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书种种

作者/何绍奇

借书

  四十年前,我在四川梓潼拜师学医,老师先授以《医学五则》。此书作者为清末中江人廖云溪先生,书凡五卷,曰:《医门初步》、《切总伤寒》、《药性简要》、《汤头歌诀》、《增补脉诀》。此书作为课徒之书,在川北流行已久。其中,汤头大体上取自汪昂,药性则以汪氏《本草备要》为蓝本编成歌诀,脉诀以李时珍《濒湖脉诀》为主。《初步》则颇不足道,最差的是有关伤寒的一卷:“一日二日宜发表而散,三日四日宜和解而痊,五六日便实方可议下,七八日不愈又复再传,日传两经名为两感……”大悖仲景原义。质之业师,业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旨哉言乎!于是,我便尽可能找其它书来读。其时适值二版中医院校教材公开发行,无奈僻处小县城,总买不齐,一遍遍去书店询问,××书到了没有?同时,学徒补助费一月仅人民币八块,就是一下子到位了,也买不起。只好到处借书读。业师新三先生惜书如命,向他借书,很难启齿。一次,借了他一本《中医学基础理论》,谁知上厕所时不慎一下子落入茅坑,急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好在有位西医马锡昌斯时大施援手,救我于水火之中:他说他刚好有这本书。以后,我在肖老安相先生、师兄发祥、志孝以及其它同学那里都借到不少书。借了书,就边读边抄。如南京的《伤寒论讲义》(《释译》前身),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孙一奎的《赤水玄珠》等等,都抄过。为了省钱,都是用蝇头小楷,至今手边还留有一部分,有时翻出来看看,既觉得高兴,又有些心酸。前些年,金寿山老师在一篇谈治学的文章里说,他的经验之一是:书,是不买的好。他说,你买了书,就放进书柜里,不知什么时候拿出来读。如果不买,想看什么书,可以去图书馆借,借书都是有期限的,势必要逼着你读,逼着你动笔摘抄。此说可谓深得我心。

  在上海延安饭店,一次统稿组和顾问组的人在一起闲聊,谈及已故名医章次公先生,严世芸兄忽然愤激地说:章次公最没品德了--- 一时语惊四座。我的老师朱良春老当时也在座,他正是章先生的高足,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严说:“他借了我父亲(苍山先生)一部善本书,不但不还,一高兴竟然转赠给他人了。气得我父亲生了一场病。”一时满座哗然。朱老也满面通红地承认,章老名士风流,不拘小节,或有此事。

  惜书

  书是读书人的至宝,当然要爱惜,对那些得来不易的书,就更是珍若拱壁了。上海范行准先生藏书极多,有不少善本、珍本。据朱良春老告诉我,解放前,这位范老先生因为要买一部什么书,钱不够,大冬天把棉衣当了,才凑齐书款。捧著书,一路冻得打哆嗦。刚好章次公先生出诊回来,在人力车上看见他了,一问才知是怎么回事,身上也没带钱,当即脱下身上新做的皮大衣给范披上,自己哆嗦着回家去了。

  姜春华老的书橱上,贴着两张小纸条,一张是“闲谈不得超过十分钟”,另一张是“图书自用,概不外借”。

  任应秋老的书,全部用一色蓝布做的书套,又整齐,又漂亮。几次去他家,很想抽出一本来看看,又不敢,任老叹息说:“这几架书,已经是劫后之余了。”

  我对书没有老一辈那么爱惜。只要是自己的书,读的时候,常常信笔把自己的看法写上去。不少研究生、进修生来借书,我也很慷慨,惜乎往往借去不还,一毕业,走了,更是杳如黄鹤。我出国以后,也有不少人向我妻子借书,妻子也传我的家风,来者不误。几年回来以后,四大书柜的书,仅余一半,徒呼奈何。

  焚书

  清代吴澄在《不居集》中说:医书很多,但说愈多而理愈晦,而且误人。他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患书少,而今之患却在书多,安得有一大圣人出,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火而焚之,才大快人心。章虚谷《医门棒喝》也有过类似这样的话。他们的话,当然失之偏激,而且也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我倒觉得,这些话对于所有写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声警钟!提醒我们:著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要对社会负责,对学术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好书不嫌其多,但事实上,无论古昔,真正的好书却并不很多。

  卖书

  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作者出一本书,要自己“包销”若干册,凑够印数才行,否则出不了。“包销”的数字若小,倒也罢了,动不动就是几百册、一千册以上,谁受得了?

  我辈不早不晚,干了三十多年,刚好在学术上成熟一点了,辛辛苦苦写出书来,劈头就遭这么一棒。住房本不宽大,再堆上一摞摞书,一开门,只得侧身而进,这且不说,这批书要砸在自己手里,数以万元计,还吃饭不吃?

  有一次,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朱邦贤君约我和江幼李等几个人写了一本《中医学三百题》,没有稿费,以书折价,自己的书还没卖出去,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摞,真叫人发愁。后来幼李出了个主意,说距咱们西苑不远有一所京侨大学,有个中医系,这些书不妨拿去卖。于是我们一行数人就骑上自行车,带上书,直奔京侨大学。不巧人家正在上课,站在教室门口静候了大半个小时,学生出来了,幼李就向他们介绍,无非是说这本书如何如何好,我则站在一边,实在说不出话来。学生们翻著书,七嘴八舌,评头品足,或说这本书的用纸怎么这么坏?是不是盗版书?或说真有用么?或说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这和集贸市场卖菜卖鸡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只卖出一两本。我骑着车驮著书往回走,脸上火辣辣的,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当是最后一次卖书的经过。

  偷书

  关于医书,我发了上述一些感慨,最后想到一个题目是:偷书。

  说到“偷书”,我想先谈谈我曾经遭受过的一次不白之冤。那是1971年,我在甘肃碧口电站工地作医生。时间一长,和当地居民渐渐熟了,便向他们借些书看。其中有一本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打开一看,扉页上有两个图章,一个圆形的,是某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一个方形小章,竟是我的图章。图章的一角,有一根用钢笔划的线,线的末尾,大书三字曰:偷书贼。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从四川沦落到甘肃的,更不知道我何以成了“偷书贼”!仔细一想,原来此书是我以前从旧书店买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误以我袖自图书馆,故尔愤激如此也。

  偷书固属不雅,但也有因偷书而成为名医的。元末明初有位医生叫王宾,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习儒,精古文。因慕丹溪弟子戴原礼之名而谒见之,向戴请教学医之道。戴说:无它,熟读素问耳。王宾遵其教,归而习之。过了三年,戴至吴江,闻其谈论,骇了一大跳,自愧弗如。其实王宾虽得纸上语,却未解用药,听说戴藏有丹溪医案十卷,欲学其术,戴原礼便想把他收归门下,说:“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王宾不干,说:我老了,不能给你当弟子了。过了几天,王宾伺原礼外出,便把戴所珍藏的丹溪医案席卷而去,朝夕诵读,后来竟成为吴下名医。这个王宾倒不大为今人所知,但他的学生尚启东(寅)却是明代大医家。

  我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偷书。

  校书

  “校书”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大致始自唐代,是指“歌伎”。我这里说的“校书”,是指古书的点校。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兵火战乱等诸多原因,古医书往往有很多残缺破损,或在重新翻刻中,又增添了诸如鲁鱼亥豕的错讹。这就需要点校的工作了。句读便是点校中的一个大问题,句读不对,意义大变,例如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一种意思。如果句读改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变成另一种意思了。从前上海名医陆仕谔先生认为《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为之”句读不对,他说“教下”二字,成何语气,应该是“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才对,以前句读错了。时下一些点校的古医书中,错讹太多,甚至到了“不忍卒读”的地步:

  如:仲景于《伤寒论》中,温热森森,具载黄芩白虎等汤,是其治也。

  《温热病专辑》引周扬俊《温书暑疫全书》。

  应为:仲景于《伤寒论》中,温热森森具载,黄芩白虎等汤是其治也。

  再如:《金匮》硝石散症,经文当断,自膀胱急以下十六字,属黑疸。《研经言》

  应为:《金匮》硝石散症,经文当断自膀胱急以下十六字,属黑疸。

  再如:夫胞者,一名赤宫,一名丹田,一名命门,主男子藏精,施化妇人,系胞有孕。《兰室秘藏》

  这就太不成话了。“施化妇人”,如何作解?应作:主男子藏精施化,妇人系胞有孕。

  所以,我认为校书的工作不是甚么人都能干的,这是一门大学问。俗话说“没有金钢钻,莫揽瓷器活”。你是医生,你就好好去看病;你教书,就好好教书。一句话:该干甚么干甚么。浅学如我,前些年就几次蒙出版社盛情相邀,要我替他们点校几本书。我只有敬谢不敏,因为自己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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