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五） / 开普饭

一、对《论语》认知的变化——从其第一句话开始

在认识黄中华老师之前，我是非常不愿意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主题的，因为太容易引起误会和没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争论。但是，2021年1月2日下午，我与黄中华老师算是第三次见面了，是在他家作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深谈，第一次体验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我是研究过全部科学体系所有学科的人，能让我产生这种感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认识黄中华老师之前，我的朋友种汉偶尔提到黄老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且要给我介绍时，我最初是有些担忧的。因为遇到过太多所谓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包括那些上了著名电视台演讲的很有名的学者，坦率地说，作为一个研究科学方法的人，很多内容我是难以接受的。我还是抱着尽可能从中发掘哪怕一点点有益成就的态度，持续观察一些人的研究结果，但基本上很难有让我真正满意的东西。可以说黄中华老师是第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因为他不是那种只站在中华传统文化内部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是完全站在科学的角度，用纯粹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这种研究的大师级学者。我坦率地和他讲我不一定确定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我很清楚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教育专业出身，过去一些历史学家在考察传统海洋测量结果时，如果提到从青岛到台湾有多远，按今天的精确测量距离一看，大概齐、差不太多就可以了，然后就马上“博大精深”“中华智慧”地赞叹。但他在考察这些数据时，对一些细微偏差进行了更深入的追究，发现古人的海洋距离概念并不是从出发点到本岛的距离，而是到其第一个外岛——钓鱼岛的距离。因为对于古人来说，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甚至可能九死一生的航程），能够到达第一个外岛，那是谢天谢地马上知道可以活命的事情，上岛去找个泉眼或小河沟补充淡水、生火用的柴火甚至岛上的野果、野生动物等好好补充一下。我们今天可能很难体会他们那时的心情。至于到了外岛充分补给以后，再去不太远的本岛什么地方上岸反而不重要了。他用这种方法再去验证其他古代海洋测量数据，发现都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原来以为的细微偏差为什么会出现的了。根据古时的海洋测量精度并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偏差。

至少，他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居然让我完全改变了对《论语》的原有态度。

我看过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书籍，不客气地讲，在过去对《论语》的印象是“很差”的。为什么要强调“很差”这个词，因为看典籍一般来说其水平有高有低，就算不认为很高，最次也只是感觉水平没那么高，但不论如何，毕竟那是经典，可取之处总还算是很大的。但看《论语》我不仅感觉它一无是处，甚至是有非常糟糕的印象，第一句话一看就让人大失所望。第一印象很差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后面纯粹是照顾孔子的面子勉强看完整个《论语》。只是《论语》如此之有名，中国人对它的评价如此之高，所以我也不敢对任何人明确提起对《论语》这样的负面印象。后来我读到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他说孔子的书里全是一些很浅显的世俗说教，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辨。他甚至带着讽刺挖苦的语调说为保持孔子的名声，如果他的著作没有被翻译会是更好的事情。我对黑格尔的话深有同感，他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中国内部对于《论语》的评价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一书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话：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也就是说宋朝程朱那个时代就知道世人对《论语》的评价差异到天壤之别。从什么感觉也没有，到读完了兴奋得都不知道自己在手舞足蹈的人都有。

《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篇”，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对这句话，后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解释：

孔子说：“学到的东西按时去温习和练习，不也很高兴吗？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一位有修养的君子吗？”翻译成外文时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意思去翻译的。

如果按这种解释，整个《论语》后面就没法再看下去了。这是因为：

就如此之短的一段文字，居然说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相互间什么联系也没有，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先说学习加复习是高兴的事情，然后说有朋友从很远地方来看自己是很高兴的事情，再然后总结到别人不理解你不要生气，这就是君子。这、这开篇一上来都什么跟什么？每一个当然都可以说不错，但是，学习本是很枯燥的事情，你还要高兴可能有人不理解，有朋友从很远地方来看自己很高兴这个有谁不理解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啊，能做到这个就算是君子？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要说有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三句话都是以“不亦……乎”这种格式结束。如果这样，就如同说：吃饭时加点青菜不亦悦乎，10月里秋高气爽大晴天不亦乐乎，多看点书，不亦君子乎。这要是成“论语体”，的确很可能在网上流行起来。

修修指甲不亦悦乎，上班不迟到不亦乐乎，能不被量子计算搞晕不亦教授乎。

……

这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让人怀疑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我看了都受不了，也难怪人家黑格尔看了受不了。虽然后面内容看了也有所触动，但第一感觉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心理状态很难再调整过来。很多人普遍认为“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非常有名，实话说要是这种解释我就难以理解它如此有名的原因到底何在？

再者，就算我们不去追究那么深，算是接受这句话的说法，那最多也就是让人感觉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太太送孙子去上学，对小孙子说：到学校可要听老师话啊，别和同学打架，回家时过马路千万要注意安全。这都不能说错，老人家关注孙子也就这几件事情。但孔子要是也以这种方式讲话，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那么伟大的人呢？

直到黄中华老师对这段话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作了全新的详细解释以后，我才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首先，如果看《论语》后面的文字，都不存在一段文字里去谈完全不相关的几件事情的情况。因此，对这第一句话的解释如此地前言不搭后语实在是太反常了。因此，这一段文字一定是在谈一个前后有逻辑和紧密相关的事情。如果相应的解释不能达成这一点，那个解释肯定是有问题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学”千万不要简单地理解成我们现在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数理化，孔子那时候也没有数理化一说。他是要恢复周礼，用礼乐去治国。因此，他所说的“学”是特指建立礼制，使人们遵守礼法。学而时习之是指学会了礼法并且时时刻刻遵守它，使之习惯成自然。不亦说乎？意思是“不就是通过说教、教化吗？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吗？”直到今天的营销学也是在讲：真理重复七百遍才能被人接受，而谬误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要让人形成礼的习惯，无非就是要用不断的教化去使之形成，别指望人人都能理解。他也的确就是不断在用教化的方法使人们遵守礼规。这里为什么要对“说”字作多个含义的解释？后面再讲。

通过礼法使一个国家内部有秩序，这是内政，是治理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基本策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是指外交，是共同体之间该怎么做。在共同体内部，可以有统一的礼法，可是来自远方的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不同民族，哪里能统一教化呢？怎么办？不就是乐之吗？怎么乐呢？孔子治国的工具是两大体系，一个是礼，另一个乐。前一个“说乎”的“说”，和后一个“乐乎”的“乐”都是多种含义。它们“发音相同”（流行解释的发音是不同的，后一个发音为le，按三国时何晏《论语集解》的解释发音同“洛”），这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前一个“说”的确有愉快、心悦诚服的含义，而其言字旁也有说服教化的含义。后一个“乐”有“礼乐”之乐的含义，也有“快乐”，更重要的是“使人快乐”的含义。

所以，外交之道就是用文化交流去交朋友，用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远方之朋快乐。从这里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外交策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是怎么来的了：四方朝贺，八方来贡。远方之朋一进国门，每一路段都有人接送，直到京城，美女相迎，歌舞相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进贡我一两黄金的贡品，我赏赐你十两黄金作为回礼。我们直到今天外交的睦邻友好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孔子这个套路的影子。搞外交首先是用文化交流来交朋友，也是“乐乎”的体现。搞个体育比赛（如乒乓球赛等），办个两国画家的画展，双方歌舞团、乐团你来我往搞个晚会。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说自己“不也是很高兴”吗？不是，是要让对方高兴。不是自己“乐”，而是“乐之”。陪吃陪喝那么多，还要成倍地、甚至成数量级地回礼，高兴个鬼。今天我们的留学生政策给了外国留学生大量的优惠，真的是“有朋自远方来留学，不亦乐乎”也就是：有远方的国外学生来留学，不就是用大量优惠政策去吸引他们吗？住得比中国学生更好，补贴比中国学生更多，中国人高兴吗？怎么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骂。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是傻嘛。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这种外交传统颇有微词。但是，中国无论是过去农业社会还是已经成功工业化的现在，主要是一个依靠自己本土生产能力获得生活资源的社会。自己没有的资源，也是通过自己生产做贸易从国外购买获得。因此，只要边疆稳定，别闹事，本国人民就可安居乐业，百业兴旺，付出点“乐乎”的成本也是极为划算的。今天我们当然也不完全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乐乎”，而是讲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远方来的不一定是朋友，也可能是豺狼，那就不能乐乎，而是要猎枪伺候。不是财狼也可能是白眼狼，那也不能无止尽地再“乐乎”了。综合起来这句话就是这样：

礼的教化所有人都能理解吗？不能。能说一遍人们就能理解和接受吗？不能，学习礼法就只能通过反复地说教，别管你理解不理解。通过反复练习，达到时刻遵守。国外的人来了你还能去说教，去教化吗？不能，那就只能用“乐”来应对。所以别人理解不了你，那也没什么可生气的，这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和协助领导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必备的心理素质。

无论对这一策略好坏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得通前后一致的逻辑是什么，并且从中可品味出其语言表达的艺术性。

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学而”这一篇最后一段话也重复了这一观点：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就别指望别人来理解你，你只要操心能不能理解清楚别人就行了。《论语》里还有一些地方重复了这一看法。

有人说儒家是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变得没有独立人格，看完这段解释后还会这么认为吗？

黄中华老师把这一段定义为治理天下要针对“共同体之内，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之上”的三个维度最基本策略的阐释。事实上，这也是论语建立治国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

北宋政治家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直到现在也常被人提起。原来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它凭什么能治天下。第一句这么一解释是不是就开始有点感觉了？

孔子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原来我怎么都无法理解给他那么高的定位原因何在。尤其按原来的解释去看《论语》更无法理解。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定会是一眼看穿人性，张口说清人生，开篇讲透社会的人。从以上解释来理解，整个《论语》的格局和定位是不是马上就完全不同，并且符合孔子本来应有的定位了？

以这个治国体系来看美国，可以发现他与孔子的体系完全是反着来干的。美国人的思维是“法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盟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必怒而伐之，不亦美帝乎？” 这就是说：内政要按法律行事，让选民选我当总统，不就是要无底限地讨好利益集团和选民，让他们高兴快乐愉悦吗？盟友来了，不就是要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大道理去说教、去忽悠吗？有谁敢不顺从我的，必怒而经济制裁、起兵讨伐，这不就是当美帝的套路吗？孔子的策略未必完全正确，可是你老美完全和孔子反过来搞，这个恐怕也不行。

二、全书的一致性问题

如果看整个《论语》后面所有“子曰”的内容，孔子说话的习惯语气一直都是比较严肃，甚至出语很重的。例如“八佾篇”里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说孔子谈到季孙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一佾为8人，八佾有64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都狠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狠心做出来呢？按孔子的理解，这是大逆不道的死罪。成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从这句话来的。不就多几个跳舞的人吗？至于成这样？那不成，多少人跳舞也是有规制的，超过了就是僭越。天子才可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孙氏算是大夫级别，只能用四佾，僭越得太多了。所以孔子才说这种事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因此，第一段里的三个“不亦”，其口气是“不也就是”“无非就是”。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意思是对待远方他国的来宾（而不是指老家的故友，也不是经学家包咸所解释的“同门为朋”），无非就是用诗乐文化交流、用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高兴吗？你还指望他理解你？你要用自己的礼法，自己的宗教理念对他要求，立马就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直到今天国际关系不也这样，只能求大同存小异，所以说“君子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能这样才好建得起来。这么理解才符合孔子说话的语气。如果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解成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那不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吗？这么白开水、平淡无味的说法，那完全不是孔子说话的风格。

不仅第一句内部应该有一致的逻辑性，整个“学而”这一篇谈得是什么也应当有一定的主题和相关性。看过整个“学而”这一篇之后明显可看出，它就是谈治国、治家的。如孝与忠的关系，怎么治理千乘之国等。

当解除掉对《论语》原有的心理障碍后，再回过头来读《论语》，发现一切都完全不同了。无论《论语》这本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哪些瑕疵，至少可以从中看清一个治国安邦社会学庞大体系的宏伟框架。黄中华老师已经将《论语》更系统的框架体系进行了系统和精确的解析。我急切建议黄中华老师将整套对《论语》的研究集结整理，以某种方式面世，他的确正在做这个工作。因此，我这篇文章算是为他的惊世之作的面世打个前站。如果说今天我们应该讲好中国故事，真正建立文化自信，黄中华老师是我遇到极为罕见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学者。

三、关于《论语》

《论语》并不是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本人亲自创作，而是他死后其弟子有子（前518年—？）、曾子（前505年－前435年）的门徒，主要有仲弓（前531年—？）、子游（前506年-前443年）、子夏（前 507年-前 400年）、子贡（前520年－前456年）等，甚至包括他们的弟子等后人不断汇集成书的。尽管在具体作者人员上说法有细节差异，但这本书肯定是很多人共同完成无异，是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传世过程中最初就有三个稍有差异的版本，《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从孔子旧居的夹壁里发现的古本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古论语》是用蝌蚪文写的，它并不是另外一种文字，而是一种字体。其书写头粗尾细，看起来像蝌蚪，故名蝌蚪文。蝌蚪文是汉代才出现的，在秦代并没有，更不用说战国时期。蝌蚪文字体在唐代以后就很少人再使用。因此，在当时就像考古一样被发现的《古论语》，也应该是汉初由人书写并藏到孔子旧居夹壁中。这批文献被发现时蝌蚪文字体很少人能认识，是由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解释的。

这三个版本略有差异，主要是《齐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与《鲁论语》基本相同，只是《古论语》把“尧曰”里“子张”分离出来独立成篇，所以虽然是二十一篇，其实与《鲁论语》的二十篇重合度极高。其他篇里基本相同，细节文字上稍有差异，另外篇次上也有些差异。

后来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前5年）将《齐论语》与《鲁论语》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张侯论》版本，这个应该是一个较完整的版本了。因为张禹当时的地位极高，所以后来就统一成了这个版本，原来的老版本逐渐失传了，只在一些人的注解里提到过它们的差异。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五千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由此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张禹修订了《论语》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张禹这个人，在汉代就有争议，甚至认为他在论语中加入了自己的东西。这就让论语的版本内容更加扑朔迷离。不过，对这个也不必过度夸大，因为当年三个版本都在，因此张禹能做文章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至少在学而篇里，几个版本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这些《论语》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变故对本文的讨论不会有太大影响。不过，从这个历史中可以看出，编写《论语》的年代如果以孔子去世后（前479年），到几个主要作者全部去世的时间点（前400年），大致可把成书的时间判定在这个时间段里。这本著作完全没有得到孔子本人的任何校勘，那么是不是真能准确表达孔子本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无法有确切依据了。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整理《古论语》时间相距成书时间至少200年以上。

到张禹形成统一的版本，距离成书时间至少过去了约400年以上，相当于我们今天去研究明神宗万历年间的一本著作。对《论语》开始有越来越多人研究和注释，主要可追溯到郑玄（127年－200年）依据《张侯论》，并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为《论语》作注，这是《论语》的第二次改定本。这时距离孔子去世的年代已经是600年了。不过，后来郑玄作注的《论语》相当多的部分失传，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基本是《张侯论》。

对《论语》研究和注释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四个：

三国时魏国的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集大成。它主要是对一些有争议的文字含义，发音等进行注释；

梁朝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研究成就；

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两宋时期理学家对《论语》研究的集大成；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它是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一个对《论语》文字和发音等注解的系统性研究。后来的研究在这方面基本是以它为基础的。何晏（？－249年）在这个注解里主要引用和集成了此前主要的经学家有：

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

包咸（6年－65年）

王肃（195年－256年）

马融（79年－166年）

周氏（不可考）

郑玄（127年－200年）

陈群（？－237年2月7日）

周生烈（生卒年不可考）

以上与第一句话的注解有关的主要有包、王、马三人。从以上相关人员的生卒年基本可看出，他们进行《论语》研究最早也与成书有300年以上的时间差。

集体创作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其内容必须得到所有人认可，至少不坚决反对才可能保留下来。所以，集体创作的内容会偏向于磨去太过突出的棱角，各方面都得体现出“政治正确”。有太多后人解释的时候，会再来一次磨去剩下棱角的过程。

这个中间发生的重大社会环境变化，会对人们的理解产生极大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在孔子的年代，尤其是他形成《论语》书中观点的年代，是处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欧洲，国家林立，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太大。这个产生的影响会是什么？会对“有朋自远方来”的理解产生根本性差异的影响。在孔子那个年代，如果强调有朋自“远方来”，十有八九就是另一个国家了。到了汉代，中国已经统一，很远地方的朋友也还是汉朝土地上的。因此，战国时期的“有朋自远方来”，就得理解成汉朝的“有朋自天边来”。天边来的朋友怎么会只理解成“包曰。同门曰朋”（何晏《论语集解》，此处的“包”是指包咸）呢？

另外，孔子产生他的思想的时候，《论语》都还没成书，更谈不上成为经典。接受他思想的人还非常少，更多人是不理解甚至对他讽刺挖苦。这是为什么他一再说别指望别人理解，要反过来理解别人的原因。这对理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重大的影响。很显然，他那个时候，面对世人的不理解，不断给他的弟子打气鼓励，“要让全社会人员学习并时刻遵守礼制，不要指望人们理解，就是要靠不断地教化来实现”是更为合理的解释。而到了汉代及以后，《论语》已经成书，并且作为权威的经典，儒家思想和理论已经占统治地位。此时人们的心态就会完全不同。

四、科学的分析

进行了以上分析，可能人们还是难以做出判断。是否这只是一种各人自己的理解，各说各话，或“只是一家之言”呢？为了避免变成个人喜好的判断，我们来寻求一个比较科学的解决方法。因为《论语》不是由孔子勘定的著作，所以已经无法有最权威的判决了。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可以找到真正科学的解决方法的。

首先我们认为，第一段话在文字上被人篡改可能性极小。这个记录虽然没有经过孔子本人的校勘，但是第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的确是非常有名，并且是孔子在世时说得比较多的。其学生记录得也比较多，用什么字来书写也很可能是孔子看到过，并认同的。在传世过程中，发音可能不容易确认，但文字的书写比较容易确认。因此，第一个“不亦说乎”使用“说”字，而不使用“悦”字，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并不是书写差错，而的确是孔子本人就采用这个字。但这就引起我们一个疑问：如果孔子真是想表达愉悦的含义，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悦”字，而很奇怪地要使用“说”字呢？

前一个“不亦说乎”中的“说”和后一个“不亦乐乎”中的“乐”，正好都是多音多义字，这正是造成多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是难事，无非就是“说”和“乐”两个变量，也就是一个数学上的“组合”问题，它的所有可能性就是两个变量可能性的乘积。我们可以把所有发音和语义的可能性空间用一个很简单的表格工具全都列出来，这样比较容易评判看哪个解释更合理了。我们不搞社会科学领域经常说的“一家之言”，要研究就用纯数学方法把所有可能性完备地全研究完。

以上从纯理论上说，以发音和含义来进行区别，“说”有2种可能性，“乐”有3种可能性。所以，如果独立来看，只有可能形成2乘3等于6种解释组合，这也就是一个简单之极的数学问题。其中2， 4两种解释显然说不通。2没有那么明显的错误，但读起来也很别扭。1， 5，6三种解释都有合理性，5与6的解释基本一致，只是发音有差异。但如果加上最后一句“人不知而不愠”，很显然，解释5、6跟最后一句是语义上高度一致的。如果采用流行的解释1，会存在语义和逻辑前后完全不一致的致命难题。

五、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误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是不是问题就全解决了？不是，反而引发另一个问题：怎么会对《论语》产生那么大的理解偏差呢？是不是时间过去很久了，人们理解多了，自然就产生较多偏差呢？不是这样。如果作一下比较就可看出显著的差异。《孙子兵法》是另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本著作，不仅看过，甚至看过大量不同现代作者注释的版本，可以大段地背下原文中的篇章。相对来说，大家对这本著作的理解一致性非常高，基本没有明显的偏差。甚至有一个特别的案例，我发现不同版本里对原文的恢复有一个地方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就是《形篇》（也有称《军形篇》）里的一句：“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的版本里是反过来“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但就算考证的原文说法相反，不同版本里的含义解释却是一致的。前一个意思是“采用防守的策略是因为兵力不足，采用进攻的策略是因为兵力有富余”。后一个解释是“相同的兵力用于防守可能实力有富余，用于进攻却可能实力不够”。《孙子兵法》翻译到国外后，其他国家的人理解起来评价也都是大体一致的。拿破仑就是看过《孙子兵法》之后对中华传统文化顿生敬畏，提醒欧洲人别以为中国当时显得很落后就产生错觉，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如果惹醒了会让整个地球颤抖的。这完全不是黑格尔读完《论语》之后产生的鄙视判断。《孙子兵法》完全为作者本人且为单个作者所作，无论好坏对错，其思想、逻辑和含义比较容易统一。其他人产生理解偏差的难度比较大。

问题显然不是《论语》所记载的原始思想本身不够有智慧，而是中国人自己对《论语》的理解产生了重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中华文化中有太多语言艺术占主导的成份。这种语言艺术常常把俗语、成语或经典文章里的语句通过近似发音的其他字词替代，或直接对原文进行别解，从而形成不同的，甚至相反含义的理解。这种语言艺术在今天也时常大量出现。远的不说，就说2021年元旦人们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贺词，“实鼠不疫牛转钱坤”。它的习惯用语原文是“实属不易”，“扭转乾坤”。2020年的鼠年，2021年是牛年。中国人，尤其文人们特别喜欢搞这种语言文字艺术，如果能这么稍变一下把含义完全搞反，那就更显艺术了。例如“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与“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小姐”一词原来是高贵人家未婚女子的含义，现在却被搞成有伤风化的完全相反含义。

《论语》第一句话本身就带有一个字从发音和含义上可作多种理解，而多种理解都很贴切的语言艺术在里面。前面我们用组合方法穷尽所有解释的可能性时，并不一定穷尽了所有数学上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个分析有一个潜藏的前提性假假，就是认为不同组合的可能性解释是“互斥的”，就是假设只允许其中一个解释存在。但如果它们不是互斥的，而是通过语言艺术就是造成多重解释同时存在呢？我个人认为，孔子讲这句话时本身就是故意采用多音多义字“说”和“乐”，1、5、6三个含义和解释全都有，这样才显得语言上很艺术。他经常这么说的时候应该会意识到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同语音和语义的理解。而且，前后两字都发相同的音yue，念起来也更有韵味。这也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这么念的原因，的确更顺口。这也是为什么程子说有些人读《论语》时会兴奋到不知自己已经手舞足蹈的地步，实在是太妙了。但这些高人就喜欢“看破不说破”，继续让其他人猜去。

孔子是说要让人形成礼制的习惯必须进行教化，这有些太直白了。就如同说你把我们的产品技术特点解释得再明白客户也听不懂，索性就去用广告反复忽悠得了。要这么说，道貌岸然的经学家们显然是受不了的。对待他国的来宾，别指望能教化他们，只能以乐待之，让他人高兴来应对，这也把话说得太直白了。所以到《论语》成为被全社会推崇的经典时，为统治者服务的经学家们只接受比较冠冕堂皇的解释1，而把其他内含去掉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么一弄，就造成一个显然无法解释的难题，三句话相互之间就没任何联系了，变成了前言不搭后语的三句话。

前面所说的语言艺术要成为一种艺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知道两种或多种解释同时存在。如果时间太长，其中一个解释已经无人知道，那么就不再成为艺术，而很可能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了。我们建国后有一句口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中国远远比西方社会更快速地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有年春晚一个小品把这句话说成“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稍作处理，意思就完全相反。只有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人们才会感觉很幽默。但是设想一下，经过上百年后，人们居然把前面一句口号完全忘了，然后一帮文人一本正经地这样来写历史：百年前的新中国提出“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让中国快速实现了男女平等。你明明听起来感觉完全不对味儿，但被“中华文明语言文化博大精深”这个云山雾罩的挡板给罩住，不仅什么都看不清，即使再明显的错误也什么都不敢说了。那不是“博大精深”，而是“到处是坑”，“水浑潭深”。

逻辑最基本三大规律之一的“同一律”，是说“A就是A”。这个表面看起来简直就是废话，但它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同一律，语言概念就会在传递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那就无法准确地传递思想和信息。

何晏在作《论语集解》时，之所以要对“说”和“乐”两字进行特别的注解，显然在当时已经有人对此作了不同的解释，甚至已经发现了本文前面所说的解释5和6。但在他只选择了解释1之后，经过很长时间，人们就不再注意到还有其他解释，即使明显变成莫名其妙的一段话，但慑于《论语》的名声，谁都不敢去指出这种问题所在。

以上看法，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支持：就是这段话里的“不亦乐乎”后来逐步变成一个成语，并且其含义也是很“语言艺术”，与“不也很快乐”的含义有些相反。“无非就是用音乐，款待让远方的客人高兴”，这话里的确就暗含了为让别人高兴有点勉强，很辛苦地“付出努力”的意思。成语的“不亦乐乎”（其中“乐”字的发音为“le”）意思是“极度、非常、淋漓尽致”，但往往是相对负面事情上的淋漓尽致，而不是自己高兴。如“骂得不亦乐乎”，“忙得个不亦乐乎”等。让远方客人高兴，自己当然忙得个不亦乐乎了，哪儿还会“不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吗？”

因此，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必须用纯粹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而不仅仅是讲个故事。我在研究《孙子兵法》的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必须达到完全公理化和用数学公式去严格推导的程度。研究《论语》和其他传统文化，至少也得用严格的测量数据和逻辑，否则就只能产生一些神叨叨的结果。那些神叨叨地夸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他们真的是看懂什么了？还是......

中国如何领导世界系列：

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一）——以太阳能为引爆点的西部大开发

以太阳能再造一个中国大战略的补充

什么是科学？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1

马斯克搬家能说明硅谷创新能力不行了吗？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2

如何赢得对美的无界战？中国如何领导世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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