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真的只是一个暴君吗？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十二）
前几天拜读了徐宏老师的《大都无城》，期间一段文字让我很是感兴趣：“夏商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组成。”由于相关的上下文内容较多，而且其间有众多相互论证和引用他人观点的，就不做详尽说明了。从这一点上看，徐老师是认为在西周时期，尤其是早期，很有可能在国都的建设上，并没有后世广泛认为的都城建制，以及城郭、大城墙存在的，那么，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了，为什么现今在西安的“丰镐遗址”内，并没有发现古城墙的痕迹。个人觉得，由于“丰镐”本身就是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营建的“周都”，而且主要是作为行政和军事意义设置的，所以，没有“外郭”的建设，也是能够说得通的。具体相关的看法，我在这一系列中前几篇文章里也都有所提及个人的观点，只是由徐老师书引发的一些小感触，索性就写在文前了。
在上篇文章中，我以个人的观点聊了一下周懿王迁都。具体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那自然是众说纷纭。接下来，我想好好聊一下西周的又一位极具争议的，被后世谥号“周厉王”的姬胡！关于这个“周厉王”，是周懿王之子，后世谥号“周夷王”的姬燮（xie）的儿子，也就是周懿王的嫡孙。虽说夷王身上也有不少著名的典故，比如“烹杀齐哀公”，但与本系列文章中的主体关联并不大，只好忍痛恩爱了。我查阅了一些与周厉王相关的史籍内容，看得出来史书上向来对于他不怎么客气，而同样依据《谥法》来看：“杀戮无辜曰厉”，可见“姬胡”在人们心目中的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那就是“暴君”！
《资治通鉴》首卷《周纪》中言：“呜呼！幽、历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上陵下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以司马光的观点上看，周王朝的衰败，就是从周厉王和周幽王这一对爷孙君王所致。那么，具体这“幽、历”两代都做了什么？以我个人的观点，尽管《资治通鉴》中把这两位并在一起，同时后世还给了姬胡一个“历”的谥号，但是周厉王与周幽王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位君王，周厉王远不像人们以往认为的那么简单！
当然要先与本文系列的主题相扣，在一些史记记载和资料的查阅中，是依旧有说在周夷王当政期间，国都仍然在其父所“迁槐里”的。而在周厉王时期，已经很明确的是，当时的周王朝都城仍旧是“丰镐”和“成周”雒邑。至于是什么时候迁回“丰镐”的，在上篇文章中我也有过自己的观点，有可能的是，本身就没有什么真正行政意义上的迁都一说，由于周孝王位居“丰镐”，并且是实际的权力掌控者，至于都城在哪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从“孝”字可见，后世对于姬辟方的评价颇好，所以......作为夷王之子，周厉王居“丰镐”也是顺理成章了。
经历了几代“不靠谱”的先王折腾，周厉王继任之时，面临的是一个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确实，在几乎所有的史料中，都很少会记载到更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即便有，也必然是前缀上由于某位君王“无道无德”。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国家向来是官修历史，私修即是是违法，就算真的修成，那也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偷偷藏起来，另一个就是主动贡献给国家！如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既然是以官修历史为主，那么，我们看到的史书中，大多数记载的也都是国家层面上的历史，真正社会基层发生了什么，反而后世对其知之甚少。那么，我觉得就应该从这一方面聊一下。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的战争成本都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原王朝一直在占有经济、科技、人口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消除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对于国家威胁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以编年史看，从昭王起，周王朝就一直处于一个连年征战的局面。以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的成书时间上推算，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起码是在东周时期，最早的编年体《左传》，也已经到了春秋末年。这些史书与西周都相距较长的时间，所以，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民间历史并没有相应的记载。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周王朝在这一时间段风光的开疆拓土，却并不知道，在与此同时，国家基础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综合国力”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具体的实例我觉得就不用一一举出，单就我们大家的一些常识性的认知，连年征战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几千年来，极端案例数不胜数。
更别说，自穆王起，周王朝连续不断地对外扩张，已经使得周边的众多附属国与诸侯国心存芥蒂，周王室对于除“宗周”和“成周”两都及周边京畿范围内之外的控制力，已经持续下降了几十年了！而且大家伙别忘了，仅在两世之前，周王朝还经历了叔继侄位，又还位于侄孙的王位诡异继承！这种完全可以编成一部精彩历史悬疑小说的剧情，从中很容易就能感受得到，此时周王室贵族内部是何等情形。这更使得整个周王朝的大部分疆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而周厉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王室权利争夺的风暴眼“丰镐”继位的！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在史书上记载，周厉王出生之时“天降巨雹，牛马皆死，江汉洪波，百里无人”。这当然是后世对于一个被谥作“厉”的君王一种管用的手段，基本和什么天生异象，梦中遇龙遇虎的区别不大，听听算一遍。然而，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为数不多被打上“暴君”烙印的君王，我们确实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以至于让后世对于他的评价会如此的“偏激”！
我想先来聊一个发生在周厉王时期的一件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国人暴动”。这个名称应该是大家在中学中都已经学过，我是记得，在当时上学的时候，历史老师教的把“国人暴动”解释为首都人民的反抗起义。也就是说，为了推翻暴政，在首都的人民奋起反抗，把暴君周厉王给赶出了“丰镐”！那么，我们先聊一下何为“国人”。当然了，这个称谓与现在“国人”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所指的，广泛被认为即在周时期乃至春秋，居住在国都城内的人被叫做“国人”，而相对应居住在国都之外的人，都被称为“野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在周厉王时期，除了“丰镐”和“雒邑”城内的，都应该被称作野人了。然而，除了这“双都”之外，一些大的、近的、有血缘宗亲的诸侯国，如“郑”、“蓟”、“齐”、“鲁”等国的都邑内的居民也都是被称作“国人”的。
关于“国人暴动”的原因，在《史记·周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 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 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 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怎么理解呢？用最简单的说法吧，那就厉王推行暴政，引得“国人”怨声载道，然而厉王非但没有收敛，反倒派出特务机构监听监视民众，让百姓们敢怒不敢言。身为重臣的“召公”屡次劝谏仍然无效，最终引发了“国人暴动”，将周厉王赶出了都城“丰镐”。此时的“召公”，是当年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周召公“姬奭”的十六世孙，封地依旧是当初的蓟地。看来这个传承还是很厉害的。从最终的结果看，作为周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周厉王，是被“老百姓”给“民变”推翻的，这样的话，岂不是和现在的“民选政府”相同了？其实，或许并非如此。在查阅了一些各类观点的资料之后，以我个人的主观看法形成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国人暴动”，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的呼声，而是一场由周王室老贵族为了阻止周厉王改革旧制而有预谋，有组织的，以煽动和率领国都内部分贵族属民发起的一场宫廷政变！
在太史公的《史记》中，因为绝大多数的君王“记”中，都是其生平，而到了周厉王，却有一大半的篇幅都是别人对于厉王的劝谏，而且，最终的结果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王不听！”要了解周厉王为什么“不听”，还要从另一个侧面先要搞清楚大臣们劝谏的内容是什么了。“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 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 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文中出现了一个似乎是属于现代才有的词汇，那就是“专利”。当然了，这里的专利和发明创造无关，而是指将原有无主的，或者没有明确归属的区域，如疆域内的山林川泽归于“国有”，由国家“专享其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的直属地通常只包括已经被开垦过的农耕地，而其他未经开垦的区域，一般会作为诸侯封地或者干脆闲置在那里。所以，有大量的这类地方，实际上就成了就近所居的王室与诸侯的领地。周厉王在位时，由于长年开疆扩土的战争和与少数民族连年的作战，国家的经济资源与财政收入已经渐见枯竭，原有被看不上的山林川泽的资源，则成为了经济资源迅速恢复的绝佳地点，于是，周厉王任用了被称作“小人”的荣国第六代君王“荣夷公”，在以国都“丰镐”为中心的王畿区域率先推行了“专利”政策，将此类地方全部收归王有，从而起到恢复经济，增强国力的目的。而这种行为，自然是触碰到了原油对这些“无主地”行使着实际管辖权的利益既得者的反对，于是，在那些贵族势力的操控下，所谓的“国人”，实际上也就是在“丰镐”城内常住居民被煽动的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平民暴动”。
然而，如果现在看起来，以我的观点就是，周厉王任用“荣夷公”推行的“专利”，是完全有理由将其认为是一次有明确针对性的，而且有明显成效，但未能真正完成的经济改革。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下，500年之后的秦始皇废诸侯大一统，全国土地归与国有，以及900年后曹操推行“屯田制”的基础，不也是类似的政策吗？都对于国家的经济起到了非常好的恢复作用。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周厉王不用说和这两位相提并论，即便是和他的几位出色先王相较，无论是能力还是威望都差了一大截。所以，他所推行的“专利”政策，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最终被迫停止，以至于自己都被“国人”驱逐出了国都“丰镐”，于是，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民众赶下台的君王！然而同时，我还认为，就周厉王所推行的这项政策来看，以我个人不成熟的观点看，就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层面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他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可仔细想想，但凡伤筋动骨，改变原有构架的经济、社会改革，又有那一次是平和而顺利的？300年后，同样是位于山西的秦商鞅变法，随大大增强了秦国力，然而最后，却也是落得个“车裂”的下场，感叹呀！
关于经济改革的东西，当然只是我的观点，其中很多东西我也查阅了一些相应的具有专业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来参看，可惜个人水平有些，也不敢断章取义的引用了。而对与周厉王是否是一个“暴君”，似乎早已经有定论。这次“专利”的推行，似乎就是后面一系列“暴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弥谤”。“弥谤”就是是不允许人们说周厉王的坏话，其实也就是不允许人质疑改革的合理性，一旦发现就要遭受极其严厉的惩罚。这个似乎已经成为后世判定君王是否是“暴君”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了。关于周厉王，可写的东西还有很多了。而且，可以说，就本系列文章的主题而言，恐怕周厉王是为数不多与“丰镐”和“雒邑”都有着非常密切关联的一代周王。而且，关于周厉王，我觉得还有挺多值得多聊的，接下来，继续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