗产。如果说，隽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一种石头的记忆，以石为砚以为研磨器而利于书写的习惯也是一种石头的记忆的话，那么今时今日，人们取硅为主要原料的电子工业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石头的记忆。——————————————————————作者简介：鲁之揅，文艺中年，手作匠人，文房器物收藏爱好者。曾以“王右中左”的笔名在公众号上创作“字体设计文章”，同时也是国民户外阅读运动发起人、“匠人读书公社”首任社长、旧石器研习所特邀观察员、砭石砚开创者、砭石文化研究者，倡导“天人合一不二”艺术理念。现居深山，读书、写字为生，作品多发在朋友圈（aidushuxuexi），敬请同好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