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公交趣事续
上一篇说到我在1976年3月从黄山茶林场上调到上海市公交汽车二场工作，在公交车售票员岗位上经历的或听闻的一些趣事，本篇继续。
我在公交二场第一份工作是在八车队当售票员。八车队是预备车队，场里各个车队运行的各条路线有人请病假、事假或者上班迟到了，就由八车队的人去顶班头，保证班车准时发出和正常运行。所以我们就是候补队员。
顶班头，顶得最多的是别人不愿意做的班头。一种是工时超长的班头，一些“落后分子”碰到超长的班头，就想方设法开病假，这些班头缺人了，就得由我们去顶。还有一种是夜班，当时公交公司规定：夜班超过午夜12点钟的，发给夜班费2角7分和2两半粮票，不到12点钟下班的就没有。49路车队有一个班头是夜里11点57分下班，虽然这个班头的工时只有7小时10分钟，不算长，可是实际上做了夜班却没有夜班费，所以轮到这个班头的人大都会去请病假，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预备车队的人去顶了。想想这个班头，下班时间只差了3分钟，夜班费就落空（那时食堂里吃夜宵，一碗肉丝菜汤面才1角几分），制定车辆营运时刻表的家伙，真是“龊刻”（沪语：恶劣、尖刻），轮到这个班头的人实在是“挖塞”（沪语：郁闷、愤懑于胸。源于英语 Worse）。 做候补队员，每天凌晨2、3点钟就要起床，4、5点钟就要上班，顶空补缺，忙得很，不料半年后却大闲了一把，足足休息了一个月。记得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我在50路公交车值勤，下午3点半左右在徐家汇终点站下班，听站头上有人说，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我乘上26路电车回家，车到淮海中路时，马路上回荡起国际歌的悲壮乐曲，瑞金路站上来一位乘客说，毛主席逝世了。结果，人们都要化悲痛为力量，轻伤不下火线，各个车队的司售人员都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了。我们这些候补队员就没有班可顶了，每天上午10点钟去场里调度室报到，下午4点钟回家。在单位里整天就是看电视，电视里全是讣告、哀乐、国际歌，天好象要塌下来了，心里却觉得这日子蛮好过的，一点事也不做，工资、奖金照拿。足足空闲了一个月，接着传来四人帮倒台的好消息，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现在的城市交通以地铁为主，巴士为辅。地铁快速准时，换乘方便；巴士则全是空调车，乘车环境舒适，除了高峰时段以外，平时大多能坐上座位。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这么舒适的乘车环境是想也不敢想的。 我在1976年到1979年做了3年售票员，公交车上冬天是“冰窟”，夏天是“蒸笼”。公交售票员在冬天，绝大多数手足都会生冻疮。早上出场时空车比露天还冷，凌厉的寒风从车窗门缝里直钻进来，不一会儿把人冻得索索发抖。售票员的脚下又是踏着一块铁板，虽然用芦花扫帚垫在脚底下，还是免不了冻疮横生。夏天里更难受，挤满乘客的车厢里又热又闷，空气中满是女人的香水味、男人的汗臭味，有时还有狐臭味。汽车开行时还好受一些，有风吹进来，一旦吃到红灯，车子一停，身上的汗水马上汹涌而出，好像蒸桑拿，热得吃不消。 那时有人统计过，在公交车上，每平方米可站11个人（极严重的超载），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上班族们为了上班不迟到，不被扣工资奖金，公交车来了，拼了命也要挤上去，往往挤得车门关不上，车子误点脱班是家常便饭。公交车里人满为患，乘客之间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有一次在我当班的车里，有一位小姑娘突然大声叫道：“谁把这么硬的东西顶在我的屁股上呀？”全车的乖客，齐刷刷地转向小姑娘所在的那边看，以为是有人在耍流氓了。只见站在小姑娘后面的一位男子，举起一只酒瓶说：“这么硬的东西在这里呢”。车厢里顿时哄堂大笑。 公交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工作时往往吃饭也不正常，胃病成了公交职工的职业病。我在预备车队工作不到一年（1976年3月到1977年2月），胃就出毛病了。我们预备车队要顶公交汽车二场所有路线的班，41路头班车在南洋中学站，吃午饭的时间是早上7点56分（此刻有的人早饭还没有吃呢）；65路头班车在北区汽车站，吃午饭的时间，是近中午10点45分；不光有时早，有时晚，有时连正常进食也做不到。那时规定的吃饭时间是20分钟，如果车子脱班，吃饭时间就只剩几分钟，饭菜只能囫囵吞下肚，吃饭变成了“倒饭”。因此，我的胃病落了根，出了两次血。退休后旅居新西兰，吃了新西兰麦卢卡20+的蜂蜜，才得以治愈。 都说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在那个年代的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们居然练出了在车上解决内急的“本领”，说起来是很不文明的，但毕竟是一段“历史”，此处也不妨回忆一下。内急是生理现象，是人都会有。公交司售人员在工作时，一趟车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如生内急就很麻烦，司机实在忍不住时还可以停车解决，售票员就惨了，只好屏住。于是在下班空车回场的时候，或者车子长距离空驶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实在屏不住了，就在车子后门解决。汽车行驶中车身会抖动，刚开始人想尿却尿不出，时间一长，“长本事了”就能尿出来，过后再拿水桶的水冲一冲，外人不会知道。 有时候车门轴的润滑油干了，车门打开没问题，关上时会被卡住。如果车门卡住关不起来，一般是走到车门边上，用手推拉，才能关起来。如果水桶里有水，浇点水在车的门槛上，能起到润滑作用，车门也能正常关好。如果恰恰水桶里没有水，趁没人时“出泡水”在车门槛上，也能奏效。 我曾经听搭班驾驶员老李说，有一次他在65路上驾驶，下班空车回场，途径斜土路时，车上一位人长得蛮漂亮，在车队小有名气，绰号黄毛的女售票员，内急屏不住了，就蹲在车后门就地解决，还关照老李不要回头看。她刚尿到一半，车子前面有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老李一脚急刹车。车子是刹着了，却听得黄毛“哦吆”大叫一声，紧接着就是格隆隆一阵响。老李急忙回头，只见黄毛从后门滚到前门来了。洋相出得蛮大，还好人无大碍。 现在公交车都是无人售票，没有售票员了，这种不文明现象自然是绝迹了。 1976年的冬天，在预备车队做夜班，有几次在92路公交车上顶班。92路是从徐家汇到七宝镇，大部分时间在漕宝路上行驶，一路上有7座桥，从靠近习勤路的1号桥，到七宝镇的7号桥。当时路况不大好，这几座桥前后的道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晚上夜深人静，桥下路边总有几个人站着。起初，我不明白，很冷很冷的夜晚，这些人在做什么呢？ 后来看到从郊区运菜到市区的“黄鱼车”（沪语：一种脚踏三轮运货车），过桥时从桥上冲下来，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黄鱼车装着满满一车的蔬菜，下桥时车速快，经过那些坑坑洼洼的路面时颠簸震动很厉害，总有一些蔬菜被震落到地上。这时站在路边的几个人就一拥而上，每人抓起一两颗蔬菜，迅速跑到马路边的树林里藏好，再回过来等下一辆菜车经过。说实在的，当时还有点羡慕那些人的，一个通宵下来，能捞不少外快呢。 在201路公交车做售票员时，有一位乘客在车上捡到一块进口的“三道士”手表，交给了我。车子行至水产路终点站后，我马上把手表交给了调度员。后来知道失主是吴淞中心医院的一位医务人员，他因此写了一封表扬信送到车队，表扬我拾金不昧。其实我只是转转手而已，真正拾金不昧的是那位不知名的乘客。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条件远不如今天，但人与人的信任犹在，他捡到贵重物品就交给我，既是他好品德的体现，也是他对我品德的信任，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不经意，以至于我疏于留下他的姓名了，现在想想，当时应该留他名，表扬他。 公交车上有拾金不昧，也有扒手偷窃。有一位同事说过他当班时经历的一件“奇案”。那是过年前的几天，真是扒手猖獗的时候。公交车快要到达某个医院站时，一位农妇模样的乘客高声叫了起来：“我的东西被偷了”。同事顿时紧张起来，急忙问她被偷了什么东西？多少钱？旁边的乘客则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刚才有两个男子挤在农妇旁边，有点鬼鬼祟祟的，有的说这两个人在前一站已经下车了，还有的说赶快报警，事不宜迟。 我同事作为当班的售票员，职责所在，见农妇脸涨得彤红，声音也有些发抖，认定她损失很大，也许是年底农村分红的钱，那就太惨了，便连声催她说清情况，马上报警。谁知农妇听说要报警，反而平静下来，转而笑了起来。同事见她如此反应，不由愕然，如坠云里雾里。只见农妇凑上前来，在他耳边嘀咕了一会儿。同事“啊”地一下爆出笑声，大笑不已。须臾，全车的乘客也捧腹大笑。原来，扒手偷去的是农妇装在牛皮纸袋里准备去医院化验的粪便。汽车到站了，农妇一边下车，一边咕哝道：“现在只好到医院里重新拉屎，不知道还能拉出来吗？”车厢里又是一阵轰然大笑。
(2021年3月15日写于新西兰奥克兰)
编辑/王云飞
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