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 连载66：何谓发达国家

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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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落后的东亚环境中，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的标准，甚至是周边小国的文明老师。其实中国不过是铁器时代之后局部的东亚地区一霸。但是从清末开始天朝接连败北，首先是鸦片战争吃了个大亏，然后是1894年被弹丸小国日本击败，还割让台湾给日本，这就是已经是“反了”，不料后面还有更凶狠的1900年“八国联军”不远万里破门而入，把中国皇帝吓跑到几千公里外的荒野——幸亏国家大，否则国已灭。一个原始落后文明的死而不僵，终于大大震惊了天朝的知识分子们，从此中国人开始撕心裂肺睁开泪眼看世界，逐渐知道天外还有天，剧烈的近现代中国文明反思与革命就此开始。

今天看，这种中国内部的文明转轨其实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任何文明都有惯性，比如印第安人单凭自己是不可能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北美的转型其实是一种断种更替。先进文明有先进的惯性，落后文明也有落后的惯性。人种假如不灭，就要灭思想灭传统，否则你根本进不去西方创造的西方发达世界，但中国人即便到今天都念念不忘什么都是中国的好，所以，要进入现代发达世界的轨道极其困难，你甚至会看到一个热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在热爱西方现代社会，这是一种矛盾，有的人并不明白自己就是自己的挡路石。当然我也不同意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但是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肯定的。今天中国正在进入他的第二或第三次开放大潮，每次开放实际上都要血流成河；不过随着深刻的文明变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中国当在21世纪有不同的理性表现了吧。

总体中国与印度并列是正常的，两国的现代化指数一直都比较接近；他们自古也属于接近的文明板块，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但不能看制度，制度太表面。伊朗和印度都属于政治民主制国家，但他们的宗教不同，一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是印度教，这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经济水平不一样，他们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多看经济发展，因为普通百姓认同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甚至看经济都不够，要看的因素非常多。

在今天，文明问题实际上就是现代化问题，今天的文明就是现代化文明，文明程度的高低在今天就是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所以，今天人们应该求的是现代化，求文明这个目标，求人类文明发展指数，而非应该是制度，当然现代化里面包含了制度，但不是唯制度，所以，追求文明或现代化与追求制度的人们是非常不同的。文明学提倡今天人们应该把发展方向调整到“追求现代化文明”这个目标上来。当然，从终极上现代化都不是人类的目标目的，但是暂时短期的人类全球文明指标就是现代化。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也一直有人反对现代化的，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行为。相比原始社会与现代化，后者更符合大多数人与国家的利益，所以我支持首先现代化，然后再支持多元。

实现现代化非常复杂，而且对于西方之外的世界甚至是非常困难的。实现现代化更多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它的另外一个含义近似于“西化”，这对于那些坚守自我价值的文化中心主义者而言都有很大的排异反应，比如中国、印度、中东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盛行的国家里会遭遇很大的挫折。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客观地讲已经是非常好的结局，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宗教不发达，并且有一定的农业文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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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对于中国还不满意，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错觉上认为中国古代一直非常辉煌乃至发达，另外一个是过于看重表面的制度——这是20世纪略显陈旧过时的一种思维，人们把制度这种“手段”最终当作了“目的”，本末倒置了，最终开始“制度崇拜”。

中国实际上在过去一百年里实验了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制度，最后大家还是不满意，代价巨大的革命在中国的近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实际上这也是其他落后国家的现状，因为大家都“不满意”，并且还有西方的发达模范放在那里作为一个标准让你不满意。其实，这既是一个时代断裂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看待文明发展规律的问题。所有的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年从农业向工业时代转型期间多数都爆发过革命，比如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甚至日本，一旦现代化完成，就走上平稳的道路，这属于时代视角。同时还有不同国家自己的特殊文明路径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如同不同的个体人类，你的基本条件不同，你的命运就是不同的，没有人会认为所有人应该是绝对一样的命运，你没有为自己没有成为比尔盖茨而焦虑，但是对于国家人们似乎就没有如此理智理性了，他们要求是一样或基本一样的，否则就要求革命，并且认为革命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在整个20世纪差不多都是如此的思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如此。

中国人不仅喜欢革命，而且中国人一直都在向“上”看，看皇帝，也看制度，并且每次制度失败都认为是“皇帝”的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认知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太旧了，因为眼睛只盯着“人”，这是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造成的错觉。所以文明学尝试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一个无“人”的新的科学化的复杂体系，试图通过体系和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以及文明的发展问题。这也是一种革命，一种思想革命。

旧的文明观基本上是一种幻觉，不清晰、不具体，也缺乏根源性研究，总体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喜欢文学化地描述好与坏，这都是旧时代科学不发达时期的研究特征。进入21世纪，相对科学的新型文明观，会随着文明规律的科学研究逐步扭转旧的弊端。

新兴文明观的最大特点在于很多方面可以量化和证伪，这是相对可信的科学思维。新文明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宏观，而旧的传统文明观则是微观的，所以他们的许多结论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一事可以借助炒股经验，年线周线与分时线概念截然不同。

假如没有这种文明观的辨析，就很难对于中国近代文明状况做出科学判断。比如在一本中国影响很大的历史书籍《天朝的崩溃》中，作者茅海建认为清朝是当时的“发达国家”，但是后来在比较中英双方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枪时他却又说两国武器水平相差200年，这就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认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文明认识产生了错乱，这就属于典型的传统文明观。一个“发达国家”（清朝）是不可能与另外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英国）的武器装备相差200年的。200年的差距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最落后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清朝确实不仅不是文明发达国家，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国家之一，相当于非洲的文明水平。这牵涉到一个文明的时代划分与评定问题。以前旧的文明认知没有细化，也没有量化，所以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混沌和矛盾。茅海建是一位合格的鸦片战争研究者，研究一个具体的微观历史事件他是行家里手，但不是好的文明研究者，他在文明的判断上是混乱失败的，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未必比他的情况更好。文明学这种新型理论范式的建立一定会带来许多革命性效应，同时会带来许多认识冲突。

我们如何从理论体系上识别茅海建的这种认知错误呢？首先，文明认知必须要细分“时代”。当我们使用文明中的“时代”这一划分工具时我们就知道，清朝处于标准的“农业时代”，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就是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当然英国也是工业时代的标兵。中国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基本完成工业化，所以，非常肯定清朝当时不仅就文明时代方面落后于英国文明，他们都不在一个“时代”，差得非常远。所以，文明学来看传统学者的文明观时会觉得他们几乎是颠倒黑白的。

“同时不同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文明学特别强调的一个认知原则。站在今天看一百多年前，我们怎么可能认为农业时代的清朝是“发达国家”呢？清朝是哪个意义的“发达国家”呢？假如是农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又如何与工业时代的英国相比呢？标准错位与标准混乱才会得出清朝是“发达国家”的结论。所以之后的清朝败于英国，从文明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的对决，而工业文明获得胜利是一种必然。但是假如传统文明观来分析鸦片战争的案例，因为清朝也是“发达国家”，那么结论肯定是“皇帝坏”。我们从文明学逻辑知道，农业文明就是落后于工业文明，任何农业国家在同等情况下都不可能战胜工业化国家，换句话说，当时的清国无论如何都会败北于英国。

另外，从现代化指数（何传启，2018）上看，中国即便在顺利快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的2015年“现代化指数”也只有44.4%，英国同年则是91.6%，即便在今天也还差着一倍呢。限于资料，我们看不到更久远的统计，我们看到1980年中国的现代化率是22.1%，可以想象在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东亚大概也就是1%左右，跟一个当时的世界第一工业化国家如何相抗衡？

中国的“2015年现代化综合指数”在全球排名是第63位。真可谓浴血奋斗了一百多年现在才达到全球的中等水平。但今天这个成绩已经是连续顺利发展近40年之后的成绩，所以应该非常珍惜，而非埋怨与苛责。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也埋怨，甚至谭嗣同等烈士“我以我血溅轩辕”，仅只依靠勇气和热血就可以改变现代化的局面吗？答案是否定的，革命无法促进文明，文明发展有自己的一套惯性的潜规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很多人分不清“大”与“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分不清“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但不是发达国家，从来都不是，并且也不是强国，但在近几千里确实是东亚一霸。文明的突变产生的格式化效应，在当时的中英之间可谓划开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不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填平的。在宏观文明学产生之前甚至是没有人意识到有这条“鸿沟”的存在，茅海建等传统学者就没有看到这条文明鸿沟的存在。中国的一切主要问题实际上都是现代化问题，只有现代化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现代化就是今天“文明”的核心标准。

如此一来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也清楚了。日本是东亚最早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台湾在割让给日本之后被日本统治殖民了50年，台湾在1937年前后被日本带动已接近工业化完成，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而中国大陆达到这一标准的时间是1970年代。所以，台湾文明跟随的是日本，不是东亚大陆，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与他们之间隐蔽的“文明差距”大约是四五十年。2015年日本的现代化排名在全球大约140个国家里是第12名，现代化实现率是93.2%。

政治制度只是最表层的一个文明指征，不同国家民族的真正的差异在内里的文明水平，也就是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五四时期的两“先生”论太过肤浅简单，只有“德”“赛”，引偏了路，在今天应该得到修正，加上“文明”或“现代化指标”，就比较恰当周全了。另外，加之20世纪全球两大霸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抗争，致使中国被动牵连，忽左忽右，普通人无所适从，个别激进分子爱走极端，好在近几十年中国的当家人从来没有偏离过“救国”的富强之路，宏观上没有大的错误，微观上有过一些波折，所以改开后发展很快。

(原文链接 中是本人另外一个纪录片《发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