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法“赵体”，为何总是容易觉得写得“媚”？

赵孟頫书法诸体兼善，风格多样，评者认为其“隶、楷、行、草俱为元代第一”。然而，被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社会认可度较高、称之为“赵体”的还是略带行书意味的楷书与夹带草书元素的行书。后人学习“赵体”，通常也是以此类书法为范本。具体来说，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楷书《妙严寺记》、《胆巴碑》、《三门记》与《行书赤壁赋》、《洛神赋》、《归去来兮辞》等。

这里所说的取法赵孟难以推陈出新，指的就是此类作品赵孟頫书法本身用笔简洁、圆润、爽快，但学习者由于功力不足，容易造成笔法的简单、圆滑、流俗，以至于降低书法的格调，向媚俗方向滑坡。

包世臣评论赵孟頫书法曰:“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吴兴书笔专用平顺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

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史故耳然竞不能废者，以其笔虽平顺，而来去出人处皆有曲折停蓄。其后学吴兴者，虽极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净，是以一时虽为经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销火灭也。”

包世臣对赵孟頫笔法的论述可谓搔到了痒处，赵孟頫书法用笔以微妙变化中见功夫简洁而不简单，平顺而不平直，然而,有些取法赵孟頫者，把本来含蓄的笔法给简单化了，以至于降低了书写时的用来的字自然如经生胥史之算子状。

赵孟頫书法是对“二王”书风的提取与规整，属于继承性书法类别，这一属性决定了赵孟頫书法再塑时的局限。何良俊说:“直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

邢侗说:“右军之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何良俊与邢侗是以赵孟頫的行书为关照点的“尽右军之妙”“正衣钵”均说明王羲之书法与赵孟頫书法的源流关系，进而也能够说明赵孟是继承性书法家而非创新性书法家。

赵孟頫把本来活泼生动、变化多端、奇正相生的王羲之行书给规范化了，从而变成了姿态平庸、缺少变化、端庄秀美的书法形态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与变动的因子。后人师法“赵体”，只能按照赵孟頫规范化的样子去比葫芦画瓢，若是想在“赵体”基础上进行推陈出新，变化出新的式样来，难矣!

赵孟頫书法由楷书、行书、草书破体而成破体之后的书法形很难再有可开发的余地。破体是汉字演变的途径与方式，是连接书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破体应用于书法创作，犹如动物之间的杂交与植物之间的嫁接，便于形成新的书法形态。汉字在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标准化的官样字体，也产生了介于不同书体之间的俗样字体，这种俗样字体就是破体。

汉字演变中的破体是人们在汉字书写中因使用需要自然而然生成的，而书法创作中的破体则是书法家有意为且经过大量实验而塑造出来的。字体演变完备后，便进入书体演绎的阶段。由于实用方便，便于识读，早期的书法破体是围绕楷书与行书而展开的。赵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颜、柳、赵”,主要指向是四人的楷书。

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非常纯粹，而赵孟頫的楷书则具有行书意趣，或融会行书笔意或掺杂行书笔画，或加入行书字体。个人认为，四大楷书家，颜真卿书的可变性与可塑性最大，其余人则很小。

赵孟頫的楷书在赵构书法的基础提升拔高，其基本格调并不是那么高古，这直接决定了赵孟頫楷书的未来发展，换句话说，赵构的楷书经过赵孟頫行书化后，其再造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赵孟煩行书融人了草书的元素，也以看作是行书与草书的破体。赵孟頫的行书与楷书形态独具，字字独立，看似粗细变化错落有致，实则经营位置、刻意安排。后人师法“赵体”，若不按照赵孟頫笔法结体规定性为临仿则不像。好不容易下功大临像了，又陷入藩篱之中不能自拔。

当然，师法“赵体”难以推陈出新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这里只是着重从这三个方面讨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