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的珐琅器礼物与皇权
内容提要：
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大臣视为宝物，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奉为家传宝物，表示报恩效忠。清廷制成画珐琅高档奢侈品，成为皇权神圣的象征。
关键词：
画珐琅 造办处 《万寿盛典初集》 鼻烟壶 杨琳
作者：
常建华，1957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矽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如金、钴、锑等）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加入砷的氧化物有不透明的乳浊作用，这种装饰于器物表面的釉质物质称为珐琅。”[1]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康熙款画珐琅器，是我国较早的画珐琅器，关于其制作的技术来源，1960年朱家溍先生就论述了明清时期的铜掐丝珐琅和铜胎画珐琅问题，指出铜掐丝珐琅工艺在明代已经大量制造，嘉靖、万历时期的作品甚多。清朝宫廷专门设“作”制作珐琅器物，广东是清代制作铜胎画珐琅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他注意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初二日曹寅档案的朱批奏折提到曹家办理“珐琅瓷器”差事，提出“江宁”或附近苏州、扬州在当时是铜胎画珐琅产地之一。[2]
20世纪80年代，有关清朝画珐琅问题的专门研究兴起。杨伯达先生对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款画珐琅器经过认真整理、对比，从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进行探究，他提出：“我国画珐琅有很大可能是产生于康熙时代，而不是明代。清朝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运用烧制掐丝珐琅、料器或粉彩瓷器的经验，用本国珐琅原料创制成功了中国画珐琅。至于追求并模仿欧洲画珐琅的艺术则是远远以后的事情了。”[3]吕坚先生举出广东地方大员杨琳分别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二十八日、五十八年（1719）六月二十四日上两件宫中朱批奏折，[4]继续证明杨伯达先生的观点。他指出：广东素系我国历史上珐琅器产地之一；康熙时，西方珐琅、画珐琅的制品及原料，如珐琅表、珐琅铜画片、洋珐琅料也已传入我国沿海地区；康熙五十八年，法国画珐琅艺人陈忠信（Jean Baptise Simon Gravereau， 1690—1762）来到我国。这两件档案虽然未能解决早期我国自己创制画珐琅的问题，却说明了西方画珐琅对我国的传入及影响。[5]朱家溍先生进一步论证康熙帝颁发给江宁织造曹谕旨提到的“瓷器珐琅”指出“曹家经手办理过烧造珐琅”[6]。张临生女士从工艺的角度对清宫画珐琅进行了系统研究。[7]
近十多年出现了一些更具综合性的后续研究。施静菲女士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清宫画珐琅工艺在康熙朝的建立；清宫画珐琅中国、西洋因素的演变脉络，画珐琅在清宫发展的契机与可能的驱动力。[8]周思中先生探讨了康熙朝画珐琅的创烧、色地风格等，[9]许晓东从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讨论了康熙帝的推动作用。[10]这些研究在资料方面更加注重使用康熙朝朱批奏折。
我们知道，研究清宫造办处的活动，《活计档》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由于《活计档》始于雍正朝，研究康熙朝则无《活计档》可利用。因此，康熙朝朱批奏折君臣互动的记载中涉及宫廷与地方有关器物造办的史料，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由于研究珐琅问题的学者多非历史学专业，对于康熙朝朱批奏折的利用有一定局限性，在对康熙朝满汉文朱批奏折的使用方面，还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此外，以往研究在立意方面，多是立足于从器物的物质文化及中外交流的角度出发，比较缺乏清史的立场。笔者拟进一步搜集奏折及其他文献资料，结合现存画珐琅实物，从清朝皇权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康熙朝的画珐琅问题，除了探讨画珐琅的制作外，还考察康熙朝大臣进献的珐琅器物、皇帝赏赐大臣的画珐琅器物，增进对清朝君臣关系与统治方式的认识，对以往研究加以补充与完善。
一、华洋结合：画珐琅器物的制作
事实上，“法蓝”“法瑯”“琺瑯”的文献记载明清之际已有。[11]如晚明苏州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卷五谈到书画的画轴时，认为轴头不可用“法蓝”等制作，以免俗。[12]明清之际安徽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撰《物理小识》，讲到受外国影响，金银器可以镶嵌珐琅：“金银皆有镶嵌累丝、琺瑯，因拂菻之法也。”[13]同时代的京师人孙承泽（1592—1676）说京师元（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贾易，谓之内市。集中了奇珍异宝，其中有“景泰御前作房之琺瑯”[14]。他还讲到“琺瑯”来源于外国：“大食国器以铜骨为身，起线填五采药料烧成，俗谓法瑯是也。”[15]山东淄博人孙廷铨（1613—1674）《颜山杂记》说山东博山生产琉璃，能装饰“琺瑯”，所谓：“玛瑙者，琺瑯点之。”[16]
康熙帝对于珐琅的兴趣，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物品中已经表现出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九日，召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徐乾学、学士张英、侍读学士高士奇、编修杜讷五人，赐食西苑秋云亭，“遣中使就赐御书及内制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各一”[17]。文中的“内制”当指宫廷养心殿造办处作坊所制，该造办处至迟于康熙十五年（1676）已经设立。[18]说明此时宫中已能制作珐琅器。在康熙二十年（1681）已经能制作小件日用品，这些物件可能是铜胎掐丝珐琅。这一记载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实为晚明士大夫流行的“瓶炉三事”之物。我们略作说明：《遵生八笺》是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钱塘人高濂所著，书中的《燕闲清赏笺》有“论宣铜倭铜炉瓶器皿”[19]。炉瓶是焚香的重要用具。他还列举了“焚香七要”：香炉、香盒、炉灰、香炭墼、隔火砂片、灵灰、匙箸。首列香炉、香盒，与瓶构成重要的焚香器具。“匙箸”条讲：“匙箸惟南都白铜制者适用，制佳。瓶用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箸下重不仆，似得用耳。”[20]足见箸瓶在香事中的重要性。《遵生八笺》对晚明士大夫影响很大，文震亨所撰《长物志》是晚明讲述士大夫追求高雅生活方式的重要作品，其中“箸瓶”条称：“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箸下重不仆，铜者不入品。”[21]对高濂有所回应。还谈到室中“置炉”“置瓶”，“置炉”条谓：“于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炉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箸瓶一。”[22]箸瓶、香盒与炉恰好是“瓶炉三事”。晚明的上述香事风气为清人上流社会发扬光大，康熙帝赏赐近侍重臣士大夫“内制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各一”，表明已深谙晚明以来士大夫的生活好尚，投其所好，拉近了君臣距离，显示出康熙帝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器物的追随与达到的境界。
康熙时期烧造成功珐琅彩，其中借鉴了西洋的方法。康熙二十六年（1687）受法国路易十四宠爱的传教士福脱尼（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从北京发信，请求从法国运来里摩日的珐琅手工艺品。过了几年，法国商船就如约地把珐琅工艺品运到广州，接着又从广州流传到清朝宫廷，引起康熙帝的强烈兴趣。[23]
关于清宫瓷胎画珐琅创烧的时间，有康熙二十年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四十五年（1706）后、康熙晚年五种看法，[24]有学者指出，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派遣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前往凡尔赛宫，使命之一就是寻求珐琅艺术家和科学家到中国，同年清宫造办处扩大编制，正式成立十四处作坊，其中应包含珐琅作坊。康熙三十五年北京设立玻璃厂，隶属造办处，有可能在玻璃厂进行了画珐琅实验。玻璃胎画珐琅烧成应该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后至四十五年之前，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可能清宫真正初步烧成金属胎或瓷胎画珐琅。[25]“另外有1711—1716年之间的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提到，康熙对中国工匠的画珐琅制品并不满意，命臣下把奉旨生产的玻璃器和画珐琅器皿放到养心殿，并常常召见传教士到养心殿，询问那些中国工匠是否已经掌握了欧洲的画珐琅技术。”[26]有学者认为，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和烧造时间最有可能在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1722）这七年之间。[27]就现存的康熙朝朱批奏折而言，有关珐琅器的记载的确是在康熙五十五年以后出现得较多。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报：“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呈验事。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令其制造法蓝金钮，欲连人进呈内廷效力。值乌林大李秉忠奉差到粤，令其试验伎艺可取，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猷二人，随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钮子八十颗，合先呈验。”[28]说明广州得风气之先，已掌握烧时辰表、鼻烟壶等西洋物件，珐琅这种技艺应是从西洋学习的。
同年九月初八日，广西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元龙家人张文自热河回粤，带回皇上恩赐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八角盒砚、水丞、圆香盒各一件。陈元龙奏报：“又接臣侄臣陈邦彦家信内称，恩赐法琅宝器四种，并非内府工匠所造，乃经圣心指授，从格物致知之理，推求原本，烧炼而成……谨考法琅，古所未有。明景泰时始创为之，然其色凝滞其质笨重，殊不足贵。迩年始有洋法琅器皿，略觉生动，西洋人夸示珍奇，以为中国之人虽有智巧，不能仿佛。乃我皇上于万几之暇，格其理、悟其原，亲加指示，熔炼成器，光辉灿烂，制作精工，遂远胜洋法琅百倍。”[29]说明康熙帝在考察“洋法琅器皿”基础上研制出珐琅器，臣下赞誉新的珐琅器不仅超过前朝，而且远胜西洋。当时宫中的传教士见证了烧制珐琅的活动，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写信回国说：“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已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为了也要有欧洲的画匠，他指派我和郎世宁（1715年抵达澳门）用珐琅彩料来彩绘，然而我们两个考虑到可能要和一群腐败的人从早到晚在宫中作坊中相处，就觉得无可忍受，就推脱说我们从来未曾学过此项艺术，但即使如此，在命令的强迫下，我们只好遵从，一直画到本月的31日，在我们从未学习此项艺术的前提下，我们毅然下定决心，永远也不想习得此项艺术，我们故意画得很差，当皇帝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说'够了’，我们因此从被奴役的状态下得到解脱。”[30]可见康熙朝内廷烧制珐琅器参照了宫中的西洋珐琅器。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帝在两广总督杨琳、广东巡抚杨宗仁送往京师法兰西会烧画珐琅技艺的陈忠信奏折上朱批：“会法瑯者不及大内，所造还可以学得。”[31]进一步证明康熙帝“学得”西洋所造珐琅器，而宫中传教士所造珐琅器尚不及康熙帝造的，但不管怎么说，康熙朝珐琅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西洋的“画珐琅”，中文又称“洋瓷”“广珐琅”，“广珐琅”一词充分说明珐琅与广州的关系，广州是著名的珐琅生产地。
关于曹家经手办理过烧造珐琅问题，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江宁织造曹奏报江南米价并进晴雨录，康熙帝在折上批示如下：
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法朖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法琅。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已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32]
对于这一记载，朱家溍先生推断，“曹寅曾经手造办过铜胎画珐琅是很可能的事”，同时“很可能曹家从曹寅到曹都曾经手造办过瓷胎画珐琅器”[33]。周思中先生也认为：“江南织造的曹家很有可能在康熙五十九年左右直接受命参与办理景德镇或宜兴瓷胎或陶胎画珐琅的研制任务。”[34]
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十一日所立《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朱家溍：《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附录，[35]保留了清宫珍藏的画珐琅器，朱家溍先生发现该档册开列的全部品名、件数都和现存实物完全相符。朱家溍将这一藏品目录列出，我将其中的康熙朝部分列为表1，以增加我们对康熙朝画珐琅器的了解。
表1中的画珐琅器应当反映了康熙朝珐琅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器物有瓷胎、宜兴胎、玻璃胎，形制有碗（13件）、盒（1件）、盘（1件）、瓶（2件）、盅（2件）、壶（5件），以碗为最多，壶次之。
康熙朝烧制画珐琅器物的成功，应当说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背景下不懈探索的产物。许晓东强调，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南巡，接老臣高士奇回京，高士奇参观新造玻璃器具，说道：“此虽陶器，其成否有关政治。今中国所造，远胜西洋矣。”[36]也适应于画珐琅，画珐琅超越了纯技术或皇帝个人爱好，与天朝大国的尊严有关，技术的掌握和占有本身具有象征意义。[37]我们从大臣对康熙帝制造珐琅器的赞许声中，也能体会到这种华洋竞胜的存在，康熙五十五年陈元龙奏称：“迩年始有洋法琅器皿，略觉生动，西洋人夸示珍奇，以为中国之人虽有智巧，不能仿佛。乃我皇上于万几之暇……熔炼成器，光辉灿烂，制作精工，遂远胜洋法琅百倍。”[38]此外，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两广总督杨琳感谢皇上颁赐御制珐琅盒绿松石砚、珐琅水中盛、珐琅鼻烟壶以及鹿肉、折卢鱼、乳饼，说：“奴才从前止知法瑯出自外国，今见皇上御制精巧鲜明，远胜外国百倍。”[39]可以证明此点。
二、臣贡于君：《万寿盛典初集》所见宗室、大臣进献珐琅器
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上六旬万寿，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纷纷向皇帝敬献礼物，表示祝贺。康熙五十六年（1717）编纂完成的《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四至卷五九记录了这些礼物，礼物中出现珐琅器14种，说明珐琅器物是顶级礼物，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一定的流行。康熙帝只收了皇室成员的礼物，其他人进献的礼品只收诗册与少量书画。为了认识这些珐琅器礼物，列为表2如下：
表2祝寿的珐琅器物，有尊（花尊）、瓶（花瓶、方瓶、梅瓶、鼻烟瓶）、盆景、花篮、炉、鼎、珠子。明确说明是西洋品的有三种，都是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鸿绪所进。标明是明代制品的只有一件，为十二贝子胤裪所进珐琅松竹梅瓶，此件当是掐丝珐琅制品。其余十件珐琅制品并无制作年代与地点的说明，考虑到这些制品的名称为祝寿的吉祥词语，如三阳开泰、天颜有喜、万寿、四方平安、群仙庆寿、百子献寿、长春，不似西洋制品，当为中国制造，或许有明代流传下来的，由于未标明朝代，有可能部分制品为清代所制，是为祝寿专门制作的，也就是说制造于当时。不过这些珐琅制品，还是难以判断是掐丝珐琅制品，还是画珐琅制品。今存清宫旧藏珐琅器，有一些与表中器物相近的，可以作为参考。掐丝珐琅制品，如明早期“景泰年制”款的兽耳玉壶春瓶、花蝶纹海棠式盆、八狮纹三环尊，[40]清康熙缠枝花纹乳足炉、缠枝莲花纹胆瓶。[41]画珐琅制品，如康熙朝的仙人骑狮图梅瓶、山水图乳足炉、牡丹纹海棠式花篮等。[42]
珐琅器礼物的进献者有8人是单独进献，有2件属于众人进献（表2中第10、11号礼物），其中有皇子6人进献，另有1位郡王、数位高官，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子。举行万寿盛典时，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皆因此前的废太子事件获罪，进献礼物的是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十二子胤裪、皇十四子胤禵、皇十六子胤禄，皇子中特别是年长而且位居亲王的三位皇子胤祉、胤禛、胤祺都进献了珐琅器礼物，尤其是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进献的都是2件礼物，送礼成双，属于重礼。更重要的是礼品本身，我们试比较胤祉、胤禛两位亲王进献的重礼：胤祉进献的三阳开泰珐琅花尊、天颜有喜珐琅花瓶，一尊一瓶，花尊与花瓶应是两件圆形画珐琅瓷瓶，礼物名称中的“三阳开泰”“天颜有喜”属于一般性的吉祥语。胤禛进献的万寿珐琅四方平安花尊、群仙庆寿寿山珐琅盆景，一花尊一盆景，花尊系以“四方平安”可能是方形器，一方顶十圆，应是难得之物；盆景则是需要多种艺术加工的器物，更是别出心裁。特别是胤禛进献的礼品名称含有“万寿”“群仙庆寿寿山”紧扣祝寿主题，可见是颇费心思的。应当说，胤禛的礼物比胤祉更胜一筹。至于其他人进献的珐琅礼品，更无法与胤禛相比。
珐琅器与其他器物比较而言，应是当时最为新颖的赏玩奢侈品。据学者研究，康熙万寿盛典进献瓷器322件，占所进贡品总数的14%，历代古瓷珍品是祝寿佳礼。13位皇子中有12位进献了瓷器，其中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所献最多。而唯一没有进贡瓷器者，是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胤禛此次共进献寿礼28件，包括书画、玉器、珐琅、珊瑚、金银器等门类，只有一件“天仙祝寿合景宋磁花篮”属瓷质类珍品，但显然不同于历代名窑古瓷。孙悦提出：“在康熙六旬万寿盛典这样重大的场合，雍正却何以未有瓷器进献？查考康熙帝对于历代古瓷的态度，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曾有所表露：'尝见有人讲论旧磁器皿，以为古玩。然以理论，旧磁器皿俱系昔人所用，其陈设何处，俱不可知，看来未必洁净，非大贵人饮食所宜留用，不过置之案头或列之书厨，以为一时之清赏可矣。’可见，康熙帝认为古瓷'未必洁净’，不太认同其作为古玩的价值。对此，善于'揣摸圣意’的雍亲王自然多有留心，这也是他的进献礼单中不见任何古瓷的原因。”[43]
此说更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是颇费心思的。这一观点的佐证有康熙帝《庭训格言》告诫皇子富贵人家应留心不适宜使用旧瓷器。
康熙帝很看重自己新制的珐琅器，作为珍品进献已故的皇父，并以此教育皇子：
昔者喀尔喀尚未内附之时，惟乌朱穆秦之羊为最美，厥后，七旗之喀尔喀尽行归顺，达里岗阿等处立为牧场。其初贡之羊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供陵寝，朕始食之。即如朕新制法蓝碗，因思先帝时未尝得用，亦特择其嘉者恭奉陵寝，以备供茶。朕之追远致敬，毎事不忘，尔等识之。[44]
康熙帝用新制成珐琅碗作为顺治帝陵寝供茶用具以追远致敬，胤禛敏锐地体察到皇父心态，他是在熟悉皇父喜好的情况下选择礼物的，此亦可谓孝也。
其实还可以比较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子胤禟这两位胤禛的政敌，他们都进献了瓷器，分别是7件、5件，也不算少，而均没有进献珐琅器物。胤禩、胤禟的礼品不及胤禛的新奇，也比不了胤禑、胤禄、胤礼贡品数量之多，这三位皇子贡品数量分别是11件、10件、11件。可见多数皇子是以世俗流行的眼光选择贡品，而几位年长皇子，特别是胤禛是从皇父爱好出发用心准备礼品的。实际上，康熙帝的喜好影响了皇子，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七年（1708）紫禁城诸皇子宫中就进行过玻璃、珐琅的实验，皇长子胤禔在咸安宫尝试制作玻璃，并将产品进献给皇帝。皇次子胤礽要求传教士在景安宫的錾刻花卉图案的金属片上装饰蓝色珐琅。[45]揣摩皇父的好恶当是皇子们普遍的心思。
三、君赏于臣：康熙帝赏赐新制画珐琅器物
笔者目前收集到康熙朝有关珐琅的朱批奏折19件。其中满文朱批奏折1件，汉文朱批奏折18件。我们依据朱批奏折有关资料，制成表3、表4两个表格：
根据表3、表4中资料提供的信息，可以了解到康熙朝有关珐琅的一些情况。我们首先对奏折的具折人与上奏时间说明。最早的一件是表3序号18江西巡抚郎廷极所上，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瓷器，从他进献西洋玻璃胎画珐琅花瓶与花篮来看，景德镇可能也在创烧画珐琅制品，他知道皇帝当时的关心所在，进献西洋玻璃胎画珐琅器物供皇帝欣赏和参考。此外的18份奏折提到的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3件，五十六年4件，五十七年4件，五十八年5件，五十九年1件，六十年（1721）1件，集中在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的16件，这正是康熙帝创烧画珐琅大获成功的时期。具折人中，先后担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的杨琳上奏最多，有10件之多，奏报访查推荐珐琅工匠的有6件，答谢皇上赏赐珐琅器物等的4件，杨琳在推荐广东本地与西洋工匠上工作最多，康熙帝赏赐他珐琅较多，有感谢与共赏的考虑在内。赏给广西巡抚陈元龙、广西提督左世永珐琅器物，很可能是这两位海疆官员也参与了寻找珐琅工匠与进口珐琅器物的事务。特别是陈元龙，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二十五年五月，迁任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为皇帝的近臣。康熙五十年二月，改任吏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转左侍郎，授广西巡抚。五十七年九月，授工部尚书，改礼部尚书。陈元龙不仅是康熙帝的文学侍从，也精通科技，编纂并辑刻了大型类书《格致镜原》。康熙帝赏赐陈元龙珐琅器，可能更是因陈元龙参与制作珐琅的感谢与共赏。苏州织造的奏折3件，其中李煦2件，一件谢恩，一件奏报代为转赠扬州府天宁寺住持僧广明，天宁寺是康熙帝南巡时住过的地方，赏赐僧广明带有珐琅的砚台，已有感谢与共赏的成分。僧广明也上奏谢恩。曹透露出江宁织造参与了珐琅制作工作。总督管理直隶巡抚赵弘爕因经常接驾收到皇帝赏赐珐琅器。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正黄旗满洲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累迁国子监祭酒，擢内阁学士。康熙五十年为福建巡抚，五十四年（1715）任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也是皇帝的宠臣，特殊的是他作为唯一满洲人得到了赏赐珐琅器。可见，康熙帝赏赐大臣珐琅器的针对性较强，除了赵弘爕、觉罗满保二位宠臣外，大多是参与珐琅器制作有关的臣下。
其次，名称问题，珐琅在较早的奏折中写作“法蓝”，如表3中第1、3两例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即是如此，第18例江西巡抚郎廷极进“西洋法蓝”器事情更早。不过，第2例五十五年广西巡抚陈元龙则使用“法琅”一词，译音更加准确，翌年康熙帝将总督管理直隶巡抚赵弘爕奏折中“法蓝”的“蓝”字改为“琅”字，或许是受到了陈元龙奏折中用词的启发。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直到六十年七月，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瑯”，然而五十九年的第16例则使用了“法朖”一词。至于表4中的“珐琅”一词则是今人翻译使用的现代译名。从“珐琅”一词用字和发音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的变化来看，说明当时对于珐琅的认识还比较新奇，当属于制成珐琅不久的情形。
再次，珐琅器物。最早的资料记载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帝进了西洋“五彩玻璃花瓶”“五彩玻璃花篮”两件五彩玻璃珐琅制品，属于西洋的进口货。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陈元龙谢恩被赏赐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则是御制的清宫产品，也是五彩的玻璃制品，物件则是鼻烟壶。可能清宫较早烧成了玻璃胎画珐琅。五十七年赏赐广西提督左世永镶荷包内珐琅鼻烟壶、两广总督杨琳珐琅鼻烟壶，并没有留下这些鼻烟壶材质的记载，今存清宫旧藏铜胎画珐琅鼻烟壶，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各有梅花图鼻烟壶。[46]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嵌匏东方朔偷桃图鼻烟壶。[47]因此，康熙帝赏赐左世永、杨琳的珐琅鼻烟壶，有可能都是铜胎胎画珐琅。康熙朝制成的画珐琅鼻烟壶，分玻璃胎、铜胎两种材质。
最早记述鼻烟壶的，当属康熙朝的刑部尚书王士禛。他在康熙四十二至四十三年（1704）撰写的《香祖笔记》记载：“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48]
清廷还制成了多种质地的画珐琅碗。康熙五十六年赏赐总督管理直隶巡抚赵弘爕的是“御制法蓝盖碗”，胎质不知。五十七年九月两广总督杨琳所进广州珐琅匠役监生龙洪健等制成盖碗一对，同年十二月杨琳谢赏御制珐琅盖碗一个，这些盖碗的胎质也不知。不过，六十年杨琳谢赏珐琅瓷碗一个，可知这个碗属于瓷碗。今存清宫旧藏珐琅盖碗，有早期画珐琅工艺所制铜胎画珐琅折枝花卉纹盖碗，晚期画珐琅工艺成熟的铜胎画珐琅荷花式盖碗。[49]铜胎画珐琅碗，还有缠枝牡丹纹碗、莲花式碗。[50]此外，瓷胎画珐琅碗，则有红地牡丹浅碗、红地花卉碗、黄地牡丹碗及宜兴胎四季花卉盖碗等。[51]康熙朝制成的画珐琅碗，有铜胎、瓷胎、宜兴胎，前引《庭训格言》说过，康熙帝“新制法蓝碗”，作为顺治皇帝陵寝供茶用具，可见他对于珐琅碗的重视。
康熙帝还用珐琅装饰砚台的盒子。康熙五十七年七月赏赐天宁寺住持僧广明珐琅片嵌纸盒砚、赏赐苏州织造李煦珐琅金砖片嵌石盒砚，五十七年十月两广总督杨琳谢赐御制珐琅盒绿松石砚，根据五十七年九月僧广明谢赏“松花法瑯御砚”的记载，可知他获得的“法瑯片嵌纸盒砚”即松化石砚，与杨琳获赐的绿松石砚属于同类材质的砚台，康熙帝制成十分喜爱的松花石砚，[52]又将新烧成的画珐琅用来装饰松化石砚，遂使松化石与画珐琅珠联璧合，使松化石砚台锦上添花。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陈元龙谢恩被赏赐御制珐琅水丞一个。五十七年六月康熙帝赏赐广西提督左世永谢恩赏御制珐琅水盛一个，十月两广总督杨琳谢恩被赏赐御制珐琅水盛（水中盛）一个。水盛（水丞）是砚墨滴水时盛水用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康熙时珐琅水盛有铜胎画珐琅梅花水盛、铜胎画珐琅荷花水盛，[53]则左世永、杨琳得到的珐琅水盛可能属于铜胎画珐琅技术的制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陈元龙谢恩赐御制珐琅圆香盒一，今存清宫旧藏康熙朝铜胎珐琅圆形小盒，如花卉小盒、三多小盒。[54]
“赏赐少数有功之臣新制的画珐琅，既显示了皇帝的特别恩宠，也表明了宫廷对于画珐琅技术的拥有。”[55]大臣得到皇帝赏赐的珐琅器物，自然感激涕零。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陈元龙得到皇帝恩赐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八角盒砚、水丞、圆香盒，他兴奋地说这些礼物：“从未颁赐臣寮。何意特蒙赐赉，真非常之重宝，格外之殊恩。臣跪陈香案，敬捧细观，如日月之光华，目为之眩，如云霞之变化，口不能名。”[56]陈元龙深感首得“重宝”，享此“殊恩”，他盛赞道：“仰见圣学渊深，理无微而不察，睿心默契，道无往而不通。陶冶运自洪钧，神明侔于造化。合海外之心思智虑，总不出宸衷之范围。溯古来之制度章施，未有如上圣之大成也。”[57]康熙帝得到臣下“圣学渊深”、陶合中外、“圣之大成”的赞誉。陈元龙还表达感激之情：“臣元龙才识短浅，膺重任而多愆；年齿衰残，受深恩而难报。苟免罪戾之及，已沐洪慈；忽蒙赐赉之隆，更惭非分。瞻宝器而心惕，感圣德而泪零。惟有勉竭驽骀，冀遐方之永靖，遥瞻海岳，祝圣寿之无疆，莫可名言，附呈诗册，伏冀睿慈教诲。”[58]如此心情，值得他肝脑涂地报效了。同月总督管理直隶巡抚事务赵弘爕也得到御制珐琅盖碗一个，他称赞说：“真为世宝，而臣得见所未见。”[59]同时还得到其他礼物，赵弘爕对于重赏表示：“臣何人，斯蒙此隆恩逾于天地父母，感激难名，莫知所报。臣惟有持盈戒满，夙夜战兢，慎终如初，毕生惕励，矢犬马血诚于生生世世，以仰报天恩于万一耳。”[60]他表达的是君恩难以为报的心情。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左世永得到御制珐琅水盛、嵌花石紫石盒砚、双联荷包、镶荷包内珐琅鼻烟壶、黄荷包内火镰包，他奏谢说：“逐件捧瞻，精工无匹，华美非常，真天上人间之所未有，奴才有生以来，不但目未经见，即耳亦未经闻，不识何修而得邀宠锡至此。伏念奴才祖父深受国家大恩，今奴才又蒙主子屡次超拔，委以提督重任恩宠，如奴才一家至矣极矣，无可加矣。不意今复格外颁赐御制宝玩种种，荣更逾于华衮，珍百倍乎珪璋。奴才得此，不胜欣跃，感激涕零，窃思主子至洪恩如天罔极。奴才虽粉身碎骨，亦未足以酬报，惟有举家蚤晚焚香顶礼，祝万寿于无疆，并冀子子孙孙生生世世效犬马之力于万一而已。谨将所赐御珍藏至什袭，奉为传家至宝外，为此熏沐缮折，望阙叩谢。伏乞主子睿鉴，奴才不胜荣幸感激之至。”[61]左世永获赐御制宝玩，奉为传家至宝，表示粉身碎骨不足以报。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两广总督杨琳感谢皇上颁赐御制珐琅盒绿松石砚、珐琅水中盛、珐琅鼻烟壶这些珍玩说：“奴才用当传为世宝，永戴圣恩于无极耳。”[62]
四、结语
珐琅器是清康熙时期重要的高档赏玩器物，作为礼物沟通着多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出皇权的神圣。画珐琅工艺引起康熙帝重视，可能最初来自于欧洲传教士带来的珐琅器礼物，因其科技含量较高的工艺水平，欧洲珐琅器的精美程度显然高出清宫中旧有的明代珐琅器“景泰蓝”，特别是欧洲画珐琅工艺出现在多种材质上，如玻璃胎的鼻烟壶等，种类多于清宫所藏。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产生多方面的竞争，特别是信仰的不同。科技的竞争事实上也存在，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有浓厚兴趣，又不甘拜下风，尝试制作铜胎珐琅器物、玻璃胎画珐琅器物，特别是瓷胎画珐琅的成功烧制，成为新的“瓷器贵族”。在康熙帝的大臣看来，明代景泰蓝“色凝滞其质笨重”，“洋法琅器皿略觉生动”，认为本朝以智巧所制珐琅器，足以胜过西洋人的珍奇。[63]珐琅器这种融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奢侈赏玩器物，体现出皇权的高贵与神圣，[64]康熙君臣自以为清朝自制珐琅器的制作水平赶超了外国，沟通了中外关系，弘扬了国威君圣。
虽说“知子莫如父”，反过来“知父莫如子”也说得过去。讲究孝道的康熙帝，将新制成的珐琅碗作为顺治帝陵寝供茶用具。康熙帝的皇子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的皇子，深知皇父的爱好，为了博得皇父的好感与信任，获取继承皇权的资本，于是投皇父所好。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分别尝试烧制玻璃和装饰蓝色珐琅，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为皇父六十大寿进献的都是珐琅器礼物，特别是胤禛的礼物最为讲究。事实上，皇四子胤禛成为康熙帝皇位的继承者，获得皇父心或是胤禛成功的重要原因。
皇权通过分享珍奇之物，体现皇恩的浩荡。皇权最重要的分享是赠送宠臣心爱之物，康熙朝制作的画珐琅器物有瓷胎、宜兴胎、玻璃胎，形制有碗、盒、盘、瓶、盅、壶等，以碗及壶较多。康熙朝制成玻璃胎、铜胎的画珐琅鼻烟壶，赏赐了大臣珐琅鼻烟壶。康熙朝制成有铜胎、瓷胎、宜兴胎的画珐琅碗，也赏赐大臣珐琅瓷碗。此外，还赏给大臣珐琅水盛、珐琅装饰砚台的盒子及珐琅圆香盒。大臣获得皇帝御赏的珐琅器，视为珍宝，感谢皇帝与臣下共赏超越外国的器物，奉为世代相传的宝物，表示效忠以报皇恩。康熙帝深谙晚明以来士大夫的生活好尚，赏赐近臣士大夫内制珐琅器，拉近了君臣距离，显示出康熙帝对于中华文化的追随与达到的境界。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注释
[1]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2]朱家溍：《铜掐丝珐琅和铜胎画珐琅》，《文物》1960年第1期，收入朱家溍《故宫退食录》上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52—160页。
[3]杨伯达：《康熙款画珐琅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4期。
[4]转引自吕坚《康熙款画珐琅琐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5]吕坚：《康熙款画珐琅琐议》。
[6]朱家溍：《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工艺美术史料汇编〉之一》，《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朱家溍：《〈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一文中的更正一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作“磁器法琅”，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作“磁器、法朖之类”，第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92页。
[7]张临生：《试论清宫画珐琅工艺发展史》，《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3期，1983年春季号。
[8]施静菲：《十八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宫画珐琅制作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春季号；施静菲：《文化竞技：超越前代、媲美西洋的康熙朝清宫画珐琅》，《民俗曲艺》第182期，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2013年。
[9]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第53—108页；周思中、易小英：《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名称沿革与烧造时间、地点考》，《陶瓷学报》2010年第1期。
[10]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77—335页。
[11]“珐琅”的异体字是“琺瑯”，但文献中常写作“法蓝”“法瑯”“琺瑯”等，用字有一个变化过程。本文一般叙述统一使用“珐琅”，专指之处如引号内或表格中还是保留原始用法，以存原貌。
[12]［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五《裱轴》，《长物志及其他二种》，《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页。
[13]［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锻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885页。
[14]［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后市（附）》，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76页。
[15]［清］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四《窑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193页。
[16]［清］孙廷铨，李新庆校注：《〈颜山杂记〉校注》卷四《物产》，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115页。
[17]［清］陈廷敬：《午亭文编》巻三八《赐游西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6册，第565页。
[18]郭福祥：《康熙内廷刻字匠梅玉凤事迹补说》，《紫禁城》2012年第10期；常建华：《康熙朝大内善刻能匠梅玉峰》，《紫禁城》2012年第5期。
[19]［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上卷，《遵生八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第437—438页。
[20]［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卷，《遵生八笺》,第498页。
[21]［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箸瓶》，《长物志及其他二种》，《丛书集成初编》，第48页。
[22]［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一〇《位·炉》，《长物志及其他二种》，《丛书集成初编》，第72页。
[23]朱培初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
[24]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第8页。
[25]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第282、284、285页。
[26]施静菲：《十八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宫画珐琅制作在康熙朝的建立》，第55页。
[27]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第65页。
[28]第2224号《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访送烧珐琅人及送西洋人进京等情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2页。
[29]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3—424页。
[30]施静菲：《十八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宫画珐琅制作在康熙朝的建立》，第55—56页。
[31]第2787号《两广总督杨琳等奏送法国医生安泰等进京折》，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524页。
[32]第2847号《江宁织造曹奏报江南米价并进晴雨录折》，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652—653页。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3页引该折内容，“磁器法朖”中间未断句，“朖”字本文径改“琅”。
[33]朱家溍：《故宫退食录》上册，第62页。
[34]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第61页。
[35]朱家溍：《故宫退食录》上册，第62—70页。
[36]［清］高士奇：《蓬山密记》，《清代野史》第6辑，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334页。
[37]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第284、285页。
[38]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4页。
[39]第2714号《两广总督杨琳奏谢御赐物件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42页。
[40]李久芳编：《金属胎珐琅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2、22、41页。
[41]李久芳编：《金属胎珐琅器》，第41、82页。
[42]李久芳编：《金属胎珐琅器》，第180、184、194页。
[43]孙悦：《从〈万寿盛典初集〉看康熙朝宫廷用瓷》，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3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39页。
[44]［清］康熙撰，陈生玺，贾乃谦注译：《庭训格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页。按，该书为雍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追述康熙皇帝语编成，凡246则,皆实录、圣训所未载。
[45]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第283页。
[46]康熙款铜胎画珐琅梅花图鼻烟壶，蔡玫芬主编：《精彩一百——国宝总动员》，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143页；清康熙画珐琅梅花图鼻烟壶，参看张荣主编《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鼻烟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47]嵌匏东方朔偷桃图鼻烟壶，参看张荣主编《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鼻烟壶》，第81页。
[48]［清］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
[49]李久芳编：《金属胎珐琅器》，第189、188页。
[50]李久芳编：《金属胎珐琅器》，第186、187页。
[51]冯明珠主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第205、206、207、209页。
[52]参看常建华《康熙制作、赏赐松化石砚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
[53]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有介绍，https://www.npm.gov.tw，［2018-01-25］。
[54]冯明珠主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第190、199页。
[55]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第297页。
[56]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4页。
[57]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4—425页。
[58]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5—426页。
[59]第2341号《直隶总督赵弘爕奏谢准允乘船赴召屡赐书籍物品并报回署日期折》，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721页。
[60]第2341号《直隶总督赵弘爕奏谢准允乘船赴召屡赐书籍物品并报回署日期折》，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722—723页。
[61]第2627号《广西提督左世永奏谢御赐石砚水盛等物品折》，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161—164页。
[62]第2714号《两广总督杨琳奏谢御赐物件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42页。
[63]第2225号《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谢钦赐珐琅宝器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423—424页。
[64]施静菲指出：“黄地花卉可说是康熙朝清宫画珐琅的重要特点，因为黄色是代表皇家统治之重要象征。”参看施静菲《文化竞技：超越前代、媲美西洋的康熙朝清宫画珐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