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宋元明时期的印谱发展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古代印谱经过宋元明三代的漫长发展，在晚明时期形成了第一座高峰。秉承晚明印谱成熟阶段而进入清代，随着清代篆刻艺术发展走向纵深，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复兴，晚明以来的集古印谱与创作印谱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在近代臻至新的高峰。

宋代集古印谱的成型

宋代是历史上在清代之前的第一个金石学高潮，也是历史上雕版印刷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给了印谱发展以积极的支撑。

两宋金石学发展，总体线脉是先官办、后士修，再官办、再士修。总括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初至嘉祐的一百年间，以欧阳修《金石录》成书为标志，完成了金石学的构建。

第二阶段，北宋中后期的六七十年间，是金石学发展的兴盛时期，所出研宄成果最为集中。

第三阶段，南宋时期，主要分布于北方的金石器物为金人所占，流散到南方的金石学者无法涉足。是以南宋学者的研宄方向，更多转向石刻资料和字书。在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中，图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赖以雕板印刷术而广为传播。

印章本属于古器物之一种，研究古代印章亦本属于金石学的一个分支，在流传至今的宋代金石图谱如在王俅《啸堂集古录》中，我们尚能看到古印章的收入。久之，金石古器物图谱中的印谱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集古印谱。与宋代金石学各阶段发展相对应，印谱的成果也反映出来。

印谱发展至宋代，得益于金石学之沾溉，与金石学发展息息相关。宋代印谱演进之学术依据与基础，说其主要来自金石之学，未尝不可，然亦不止于此。分述如下几项：

第一，宋代金石学是集古印谱学术成果的依据。

宋代印谱在金石学及其他诸学兴起的大背景下快速成长，使古印章研宄能以金石学学术为依据，取得了与之相匹配的成果。

在金石研宄的潮流中，宋代出现了一批研宄古印的代表人物，而他们的成果正体现于集古印谱。首先，官府蒐集编制古印图谱当在北宋末年，黄伯思《博古图说》收印17品245方。其时编有图谱为《博古图》重修本收载；南宋官修《宝章集古》应为大型图录，其中有集古印谱二编在宋元之际散出。

金石之学涉及面广且需要一定的古器物收藏量，一般文士不能涉足，治学金石的学者大多家学渊源，而集古印谱编纂者则很少。见于著录的私家所编印谱，有北宋杨克一《图书谱》，成书于哲宗元祐初，后世无传；南宋时期王俅《啸堂集古录》收印37方，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二卷，颜叔夏《古印谱》二卷，已佚；姜夔《集古印谱》二卷，已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杨克一《图书谱》和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这些印谱一方面是依托金石学的产物，对于古印章收集、分类、考证、辨伪和勾摹的成果，又反过来丰富了金石学的内涵。

第二，从金石古器物图谱到印章图谱的独立。

印谱史上早期印谱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其形态之变化起落是正常的事。其初始状态可能模糊，但至宋代如北宋杨克一《图书谱》和南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则宣告了印谱样式已从金石古器物图谱中独立出来。

宋代的集古印谱，已渐离了唐代玺谱与从属于书画鉴定印图之著录的功能，开始注意到汉晋印章的审美内涵，尽管其显现尚微，但走向艺术化之路是必然的

第三，基本明确了印谱的功用和发展方向。

印谱是印章的载体，其基本功能有两点，一是作为著录、研宄的底本，这是学术研宄与印学发展的基础；二是作为鉴赏、学习的范本，这是提高审美与篆刻艺术发展的基础。早在北宋杨克一《图书谱》的古玺印考释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文人艺术审美的成分。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将金石研宄方法借鉴过来，使古代官印制度研宄渐臻完善，这是印学之于金石学研宄的后起性所决定的。

王厚之的古玺印考证方法为后世仿效，其汉晋印章“敦古观”也具有艺术审美的色彩。《汉晋印章图谱》还作为可见的宋代印谱，其版式和内部印、文的处理结构，皆为后世所继承。可以说王厚之及其《汉晋印章图谱》，虽主要是属于金石学研宄的范畴，但为中国印谱向艺术方向转化作好了铺垫。

第四，古玺印研宄方法基本完备。

关于古玺印研宄，学者认为：明朝以后，收藏古印，研究古印，学习古印的篆刻艺术渐成风气，以至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一一古印学。古玺印鉴定就是古印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玺印鉴定就是对遗存至今数以万计的古玺印的时代和真伪进行鉴定的一门学问。

总之，宋代集古印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明清以来印谱的发展，正赖于宋人打下的基础。

元代集古印谱的艺术转向

元代的集古印谱承接宋代集古印谱的势头，在体例、编辑方式、考证古印等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但与宋代集古印谱相比，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集古印谱中转向对艺术审美的认知，即虽然从传统习惯上元代继承了宋代集古印谱的基本形式，但元人编辑集古印谱已不再主要是为了整理金石古器物图谱，而是偏向以艺术的眼光对古代印章的审美选择。

这反映于“印宗汉魏”质朴印风的提倡，元代文人士大夫的集古印谱俨然成为他们设计印稿的典范，并导致元代文人用印的仿汉热潮出现。所以元代的集古印谱在推动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赵孟頫《印史》与其汉印审美观的确立

在赵孟頫的复古思想体系中，“印宗汉魏”审美观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他“贵有古意”、“高踵魏晋、必守典则”等艺术主张的整体观照，是其复古思想的一部分。赵氏于诗文之复古多在抑宋宗唐，于画追崇唐人，书法则借径思陵以入魏晋，印章以“古雅”为旨归提出“印宗汉魏”审美观。与南宋诸家或与艺术史上的其他家不同，赵孟頫“借古开今”的理论与其艺术实践是高度统一的。

就印谱本身而言，赵孟頫集古印谱一一《印史》中体现的审美观，既是他艺文复古思想链中的一环，更以其登高一呼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元人编辑集古印谱的基本理念之一。就其在篆刻艺术发生发展史中的意义而言，他的印宗汉魏审美观的提出，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夫用印流俗现象，影响了元代印章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古代印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影响了元明清乃至今天的篆刻艺术发展。

2.崇汉观的落实：吾衍《古印式》与其《学古编》

与赵孟頫同样给予元及后世文人篆刻艺术以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吾衍。如果说赵孟頫及其《印史》，是从印学史观的立场对“近世”文人用印进行批评，并提出了“印宗汉魏”审美观，那么，与之呼应的吾衍，则更多是在印章本体论及篆印方法论上实践着这一复古思想。

吾衍18岁时随父徙钱塘，后寓生花坊开馆收徒，从游者数十百人。吾衍追崇以汉印为旨归的审美观，集中表述在他的印学著作《学古编》中。《学古编》既是篆刻史上所能见到的第一部印学名著，也是一部吾衍授徒的篆印教学用书。

从印谱史的角度观察，我们可窥见，在吾衍的印章艺术实践和授徒教学中，印谱已从最初的金石学考证内涵中拓展而出，集古印谱中可提炼出“宗汉审美观”和汉印形式规律，集古印谱可用作篆印临习的范本，这是宋人未能做到的，而元初在赵、吾的努力下，集古印谱有了新的艺术的内涵。

3.赵、吾影响下的元代中后期印谱

赵、吾意气相投，他们一致的印章宗汉审美观在朝野上下默契配合，元代文人白文用汉白文印、朱文用元朱文印的两大格局由此定型。二人的印学思想及所作集古印谱《印史》与《古印式》影响深远。随着吾衍、赵孟頫在元中叶相继过世，新生代接过了赵、吾印章宗汉审美观的旗帜，并将这种观念融入他们所辑的集古印谱，如陆友仁《集古印谱》、柯九思《集古印谱》、吴敷《吴孟思印谱》、杨遵《杨氏集古印谱》，以及吴叙弟子朱珪的《印文集考》等。

晚明印谱的成熟

印谱发展历经明前中期二百余年的酝酿、沉淀，至晚明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印谱出版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参预编谱者之众、印刷之精良，皆为历代之冠。

促成这一历代之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晚明文化思潮的背景，有市民阶层崛起的因素，有出版业发达的支撑，然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明中叶以苏州地区文徵明、文彭父子为代表的文人篆刻艺术的活跃和发展，并因此促进了文人艺术家对印章的高度关注和迫切的需求。

晚明的文人篆刻艺术做为一种时尚，较之明中期，从地域来说，己从苏州、南京、徽州拓展至浙、闽、赣以至更广阔的地区，这从晚明印谱的编辑者和发行地可以得到证实。印谱作为印章图像的载体，必然是当代印章艺术的反映。换言之，晚明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是推动印谱向艺术发展最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