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那些写女人的男作家

今天先谈一个文学方面的话题：男作家怎么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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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能写好女性角色的中国男作家少的可怜，绝大多数都不及格。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古代的小说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很糟糕，他们对女性的心理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就拿《三国演义》来说，整本书没有一个能站得住的女角色。戏份最重的按理说是貂蝉，但貂蝉什么性格？根本就说不清，完全是个工具人。糜夫人什么性格？甄妃什么性格？都很模糊。当然最惨的是猎户刘安的老婆，连一点正面描写都没有，稀里糊涂就被老公下了锅。

《水浒传》则对女性有相当的偏见，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厌女症”。书里要么就是孙二娘、顾大嫂那种凶恶的女人，要么是就是潘金莲、潘巧云、贾氏那样被宰杀的出轨女人。在女性描写方面也是失败的。

《聊斋志异》对女性的描写要细腻得多，显得活色生香。但这其实是假象。这些女性无非是男性心理投射出来的幻象，是意淫的产物。比如《聊斋志异》的故事往往有种固定的模板：才子家徒四壁，狐狸精或者女鬼半夜来敲他的门，和他睡觉，为他弄钱，为他管家，焖上一锅软饭给他吃，然后飘然远去，只留下一段回忆，供才子躺在新太太身边偶尔想起时心头微微一酸。

这不就是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嘛。

但是古典小说也有例外，那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都是天才之作，塑造女性角色上都极其成功，不过它们两个也存在着本质区别。

《金瓶梅》对女性角色心理有非常精细的了解，而且它很包容，采取一种非道德的中立态度，对人性的看法相当的现实。作者兰陵笑笑生对世界并不悲观，但也不抱有太大希望。他觉得人就是这样，谈不上好还是不好，你看到什么样的人性，接受它就是了。

《红楼梦》是另一种风格。它对女性的心理有同样细微的体察，但它不仅是观察者，更是共情者。在尘世的污浊中，它依旧保持了理想化的一面。《金瓶梅》像是一部人性的纪录片，而《红楼梦》则在记录的同时，不断提醒我们人性可以达到的高度。现在网上有一种论调，把《金瓶梅》的地位排在《红楼梦》之上，这是不对的。曹雪芹对现实的体察能力不输于兰陵笑笑生，而精神世界更加深远和辽阔。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古典小说里绝对的异数

所以，他写出了美丽而可信的爱情。在这种爱情里，恋人可以达到情感上的共振，灵魂上的同频，同时又不让你觉得虚假。

在中国文学对爱情的描写上，《红楼梦》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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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作家很难再追上曹雪芹的情感高度。

我们可以先看几个畅销作家，比如说金庸。金庸才大如海，而且大致也守住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除了在封笔之作《鹿鼎记》里放飞了一把自我，其他时候他脑子里这根弦绷得还是比较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摆脱男性中心的视角。。

金庸小说里，女性角色虽然活灵活现，但普遍缺乏足够的性格深度。而且这些女性人物都是通过男性人物在起作用，她们的发力点始终围绕着男性。

郭靖的情怀是家国，黄蓉的情怀是郭靖；令狐冲的情怀是自由，而任盈盈的情怀是令狐冲。就连杨过和小龙女这一对最痴情的恋人，你也会觉得杨过的世界比小龙女的世界要大得多。小龙女只要杨过就够了，而杨过只有小龙女的话，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相比之下，古龙小说里的女性要独立得多。她们飘逸洒脱，来无踪去无影。就像在《陆小凤》里，女性角色就像007系列的邦德女郎似的，个个风情万种，而且睡一集就跑，不给陆小凤添麻烦。但是，金庸小说的女人至少还有一点可信度，而古龙写的这些女人一点可信度都没有。当然，古龙对此也不在乎，只要故事听起来好玩就是了。

说到不可信，就忍不住提到大刘的《三体》。大刘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科幻作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耿直的理工男。跟他一比，古龙、金庸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巨匠了。像程心这样的人物，完全是耿直男们幻想出来的理想化角色，而且大刘幻想得还非常认真。

看到大刘笨手笨脚地描写女性的心理活动时候，让人忍不住想起这样的直男对话：

我总觉得大刘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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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说的是流行文学，但是严肃文学里也是如此。中国男作家里能写处理好女性角色，真的是凤毛麟角。

比如说《废都》。它几乎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废都》可以说比《聊斋志异》还要《聊斋志异》，集中了男性传统文人自恋与误解之大成。

书中的那个猥琐主人公庄之蝶，仅仅因为会码字写文章，就莫名其妙地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个个女人向他扑来，说是自己的生命被他“点燃”了。这些女人的行为简直匪夷所思，好像她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爱慕庄之蝶、呵护庄之蝶、满足庄之蝶的虚荣心。情人阿灿不光怀上了他的孩子，还甘心为他毁容，“我要保你的清白哩！”哪怕作者有0.01克的共情能力，恐怕就不会想象出这么荒唐的情节。

这不是三观正不正的问题，而是对女性心理缺乏起码的理解。她们被彻底工具化了。工具就是工具，人怎么能理解工具的心理呢？

别看贾平凹比刘慈欣的文字水平要高出很多，但在这方面他们是类似的，都是把女性角色工具化，只不过这些女性服务的目的不同。大刘的目的是宇宙、文明、万古洪荒；贾平凹的目的是：文化、才子、我老贾。

当然，严肃小说作家里也有深谙女性心理的，比如说苏童。苏童对女性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在国内男作家里几乎无人能比。但是苏童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作品，无论是《米》、《妻妾成群》,还是枫杨树街系列，都有一种特有的女性氛围，密不透风，幽暗褥丽。他过度沉溺其中，男性世界就成了一种危险而对立的存在，而女性世界也被推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苏童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有一种幽暗褥丽的女性氛围

拿《红楼梦》和苏童小说对比一下，就能明白问题所在。曹雪芹可以描写可信而高远的爱情，可是苏童甚至写不出一个带有健康气息的爱情故事。

这说明共情不是陷入某一方的立场，更不是将男性置身于女性的位置，而是男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对对方的理解与支持。理解永远是保持自我独立之后的理解，共振也永远是两个独立灵魂的共振。

大刘式的隔膜和苏童式的沉陷，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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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个独特的说法。《一句顶一万句》不是专门讲爱情的小说，而是讲孤独的，但是它说出了很朴素的一个道理：爱情首先是“两个人有话说”。

什么是有话说？其实就是精神上的共鸣和理解，再简单点说，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频段上。大刘笔下的男女是鸡同鸭讲，而苏童的男女是彼此对峙，都不在一个频段上。

现代男作家的小说里，能写出同频共振的健康爱情的，是王小波。其实王小波男性气质很重。他的书一看就知道是男作家写的，就像王安忆的小说一看就是女作家写的。但是王小波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够尊重和理解。这种理解不是苏童式样的沉溺，而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另一个独立的人的理解。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最好的代表。它描写了一种伙伴式的爱情，是在理解基础上的同频共振。外部的世界，风雨也罢，晴空也罢，有了这份爱情就总有一份阳光洒落下来。这让人想起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当然，在文学上《红楼梦》要比《黄金时代》高出很多，两者的笔调也完全不同，但在爱情的气质上，双方有共通之处。

王小波对女性心理把握的细腻程度，其实远不及苏童，但他却写出了动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是苏童做不到的。这就印证了前面说的话：同频共情不是让你变成她，而是让你理解她，珍惜她，你的心与她的心一起跳动，和她拉起手来，一起面对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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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文学，再说说生活。

小说永远是生活的折射。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爱情都是理解与珍惜，都是同频与共情。你不需要成为她，但你要与她活在同一个频段上。

在小说里，这是健康爱情的标志；在生活里，这则是杜蕾斯提倡的爱情主张。这个1929年诞生的品牌，在漫长的历史中见证了人类个性的解放，见证了人类观念的变迁，也见证了男男女女们如何拥抱自由与无羁的爱情。它为情而生，为爱而来。

真正的爱情永远是从陌生走向理解，从孤独走向共情，从隔膜走向同频。就像小说家用爱创造文学中的《黄金时代》一样，人们也用爱创造生活中的黄金时代。九十年来，杜蕾斯始终在为此助力。

只要勇敢尝试，心与心的交融并不困难，灵魂与灵魂的同频也并不困难。

享受爱情，享受生活。让心与心一起跳动，灵魂与灵魂一起共舞。

——这就是“与她同频”的杜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